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大選日醒來，連日陰雨終於放晴，眼前浮現幾小時前台灣女孩周子瑜公開道歉的畫面，心裡有個聲音：「啊，去投票！」2016年這天，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以56%的高得票率（總得票數689萬4,744票），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總統，不僅國際媒體大幅報導，可以想像，未來數年台灣政局也必定成為國際焦點。雖然「她」的誕生，離實質的性別平等還有遙遠的路要走。

21世紀是性別意識特別敏感的時代，每個國家政治的光譜由左至右，都要接受這時代人民對性別平等的敏鋭觀察和檢驗，大大小小的施政作為和言論，都無法逃過多元性別文化的視角。這次選舉結果反映，不僅台灣選民普遍接受新總統的性別，從政黨得票傾向，也可以解讀出選民的意向態度——年輕世代選民的性別意識，不侷限於20年前「女權派」與「性解放派」之爭，而廣泛延伸到對政治主體與身分認同（包括國族認同）的覺察，舉凡黨派組織模式、參選代表的語言和肢體、政策言論等，都有表面看不到的效應。

但直到開出票來，我猜想，恐怕還有傳統政黨及許多新興第三勢力小黨面對一時未達目標的挫敗，還不知真正問題所在，或無力以對。

性別背後有一套哲學提醒我們，如何由內而外（不是一味由外而內），反省結構與權力的關係。儘管因為子瑜道歉事件，使政黨票益發集中以對抗傾中傳統勢力，第三勢力只有時代力量黨突圍進入國會，導致能反映基層多元民意的「多黨政治」還無法實現，未來四年民進黨及國民黨兩大黨在國會運作中，依然掌握絕對優勢。但我並不覺得需要悲觀，反而第三勢力中以「台灣主權獨立」及「左翼社會改革」為目標的政黨將可能扮演關鍵的力量，因為既然形式上，台灣新總統已有各個國際媒體（包括德國媒體）比喻為亞洲梅克爾（”Asiens Angela Merkel”）的氣勢和格局展現，局勢應帶來改變，藉由蓄積能量及促成執政黨與第三勢力合作的種種條件，也很可能讓台灣政治逐漸產生好的質變，關鍵在於：怎麼把握未來的方向？

第一個方向，先思考民主的防禦。台灣民主制度是一切改變的源頭，我們珍惜手上的選票，因為萌發中的民主體質還如此脆弱，國際戰略、中國因素和威權教育的影響，總是無時不摧殘著人們追求獨立自主的意志和希望，即便環境如此險惡，今年台灣還是出現第三次政黨輪替。從2010年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公投議題，到2013年至今服貿及貨貿協議引發的憲政民主危機，多數人渴望台灣能走向真正的獨立、實現人民自由與平等，最近幾次民調顯示，大約7成以上的人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年輕世代透過選票展現台灣認同，也是這次大選中明顯的表徵。

民主的防禦機制，跟這幾年高漲台灣認同的社會力量有關，愈多人珍惜和理解民主的條件是不可放棄的，就愈有利於以民主牽制權力者的恣意妄為。看這次有一大部分選民在大選中支持第三勢力政黨組織參選，不難發現，大家普遍對新政府的期待是建立平等的公民社會，從制憲或修憲、原住民族自治、勞動人權、性別平等到其他各種社會正義和轉型正義的議題，都在這場激烈的選戰中成為各黨派吸引人的政治綱領。

這些過去被壓抑的民意有機會大聲發出，甚至左右選舉結果和政局。大選之後旺盛社會力量進入國會，或者持續在國會之外監督新政府的運作，都將是選後台灣政治走向共和的有利條件。

所以改革方向，要以「共和」來防禦腐化和威權。但這個大方向說來容易，如果沒有深入的論述和踏實的步驟，在選後很快就會被現實權力機制消融模糊掉。就概念來說，「台灣共和」是指未來國家憲法運作的結構要素，重點在追求多黨政治和人民平等參與。

就實現步驟而言，政黨本身必須先民主化，台灣急需一部《政黨法》來規範政黨的組織運作不能偏離民主的原則，而且與政黨及選舉攸關的《選罷法》也需要及早修訂，使選舉及罷免制度能反映民意（例如修改政黨比例代表制為德國式的「聯立制」，各黨區域與不分區代表的席次總和，按政黨票得票比例分配），讓少數派政黨所代表的民意可以公平競爭。

法律的現代性，可說是從威權走向共和的觀念演變，共和體制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民主體質，她的基礎是人民主權及國家的基本價值（包括民主原則、法治國原則、社會國原則、文化國原則等核心價值，因各國歷史及社會背景不同，政府組織有總統制或內閣制等不同型態的設計）。

雖然歷史上如1918-1933年期間德國「威瑪共和」，剛開始時會面臨人民普遍參與民主時的紛紛擾擾，法案不容易在一黨獨大的情況下立即拍板定案，但也正由於有「威瑪共和」和當時納粹黨竄起的歷史殷鑑，二戰之後的法學界更重視憲法中的人權憲章，還有憲法法院的制度性設計，使多黨政治及民主制度有基本自我防禦的能力，藉由這種制度性的反思，再加上人權哲學教育的普及，共和體制已經發展出較成熟穩定的體質，台灣未來走的方向，從大黨和第三勢力與國家認同的傾向來看，看來看去，就是逐步調理成共和的民主體質。

如果台灣的民主能朝向共和體制，除了意味著民意在國會有必要的代表聲音之外，還有一個「向左走」的意涵，因為當民意能夠由下而上影響立法和施政時，政治才可能有效地擺脫大資本及財團的壟斷和控制，即便資本和財團的力量再大，民間和國會至少有著抗衡的力量，右派不至於完全操縱政局，在中間勢力之外還有左翼政黨的生存空間和代表力量。

因此，第二個方向自然是向左走。千萬不要小看左翼政黨對政局的影響，依我的理解，也是基於像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主張（非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只有由下而上的參與才是左派所堅信的社會民主，組織運作既不倚靠金錢勢力，也不會崇尚菁英領導，知識分子的角色固然十分重要，但扮演的是教育者和行動者的角色，在思想與行動上，靠基層的每個人合作、自發性的團結運動，例如連合工會及非政府組織和其他人民團體，一起合作推動社會議案。

這次選舉結果，雖然小黨取得政黨票的比例偏低，長年致力基層勞工和環境運動的綠黨，這次與剛成立的社會民主黨結盟參選，過程中屢有爭議，雖沒有成功跨越門檻，但得票也算有成長，反應不少年輕和跨族群的支持。而以對抗「中國因素」和「清除白蟻工程」為主打的台聯與基進側翼聯盟，儘管沒有保持過去的成績，但也排在第七名，其他更小的新興黨派亦有斬獲。

以總統和政黨得票比例來看，台灣國家認同和偏左社會改革路線兩方面，還是獲得約6成多數選民的支持。暫時先不論黨派之間彼此可能互爭真假與虛實程度，僅從目前我所見有限的報導和田野訪查，以各黨吸引選民選擇（以鮮明的政見或不分區名單）來說，大致可歸納為底下的六個方向，其中台灣國家認同應是最關鍵的，尤其受子瑜道歉事件影響可見，其次是中國因素發酵，然後依序是性別與社會正義等等。

這些傾向在未來制度改革，以及各政黨與政團的相互競爭中，一定會繼續發揮力量，如果新政府偏離她原來對「台灣（民主）共識」的理念堅持，不覺察這次大選反映人民有獨來左往傾向的話，很快地，下次選民就會加倍奉還。

建立共和體制需要民主信念，她最大的敵人，卻也是人民對民主的信念薄弱，經不起國族意識對立或戰爭的威脅，在歷史上，左翼理想也時而不敵自身陣營內鬥及右勢力的侵蝕，如何可能維持共和的民主久遠，就得仔細去思考台灣新政府推動憲法改造工程的步驟。台灣需要美日及更多盟友，努力打開國際社會對台灣的關注和支持，同時在經濟上降低對中國（資本與市場）的依賴。

隨著歐美各國注意這次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如德國外交部長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發表官方新聞稿，肯定台灣民主已穩穩扎根，願在「沒有脅迫」的台海局勢關係下，持續支持台灣與國際交流，因此新政府未來重點，將是如何打開海洋國家的國際生存空間。

台灣的機會在哪裡？舉世各國，在政治上呼應台灣人民聲音，並正式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的政黨，目前只有亞太的綠黨國際，2015年6月在紐西蘭首都威靈頓舉辦的亞太綠黨大會，通過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這是台灣綠黨及許多人努力的成果，儘管這新聞不被主流媒體重視，但確是國際承認台灣的一個重要起步。

客觀來看，在國際上，各國綠黨向來偏向支持左翼的信念，且有豐富實踐經驗，甚至近十多年來，歐洲綠黨還比社會民主黨更左傾，更願意與左翼聯盟合作。想像如果能夠從亞太，再進一步聯合歐洲綠黨及左翼聯盟，台灣將有可能漸漸擴大被承認的機會，至少能讓國際社會看見台灣多元的政治光譜。每一小步的國際外交，都是往得到肯認方向的關鍵一步。

這次大選，其實贏的是台灣人民年輕的心靈，有能力，更期待改變，史無前例的國會和政黨代表消長變化，都很值得進一步藉質性分析，了解選民信任與付託的究竟是什麼，不要再有人成為第二個周子瑜，沒有人再因自己的身分認同而被剝奪平等機會，往建立台灣共和的方向，然後方向一致的黨派之間對話及合作，大步向左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