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奧運落幕，美國與中國是獎牌大贏家，伴隨賽場上的激烈爭鋒，相互指控對方運動員施打禁藥，同樣不絕於耳。來自中國的23名游泳運動員，在2021年東京奧運前，經禁藥檢測為陽性，但未受到任何禁賽或其他懲戒，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另兩位中國游泳選手，同樣涉有重嫌，其中一名在2022年明確藥檢陽性反應，但被中國政府輕縱，彷彿什麼都沒發生，繼續備戰巴黎奧運。

美國反禁藥組織（U.S. Anti-Doping Agency, USADA）提出嚴厲指控，所謂世界反禁藥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已遭其主席、波蘭前運動部部長班卡（Witold Banka），以及他的中國副手楊揚──具中國共產黨籍的前女子短道競速滑冰運動員、多面冬季奧運金牌得主、國際奧委會（IOC）委員──兩人共同把持，招來許多國家運動員與官員的尖銳批評：「為何WADA總是獨厚與輕縱惡名昭彰的中國運動員？」

當然，中國也不遑多讓，譏諷美國男子200公尺短跑選手奈頓（Erriyon Knighton），一位同樣甚囂塵上的運動禁藥嫌疑者，還不是照樣現身巴黎？並指奈頓與其他中國游泳運動員，都被證實食用過所謂「受興奮劑汙染的食物」，所以不該受制裁，何來WADA獨厚中國選手之有？中國反興奮劑中心（CHINADA）也拿著WADA的數據，聲稱在巴黎奧運舉行前的12個月內，有31%的列管美國運動員，逃避了國際運動禁藥檢測機構（ITA）的檢測控制。五十步笑百步？

講到運動禁藥，人們多聯想到紅血球生成素（EPO）、自由車與健美運動等，也常與藥物濫用混淆，雖然兩者真的不同，但也難以分得清楚。關於「興奮劑」（doping），當代更好的理解或許是：施打運動禁藥，來自英文的動詞"dope"，意義是「使自己興奮」，其語言學根源來自南非的波耳人，亦即來自歐洲，主要為荷蘭、德國與英國的白人移民。他們喝下當地祖魯人慣飲的一種強勁烈酒，名為"dop"，會產生顯著的興奮與刺激效果。

19世紀中葉以後，dope這個字眼從非洲傳入大不列顛，首見賽馬場上。運動場中首見之記載，來自1879年的倫敦6日自由車賽，「有人服用興奮劑！」報紙這麼寫著。1889年的大英百科全書指出，其成分摻有鴉片及其他麻醉藥物，主要用在賽馬身上──雖然自由車手也爭相吃下。20世紀初期，只有少數的藥物，番木鱉鹼、古柯鹼、嗎啡、咖啡因等，被認為是禁藥。走過單純的傳聞時代，自1910年起，官方開始對賽馬實施檢測，一經查出有興奮劑，立刻禁止出賽，遠早於人類運動員的受檢。至於在奧運歷史上，首次系統性的運動禁藥檢測，要等到1968年法國格瑞諾布冬季奧運、墨西哥夏季奧運。

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說「所有哲學問題，都是定義問題」，doping，也不例外。第一次的官方定義，來自1963年的歐洲理事會：所謂doping（下譯為「運動禁藥」），是指以非正常的方式或途徑，使健康的人，為「在運動競技上人為且不公平地提升其能力」之唯一目的，服用或使用任何形式之身體以外的物質或生理上的物質。當然，這個定義引發不少批評，只有以「非正常的方式」，某些物質才會被理解為興奮劑；「來自身體以外的物質」，就會成立必須譴責的施打興奮劑，也與現實不符，例如廣為周知的睪固酮濫用，分明男性、甚至也發生於少數的女性身上，但睪固酮是可以自然分泌的。

1999年，在瑞士洛桑舉行的世界運動禁藥會議，達成共識：以禁用清單、方法、行為模式，成一體系性的加以描述。國際奧會雖然著墨甚多，但世界運動禁藥管制機構也經常提出與自己內容有異的清單，造成不少法律上的爭執；直至2004年1月1日起，就只有WADA說了算。

雖然在一開始，其實只是國際奧會相關規章的擴大版，不論如何，至少在運動禁藥議題上，國際奧會退居幕後，或說：功（未必）成身退，不再有政治斧鑿甚深的國際奧會痕跡，而是交付給由國際奧會所發起成立，標榜專業、中立、公正的獨立機構WADA。各國亦成立國家運動禁藥防制機構（NADA），隸屬於WADA，在其內國推動反運動禁藥工作。

WADA的主要任務在於，與各運動項目的國際運動總會（IFs）合作，執行世界頂尖菁英運動員之訓練檢測控制，時時檢討世界運動禁藥管制規範，統一與調和各式防制運動禁藥之規則，支持運動禁藥研究，在重要的國際運動賽會（如奧運會），進行觀察與執行檢測、預防，協助各國運動禁藥防制機構之建置與發展，設立仲裁法庭，提供運動員諮商服務等。

一個有趣的爭議是：內國政府是否要扮演某種角色？現任國際奧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明確表示反對，他認為應該尊重競技運動的自主性與特殊地位，如立法者介入、政府機關要插一腳，「將危害運動內部之結構、傷害運動法上的自主性」。德國籍的巴赫，公開反對德國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之《反運動禁藥法》（Anti-Doping-Gesetz），作為《藥事法》的特別法、加強版，他嚴厲批判德國立法者越俎代庖。如此一來，想必國際奧會也反對如我國一般的《運動禁藥管制辦法》，來自《國民體育法》第24條的授權吧？

WADA一年的預算，以2024年為例，大概近5,000萬美元（4,999萬9,762美元，折合新台幣約16億多），一半來自各國政府捐獻，一半來自國際奧會奧援，各自負擔2,500萬美元。在政府機關方面，歐洲幾個大國如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各須負擔133萬5,860美元（約新台幣4,315萬元）；亞洲的日本是150萬2,800美元（約新台幣4,855萬元）、中國為77萬7,934美元（約新台幣2,510萬元），美洲的美國為362萬4,983美元（約新台幣1億1,700萬元）、加拿大則為181萬2,491美元（約新台幣5,858萬元），都是全球各洲的大戶，其中美國、加拿大、日本名列前茅，當然，除了美國以外，其他都已繳清今年（2024）配額。

不僅如此，幾個「古道熱腸」的國家，還會在義務額度以外，再多捐獻，像是2024年，中國政府額外捐了200萬美元（約新台幣6,464萬）、加拿大則是100萬美元（約新台幣3,232萬元），其心可嘉。有趣的是，至少從官方資料看來，台灣，或說中華台北，（不知為何）無須負擔任何金錢。WADA能否真正獨立且公平地執法？是否真的不受國際奧會的制約？免於國際奧會政治漩渦所絆？這個疑問，始終揮之不去。

回到2004年始、由WADA自己作主的時代，新的運動禁藥規章，開始將運動禁藥這個大框架，具體的禁用物質與方法，再區分為三大類別：

除此之外，也設計有所謂治療用途豁免（Therapeutic Use of Exemption, TUE），只要能證明具有醫療上的必要性，即便是禁用物質，仍得例外使用，例如皮質素、皮質酮（cortisone）。此外，針對特定的運動項目，例如射擊，也會規定使用特定物質的邊際用量。有些物質是容許使用的，但為確保運動員個人生理狀況之波動在可接受的範圍內，WADA也會明定其邊際值，例如使用睪固酮與表睪酮的相互關係，就必須維持均衡。當然，有些物質缺乏最高邊際值的規定，例如能刺激造血作用的缺氧誘導因子HIF 1 Alpha，就不清楚究竟可用到什麼劑量程度；或是證明過程將十分繁瑣耗費，如人造生長激素，比方所謂類胰島素生長因子（IGF-1）的施打，但至少能間接抑制這些相關物質的使用──樂觀地說。因為，追根究柢，這裡所謂的最高邊際值，其實僅為指引性質，並不具備法律上的效力。1998年，血比容（hematocrit, hct）容許之邊際值提高到50，抑制了紅血球生成素的濫用，但眾所公認，在當時而言，事實上幾等同毫無控制，大家都在使用；一直要到2000年，紅血球生成素劑量才能得到檢測驗證，結果就是一大堆濫用案例遭揭發，幾成醜聞，所謂昨是今非嗎？不少運動員及教練喊冤。

WADA的禁用清單，關於禁止使用的物質與方法，向來被認為問題不小，因為它必須滿足某種濫用藥物的抑制邊界值。例如肌酸補劑（Kreatinpräparat），主要成分為肌酸的營養補給品，用以促進骨骼肌的發達，目的在於提升運動能力，而非真正的補充營養，但兩者經常難以區分清楚。WADA還有所謂監控清單，針對特定的物質，究竟其濫用是否確實帶來運動上的利益好處，也實在難以確定，如大麻就曾放入監控清單內，直到後來的禁止。使用治療疾病、醫藥上廣泛使用的物質，例如偽麻黃鹼（Pseudoephedrine）能暫時緩解鼻塞、感染所造成的鼻竇疼痛及呼吸道疾病，是標準的治療感冒用藥，也曾名列禁用清單之上。不論如何，WADA持續測試這些特殊物質或方法，努力辨識其可能的濫用傾向，列入監控清單之內，直至通往全面禁用或開放的結論。

WADA的禁藥清單，隨時更新，也會補充以各國運動組織的規章；換言之，各國運動組織亦可「自行加碼」，增補可能不在WADA清單之列，但仍應加以禁用的物質，兩者之間可能的落差，就不免產生爭議。是以，同樣違反運動禁藥使用，就未必在每個國家都受到同樣的對待與處置，這也是WADA的核心目標之一，在國際層次，統一關於運動禁藥的管制與遵行。雖然說，經常力有未逮，有時候不是真的雙標，而是真的存在雙重、甚至三重標準，莫衷一是；標準嚴格者，說別國包庇、鼓勵濫用嗎？實則未必。

提高能力的物質與藥物，早在希臘羅馬時代就見諸史書，當然，彼時的使用不在於運動競技場合，而是殺敵制勝的戰場上，或是供特別慶典的文化儀式之用。禁藥與運動結合？上個世紀的1980年代，歐美諸國運動進一步職業化，訓練方法突發猛進，金錢財務支持不斷提升，經濟利益走向令人咋舌、難以想像的規模，一般咸認，這是運動禁藥所以日趨普遍且惡化的主因。不少專家認為，自此伊始，頂尖的競技運動部門中，特別在耐力運動領域，運動禁藥被體系性的、計畫性的、耗費大量金錢的廣泛運用，不只競技場合，事實上從訓練開始便是如此。直至近年以降，因邊際值、最高容許值的強行引入，濫用賀爾蒙組合的檢測程序愈發精進，運動禁藥才遭到較為顯著的抑制。

走到21世紀，運動禁藥的發展跟著日新月異：基因禁藥（gene doping），非以治療為目的，卻利用基因治療，運用分子生物學方法、細胞治療技術，將目的基因導入運動員體內，使之達成目的基因產物，所謂「基因參雜」，藉以提升競技運動表現。專家不免慨嘆，同化類固醇、睪丸激素，這些在運動場上曾經耳熟能詳、卻不能輕言妄之的禁忌名詞，毋寧已經過時，未來將是基因興奮劑、基因禁藥的時代，「更令人興奮的是」──運動員肌肉力量、速度與耐力的提升，可能根本無法檢測出「禁藥在哪裡」。

訓練出女子100、200公尺世錦賽金牌克拉比（Katrin Krabbe）與歐洲女子400公尺金牌布羅伊爾（Grit Breuer）的知名德國田徑教練斯普林斯坦（Thomas Springstein），遭指控多次濫用運動禁藥予未成年女子，2006年遭法院判決16個月有期徒刑，作為呈堂證據的一份電子郵件中，體育界第一次聽到所謂促紅細胞生成素之基因療法（Repoxygen），一時方興未艾，竟蔚為熱潮。

美國經濟學者列維特（Steven D. Levitt），在其名著《何時搶銀行？》系列書中，說過一個有趣的故事：美國職棒大聯盟向以球員們濫用類固醇聞名，有位耶魯大學法學院學生，向大聯盟提出三個反類固醇策略：

可以猜出如此反類固醇策略的理由嗎？很簡單：運動界幾乎眾所周知，最老練的禁藥服用者根本查不出來。想知道真相？只好留待未來。

如果說，幾乎所有環法自由車賽（Le Tour de France）知名車手們，以阿姆斯壯（Lance Armstrong）領軍，都曾服用禁藥而遭禁賽過，有人不禁提議：乾脆列出一張預先批准的興奮劑、禁藥與手術清單，讓車手們自己決定，願意接受長期身心傷害之代價者，自己負責，然後，盡情地使用吧！因為，這樣一來，倡議者說道，我們至少可以確認一點：這可能是環法史上，最公平的賽事，沒有隱瞞，沒有漏網之魚。

作弊，如果是人們的天性，成王敗寇的競技運動場上，如何得以保全其純潔性？──如果還有可能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