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角逐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的紐約地產大亨兼《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實境秀主持人川普（Donald Trump），日前因為呼籲政府「徹底禁止穆斯林入境」而引起軒然大波，不僅白宮指責他沒資格當總統，也在兩天之內讓大西洋彼岸超過50萬的英國人連署請願禁止川普入境，甚至讓倫敦的穆斯林社區痛斥他為「另一個希特勒」。

川普的聲明稿中，提及了一份針對美國穆斯林民眾所做的調查，顯示他們之中有25％認為，發動聖戰攻擊美國具有正當性，而其中的51％更是支持美國的穆斯林社區應該享有按照「伊斯蘭教法」 （Sharia）來治理的權利。據此，他認為美國社會尚未意識到穆斯林的真正威脅，於是大聲疾呼：「直到我們可以確認並理解這個問題，及其所帶來的危險威脅，我們的國家恐怕會成為邪惡攻擊的受害者。發動攻擊的人相信聖戰，毫無理性可言，且不懂得尊重生命。倘若我選上總統，我們將讓美國再現偉大！」

《華盛頓郵報》隨即指出，川普所謂的民調，不過是六百人的網路投票，根本不足採信。而藉此所提的政見，更是無法說服大眾。然而，不少人卻反其道而行。根據《華盛頓郵報》與美國廣播公司（ABC）之後所做的嚴謹民調，有高達36％的全國選民以及59％的共和黨支持者，贊成川普的禁制穆斯林入境提議。

事實上，川普的崛起在於他填補了美國政治上的兩個缺口。第一個與日益嚴峻的非法移民有關。根據Rasmussen Reports的最新民調，70％的共和黨支持者以及51％的美國民眾，支持建立一堵「南方圍牆」來阻擋來自墨西哥的非法入境。這是一個共和黨的右派支持者相當在意，但該黨高層卻遲遲不願面對的議題。眼尖的川普看到這缺口，將此議題挪為己用，讓自己受到共和黨選民的青睞，從而樹立自己在該黨的地位。

此外，巴黎於 11 月遭受伊斯蘭國恐攻的事件，已讓美國政府大為緊張，而本月 2 日發生於加州聖伯納迪諾（San Bernardino）的槍擊慘案，更因為兇嫌夫妻檔據說是深受激進主義感召的穆斯林，讓反穆斯林的情緒再度飆升。川普也趁機讓移民與族群問題轉化為國家安全問題，把內憂轉成外患，佔據了同時兼具道德與政治正當性的愛國主義制高點。

上述兩起事件其實分屬國際恐怖主義與本土恐怖主義，根源不同，性質也迥異，前者肇因於美國自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甚至有證據指出，伊斯蘭國當初原是美國與以色列刻意扶持的激進組織），後者則是源自於人民對於國內族群關係的不滿。川普讓移民與族群問題轉化為國家安全問題的策略，雖然成功取悅了將近四成的右派選民，但也等同進一步激化了導致本土恐怖主義的族群問題。

川普所填補的第二個政治缺口，與民主政治的根本預設有關。進一步解釋，民主制度預設了（一）多元價值的存在，（二）單一的國家認同感，以及（三）人性的幽暗面。多元價值的預設，意味著諸如環保、能源、教育、健保、墮胎、移民、槍枝、死刑、同性戀等等議題允許不只一個合理的看法，而且涉及不同價值（例如環境議題關乎經濟利益或生態保護）的選擇，因此，在社會共識尚未產生之前，政府往往採取暫時保持中立的策略，讓民意持續論辯。而所謂的「政治正確」語言，就某程度來說也是多元社會底下試圖保持中立、淡化特定族群記憶，或避免傷及特定族群的策略。例如，愈來愈多的美國公立學校以「寒假」（Winter Holiday）代替基督教色彩濃厚的「聖誕節」（Christmas），或者台灣以「新住民」替代「外籍配偶」的說法，分別是為了保持值中立與尊重移民。

另一方面，從西方民主國家的經驗來看，無論價值、文化或族群多麼多元，國家認同感並不會分裂。 即使像美國這樣的多種族移民國家，移入的人口不外就是想當「美國人」，而歸化入籍的過程也包括正式放棄對原來國家的效忠，並宣誓未來將捍衛美國的憲法與法律。事實上，正如牛津大學政治系米勒（David Miller）教授近來所指出，單一的國家認同感是良序的民主運作之條件，也是得以讓一個國家不至於走向族群撕裂或政治惡鬥的原因，西方政治學界對此已有共識。

然而，一再猛踩政治正確紅線的川普，掀起了不同宗教與價值觀的正面衝突，雖然可藉此激起某些右派與保守份子的支持，但同時也會因為牴觸了另一方的價值以及政治正確所象徵的寬容精神，而失去其他的選民支持。同理，使用不可靠的民調來質疑美國穆斯林選民的國家忠誠度，或許可以暫時取悅某些人，但對於國家整體而言肯定是一個傷害，若繼續發酵下去將會侵蝕民主社會的根基。更何況，政治事務關乎象徵性意義，公開質疑穆斯林的忠誠度，最終可能導致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因此而降低，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

牴觸上述兩個民主制度預設，固然是缺乏民主素養的一種展現。但，即使如此卻仍享有高度民意的事實，不僅反映了選民當前的期盼，同時也反映了上述第三個預設所導致的政治缺口。眾所週知，美國民主的最大特色在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制度上比執政黨同時擁有行政與立法權的內閣制更加恪守權力分立原則。1997年英國工黨主席布萊爾壓倒性贏得大選當上首相，美國總統柯林頓祝賀他時酸酸地說，「英國首相手上握有的權力，事實上比美國總統還大」，其實就是這個道理。

不過，權力分立的背後是對於人性的根本不信任，寧願犧牲行政與立法的效率，也要確保權力不會過度集中於一個人或一個機關的手上。就此而言，現代民主制度的設計旨在透過選舉產生一個能夠遵循法治，讓制度順利運作的公僕。不是偉人，不是英明領袖，更不可能是一上台就能解決幾十年政治沈痾的救世主！

民主體制底下，政治人物所能成就的偉大，若非在獨立建國或制憲時刻，就是外敵侵略必須進入緊急動員的時候。其他的時刻，大抵如劍橋大學政治系教授藍希曼（David Runciman）的最新力作《信心陷阱》 （The Confidence Trap）所指出，民主政治其實只有一個特色：幼稚。政客不斷犯錯，且無法在錯誤之中記取教訓，而人民則永遠活在期待與受傷的循環之中。但是，定期選舉與權力分立也確保了國家不至於犯下威權或獨裁體制所能的大錯。

對於一個習慣掌握他人生殺大權的《誰是接班人》主持人，並以「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為競選口號的川普而言，這種故意不讓總統太「偉大」的設計，想必難以忍受。他替自己辯解為何要禁止穆斯林入境時，提及了二戰期間小羅斯福曾下令逮捕居留美國的日、義、德三國人民，可想而知，他所期待的偉大來自於緊急時刻所賦予總統的大權。因此，他的「非典型」之處，在於不像其他傳統政客那樣願意溝通與妥協，而是企圖超越民主體制許多綁手綁腳的遊戲規則。

是故，川普補上的第二個政治缺口，就是人民對於如同國家 CEO 的強人之期待。正如《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作者，也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利曼（Thomas Friedman）那樣，希望美國能「當一天中國」（China for a day），一天就能通過一系列環境政策，拯救地球。這是反民主的期待。能夠防止川普如同希特勒般崛起的，也唯有不期待大總統出現的人民。他們會像《誰是接班人》主持人那樣，半路就告訴川普：「你被解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