2019年12月中旬，台北當代藝術館（MOCA）前的貨櫃展區出現了一個神祕的、名為「台灣聖山」的攝影個展。4坪大小的空間裡搭了一個真實的木造觀景台，但觀景台前根本就沒有風景，只有三面塗成棗紅色的鐵牆。牆的正中央以標楷體寫著「台灣聖山」4個大橫字，右方則有「汪正翔個展」5個直式小字。

如果進一步檢視這個觀景台，面向裡邊的圍欄上放了一塊常見的長型風景指示牌。指示牌的左邊是8張風景小照；而放大的同張照片以相同的間隔、平均地置於左右兩側圍欄上，似是暗示觀眾只要站在照片前向遠處眺望，就能見到照片所拍攝的風景。指示牌右邊以中英文寫著「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的簡介：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自2004年開始推廣『台灣人拜台灣神』運動，背後的精神意義有：一、歷史傳承的內涵；二、獨立建國的信念；三、實踐理想的意志。主張 ⋯⋯追求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此運動以二二八做為代表性的抵抗符碼，透過49位台灣神典範所歷經的時代背景、面臨的問題、事蹟與貢獻，做為認識台灣歷史的活教材⋯⋯。

說明的最後留有一句短短的藝術家註解：「台灣聖山是位於台灣的一座山，我從沒有去過那裡。」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其他說明，觀眾甚至不能確定那8張風景照是不是真的來自位於南投草屯的台灣聖山園區。

MOCA網站上的一段文字，簡要說明了汪正翔的創作理念。當他在網路上發現「台灣聖山園區」、而欲意前往記錄時，他猶豫了。他懷疑照片是不是真的能記錄「聖山」，就如同他所說的「聖山無法代表台灣」。他所感興趣的，是「一群人試圖透過台灣聖山『指示』某種存在」，而那就像是傳統攝影師透過照片為觀者「指示」某種存在。但事實上，觀者不會透過照片親歷現場；他們只能親歷「作為指示現場」的照片。因此在展覽裡，汪正翔建造了一個並不能看到遠方風景的觀景台，觀眾在這裡「所能『親歷』的只有作為『指示』的觀景台與風景看板」。在這層意義上，藝術家欲展示的作品並不是展間裡的攝影照片，而是整個展覽與展間，用以探討關於攝影裡的「指示」、「符號」（能指與所指）、「親歷」、「現場」與「真實」。

關於「指示」與「真實」，汪正翔的「台灣聖山」至少處理了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藉由照片指示現場」，另一個則是「一群人試圖透過台灣聖山『指示』某種存在」；前者是攝影美學，後者則屬於人文社會學範疇。

我藉由以下關於「親歷」與「存在」的提問，進一步說明這兩個層面。如果「台灣聖山」如藝術家所宣稱的「不能被親歷」，那麼關於台灣聖山的存在（以及這個存在的真實與再現），則有以下幾個可能性：

關於第一個層面，也就是攝影及照片「指示」現場（或真實）的符號與再現，其實是當代攝影及影像理論裡一個思辯亙久的問題；可引用的相關理論家有談語言學的維根斯坦（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談符號學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談解構的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談擬仿的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等人。普遍的論點是：物質世界並不是以真實的面貌，原原本本地呈現予大眾，而是在「再現」過程中被賦予各式各樣的價值、意義，與意識型態。換句話說，究竟真正的「真實」為何，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接收到的所有資訊、符號、影像，以及任何形式的再現，都已被賦予某種視角與意義。

只是，嚴格說起來，探討「再現」與「指示」的問題，並不一定要以台灣聖山園區作為主題；任何的攝影創作、任何的攝影主題，其實都可以帶入影像的再現與指示的辯證。那麼，「台灣聖山」在這裡的特殊性是什麼？這就扣聯到汪正翔所提及的、關於「一群人試圖透過台灣聖山所要指示」的「某種存在」。這個存在，不意外地，便是「台灣國族主義」。

將國族主義與攝影的指示及再現互作參照比擬，不僅是這個展覽高明之處，也有所理論依據。受到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名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的影響，「國族」這個概念在今日普遍被認為是想像出來的、是現代社會裡的人為建構產品。在這個理論視角下，「台灣聖山」亦然，是被建構、被發明出來的概念，也是用來激發人們國族情感、凝聚彼此國族向心力的工具。

類似的「地景國族主義」並不少見；例如在幾首讚頌中國國族主義的歌曲中，《龍的傳人》以長江及黃河形容中華民族的淵遠流長，《中華民國頌》則以世界第一高的喜瑪拉雅山借喻中華民族的偉大；而同屬東亞的日本也常以富士山做為國家符號。總之，如果「國族」是想像的、是被建構的，那麼「台灣國族」並不真的存在，而同樣地，「台灣聖山」也不真的存在。

更有趣的，或許是我們將上述「台灣聖山存在嗎？」的實然命題，進一步轉為應然命題「台灣聖山應該要存在嗎？」以及它的分析命題「台灣聖山為什麼存在？」或是「台灣聖山為什麼不存在？」或是直接一點「台灣國族主義為什麼存在，或它為什麼不存在？」以及：「台灣國族主義，『應該』要存在嗎？」

在回答這些提問之前，先讓我們前往「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的現場、檢視一下這個指涉台灣國族主義的園區裡面，究竟是用什麼指涉台灣國族主義？這個園區究竟是用什麼來指涉「台灣聖山」這個概念？你將發現，在「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裡既看不到聖山，也沒有任何雄偉、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景。它只有一座座的紀念碑，散落在園區四處、紀念各個在二二八事件裡失去性命的台灣人，或是曾對台灣獨立運動盡過一份心力的人；講述著他們的出生、生平事跡，以及死亡故事。

散落在「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四處，紀念在二二事件裡失去性命的台灣人，講述著他們的出生、生平事蹟，以及死亡故事。（照片取自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Facebook）

至此，我們或許可以將「台灣聖山應該要存在嗎？」這個問題，逆向還原成「台灣聖山園區應該要存在嗎？」然後，再一次逆向還原成：「一座紀念二二八亡者的園區，應該要存在嗎？」

這個問題讓我不禁聯想到古老的哲學命題：「假如一棵樹在森林裡倒下，而沒有人在附近聽見，它有沒有發出聲音？」；或是它的另一個翻版：「假如一棵樹在森林裡倒下而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真的存在嗎？」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再修改一下：「假如一個人的出生、死亡，以及生平事跡都沒有人知道，這個人真的存在過嗎？」

讓我們繼續追問：你知道王添灯嗎？假如沒有人知道王添灯這個人的話，王添丁真的存在過嗎？或是，你知道葉秋木嗎？假如沒有人知道的話，他真的存在過嗎？蕭朝金呢？或是王石定？盧炳欽？如果沒有人知道他們，這些二二八受難者們真的存在過嗎？

或是，讓我們再一次進入應然面的提問：這些人「應該」要存在嗎？我們「應該」要知道他們嗎？如果我們能記著他們，對我們社會能有什麼好處、什麼壞處？

好處或許是，他們將成為我們判斷事物的基礎；他們將成為我們的價值標準、成為我們的道德；他們將型塑我們的正義觀，而這個正義觀將成為我們社會運作的核心。壞處，可能會如同一些人所抱怨或擔心的：記得二二八事件將造成台灣社會的分裂。但事實上，這個分裂所代表的正是兩種價值觀的衝突、是兩種正義觀的鬥爭。這些衝突與鬥爭，難道不是所有的社會「蛻變」都會經歷的過程、是我們重新型塑並推廣進步價值所必須面對的短期代價嗎？

那麼，台灣國族主義應該要存在嗎？它對我們社會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壞處？

我們當然可以批評國族主義，而且是應當要批評。因為強調國族身份、國族情感、國家忠誠的國族主義，常常不小心流於強調自身種族優越性、排斥並仇恨外團體的「種族主義」。因為強調國家角色，在歷史上我們也曾看到國族主義進一步變成崇拜專制，而讓國家凌駕民眾之上、讓國家成為血腥邪惡的壓迫機器的「法西斯主義」。但是，倘若太強調民眾角色，也讓國族主義容易轉變成反菁英、反專家制度、因不滿及憤怒而貪求一步登天快速解決的「民粹主義」。有太多歷歷在目的歷史教訓；戰爭、種族清洗、獨裁專制、殖民壓迫、民主制度崩壞⋯⋯這當然是台灣國族主義支持者必須小心留意的。這些惡名昭彰的紀錄也是為什麼「國族主義」總是會敲響學術人或知識份子內心警鐘的原因；當藝術家或策展人以此為創作或策展主題時，也多以置疑與警世為主要的切入角度。汪正翔的「台灣聖山」也是如此。

但不諱言地，國族主義對於人類社會仍舊有其貢獻。它是近代史裡人們常用的去殖民方法；它不僅去政治上的殖民，藉由重新關心及強調在地傳統風俗與生活習慣，它也可以去文化上的殖民。此外，國族主義也常是歷史裡人們推翻老舊保守政權、推動現代化改革的主要意識型態。你或許會說就算不用國族主義，我們也可以做到這些變革、做到去殖民。的確，強調人權及個人自由的「自由主義」可以說是解放改革運動裡更為核心的信念，但考慮到18、19世紀早已漫延全球的殖民主義脈絡，自由主義無法交予受殖民壓迫的人們一個「在本土傳統及西方現代性之間取得平衡」的去殖民方法。後繼發展的「多元主義」或許可以達成這個目標，但我們還是必須承認當代多元主義理念的興起，仍有部分受益於較為早期發展的國族主義理念基礎。

台灣國族主義應該要存在嗎？如果考慮到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及目前的國際困境──首先，台灣目前仍然是「非正常國家」；中國政府仍對外宣稱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大型國際機構如世界衛生組織（Ｗ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ＷH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等，亦依此宣稱而將台灣排除於相關國際活動及交流之外；台灣也暫時無法以任何名義參與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參與奧運賽事只能使用會旗；而即便可能有參與國際活動的機會，台灣自己內部對於以何種名義、何種身分參與也爭論不休；長久以來的中國國族主義意識型態，在過去威權政府以一種殖民主義的方式遂行暴力壓迫之後，不僅持續地阻礙今日轉型正義的進行，也仍相當程度地壓抑了台灣本土多元文化的發展；因為受制於中國史觀，大多數台灣人仍認為台灣僅是一個不具競爭力的羸弱小島──台灣國族主義應該要存在嗎？

英國物理學家戴維斯（Paul Charles William Davies）曾用這句話描述量子現象：「現實存在於觀察之中，而不在電子之中」；「藉由指示而使其成為真實的存在」，或許正是汪正翔「台灣聖山」──這個探討「指示」與「真實」的個展──所給予我們最深刻的倫理指示：我們必須成為「觀察者」；藉由選定座標、選定視角、給予自己「指示」，而讓「某種應然的存在」成為自己的「真實」。此外，我們也必須成為「報導者」；藉由「指示」他人，而讓「某種應然的存在」成為社會的「真實」。然後，當你獲得了某位報導者的指示時（就像是當你從某張風景照片中獲得指示時），儘可能親歷現場吧。用自身經歷來對照、辯證你所接收到的社會真實。假如有必要，想辦法說服其他人、改變那個可能有誤差的社會真實。

所以，當你作為一位曾經（或不曾經）的「台灣聖山」展覽觀眾，透過這個展覽知道「台灣聖山（可能）是台灣的一座山」，而你「沒有去過那裡」時，你會想去，還是不去呢？當你親歷了台灣聖山，你或許會額外看到或體驗到與這篇文章、與台灣國族主義的討論全然無關的事物或經歷。或許，你會被那裡簡樸自然的風光所吸引；或許你會被志工們的熱情所感動；又或許你會感受到一點點飽滿的氣場與能量，像已故的史明先生所曾經感受過的。然後，藉由這些一點點親身經歷的神秘經驗，或許你會開始對「神」這個概念有著不同的反思與想像；或許，你有可能直接體會到在那些不論是「中國」或是「台灣」名目之外的、純粹的神性本質。

或許你將會理解另一種、屬於前現代的、非國族主義式的「聖山」想像，像是台灣鄒族的聖山——「塔山」，那裡是鄒族亡者們靈魂的最後歸宿。接著，你或許能因此而回過頭來理解「土地」、「先人」，以及「歷史」（曾經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事）對前現代及現代人類社會本質上共通的重要性；你將明白唯有理解過去的旅程，我們才能確信未來前進的道路；然後，在這樣的基礎上，明白「知道」並「記住」二二八與其他歷史事件，對於台灣社會在本質上的、非國族主義式的重要性，以及它們的未來意義。在你親歷「台灣聖山」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