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雙胞胎女兒4歲了，在養育她們的過程中，我幸運排到公共托嬰中心，得到有力的托育支持，使我順利度過雙胞胎帶養的黑暗期。但我也從中看到許多台灣的托育問題，特別是育有3歲以下幼童的母親困境。

據主計總處統計，2016年育有3歲以下孩童的婦女勞參率只有61.7％，相較之下，尚無子女者為70.8％。而對照10年來的統計，「育有3歲以下孩童」的婦女勞參率皆遠低於「尚無子女者」，可見在在台灣想做「母親」，就很難兼顧得到工作，讓女人很難下定決心。

究竟台灣女人生下小孩後將面臨什麼樣的托育困境呢? 少子化單單只是女人因為「少女心」，過度自我而不婚不生造成的嗎？為何許多人不追究那外在的種種因素是什麼？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的專員王兆慶，在《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的〈少子女化危機〉一章中，對此問題的分析切中肯綮：「台灣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因為稅率低所以政府沒錢做事。我們面對的是不合時宜的家庭主義觀念、不符現實的自由市場論調，導致因應少子女化的政策應做而未做，做了又做錯，陷入『發錢催生』的陷阱。總之，台灣的超低生育率絕對是一場政策擺爛與既得利益者阻撓所造成的『人禍』。」

文中指出，首先政府抱持保守傳統的家庭主義，把養兒育女、照顧老人的責任，由一個個就業家庭中的女性自行承擔，而這種照顧壓力實在是不可承受之重，使得有生涯企圖心的女性，寧願晚婚、不婚、同居不育。

此外，政府在新自由主義市場至上的理論下，不敢介入並削減托育業者的既得利益，使得私立幼托的費用高達公立幼托的3至5倍，公私立幼兒園比例差距懸殊，使得小家庭因為經濟無法負荷而不敢生。

各縣市政府並非沒注意到少子女化的現象，卻紛紛陷入「發錢催生」的陷阱，然而一次性的生育津貼於後來的養育成本根本是「杯水車薪」，「一國多制」也加深了財政寬裕地區和貧窮地區的不平等。至於像「幼兒教育券」的補助措施，其實是付錢補貼私立幼托業者，有如「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政府卻沒有參與管理的權力，亦非良策。

總之，在少子化土石流洶湧來襲，動搖未來根基的情況下，政府唯有無畏地面對問題、借鑑他國、著手改善整個大結構，才有可能稍微挽救國家人口土崩瓦解的局面。

台灣綜合所得稅72%來自薪資所得，課徵到資本利得比例低，整體稅率又低，實在很難指望又小又窮的政府辦好托育。那麼，如何去做比較好?

我認為劉毓秀教授在〈他山之石到台灣—普及照顧及民主決策的台灣實踐〉一文中，提及轉化的方法，將北歐人民「以稅金共同購買照顧服務，同時負擔少許自付額』的方式，轉化為使用者以自付額分擔成本，共同購買服務，並自行實驗，成功建立規模龐大的非營利照顧服務系統。」

我的雙胞胎女兒送托的「鳳山公共托嬰中心」，是採取「部分政府負擔、部分家長自付」這樣的模式。我詢問過內部的行政人員，該公托由社會局提供場地，經營單位不需付任何租金給社會局，用社福預算支應約一半，另外一半由家長每月繳交的9千元去作支應，至於高雄市其他16間公托也不需要付租金給社會局的，但會付水電費或是保全管理費給所在單位。

高雄市的「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也是以此模式，但為「公民共辦」的一所非營利幼兒園。收托80名3到6歲的小孩，老師都是大專或研究所畢業的幼教專業人員，廚工也領有廚師丙級執照，而且嚴守法定師生比。因為場租較低又不以營利為目的，所以學費較私幼低廉，但為給付合理的薪資給專業幼教老師，因此家長仍需自付學費加月費每月平均6千多元的成本價，較公幼貴，但比私幼便宜許多。

幼兒園地點在五甲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一樓，外面就是佔地4.7公頃的五甲公園，可以享用兒童遊樂設施及沙坑，我曾帶小孩實地去勘察過，場地寬闊整潔，並不輸給一般私幼，所以每學期總是招生額滿，還需要抽籤，可見家長們也欣見非營利幼兒園的成立，畢竟還是比每學期交巨額學費給私幼，學費又無法回歸到幼教人員身上來得好。

可見婦運組織所提出的這套模式，是確實能實踐，而且提升托育品質與工作人員待遇的，是值得推行的政策方向。

但劉毓秀在《北歐經驗，台灣轉化—普及照顧與民主審議》也寫道，這樣的「社區自治幼兒園實驗計畫」，在台灣卻無法擴大辦理，最終因為不敵社會勢力的角力而告取消。後來教育部發展「友善教保園所實施計畫」，擴大推廣友善教保園所，家長僅需負擔公立幼兒園的費用，也受到幼托私營業者強烈阻撓，而未能實現。

因此 ，幼托私營業者的阻力，也是普及照顧無法更快推廣的原因之一。

「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的願景，絕對不是僅靠家庭及自由市場就撐得起來的，也絕對不僅是犧牲女性的職涯來承擔就足夠的，這是政府應該想清楚的事。

至於3歲以下的托育，應該機構化還是推廣居家保母？此階段的托育需求其實較3至6歲的幼兒園更大，也更影響婦女生育的決定。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因此希望政府把有限的資源投注在推廣「公共化居家托育」上。聯盟認為政府在公托硬體的設置耗去太多金錢，卻只能收托極少數嬰兒，資源分配太不平均，是「樂透式」的托育政策，並無「公共」意義。

然而關於這一點，我雖然大致認同，卻在自身實際的托育體驗中，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許因為身為「雙胞胎」家庭，小孩無歲差，找保母比較困難，而把小孩分開給2個保母照顧，接送上又是一大負擔，所以「托嬰中心」是比較適合想讓手足共同生活的雙（多）胞胎家庭的。另外托嬰中心的費用比較低，較適合中低收入家庭、第三胎、單親家庭等有特殊情況的家庭使用。所以是否可以既推廣居家保母，又讓公共托嬰中心繼續存在？──主要用來支援有「特殊狀況」的家庭，且思考如何在不耗費過多公家成本的情況下，以提高覆蓋率為目標。

以高雄市目前的作法，是提供閒置空間，委託民間基金會、教會、或設有幼保系的大學來主持，場地是既有的，就沒有建築成本，至今已成立17間育兒資源中心。另外，或許也可鼓勵民間設置托嬰中心、以及專為員工開設的公司托嬰中心等多種不同型態的托嬰中心，或者如托盟最近所倡議的，由政府釋出閒置空間設置「小型公共托育家園」，這樣其覆蓋率就會擴大，而成本也不只是政府在負擔。

另外，我所處的30到40歲這個世代的媽媽們，因為教養資訊爆炸，總希望小孩在充滿各種幼教資源的環境下成長，而居家保母較托嬰中心來說，幼教資源較少，所以也常聽聞許多同世代媽媽們說，比較喜歡將小孩送托嬰中心，希望小孩語言學習更快、更合群、有更大的活動場地。當然這部分只是我個人的觀察，而非有調查數據的正式研究，但這個問題值得有關單位再作思考。

綜合言之，台灣的托育政策會面臨到是要推廣機構化或是居家保母？財源是否足夠？以及是否和自由市場相抵觸的問題。但機構化或居家保母化、公共化或尊重市場，其實是可多軌並行，滿足各種不同需求的家庭，重點是比例的拿捏，以及能否讓廣大育齡受薪階級能負擔與安心。

養小孩真的不是「母親」一個人的事而已，男性、家族、工作單位以及政府都必須負擔。現在台灣的養育重擔過度集中於母親，對女人相當不公平；讓高教育女性陷入托育泥淖而無法施展才華，是社會的損失。更糟的是，如果母親們因此身心失衡，不自覺傷害到孩子或防礙孩子的發展，那又是教育過程的另一個沉重問題了。

善待母親，善待孩子，一起守候花開，這個社會才有長久延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