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可能很難想像，一個主教之死，在德國宛如國喪。

德國樞機主教卡爾・雷曼（Karl Lehmann），在3月11日早晨過世，享年81歲。德國政壇多人表達哀悼，包括聯邦總統史泰恩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及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梅克爾視雷曼為如父親般的朋友，對於雷曼辭世發表悼念：「雷曼的智性及神學力量，吸引著我。」

「對於上個世代的德國教會來說，最幸運的事也許就是雷曼的出現。」曾經擔任神職人員的記者第爾曼（Wolfgang Thielmann）在動人的悼文〈他愛著教會及人類〉中如此寫道。

他的名字，對多數台灣人來說十分陌生，卻在一次次和歷任教宗的爭論中，贏得德國天主教徒與非教徒的深厚尊重。他的名字，對我來說非常熟悉，不過並非以天主教神職人員、而是哲學家的意義──或許對他而言，哲學與神學從來就不是兩種殊異的思考方式。

2016年，雷曼80歲，德國西南電視台製作了專題報導〈我們的主教卡爾〉，記者去他家裡拍攝，看到所有房間都有書牆，不只有聖經，而是橫跨各種領域、各種語言，儼然是一座藏書超出12萬冊的巨大圖書館。除了有大量的黑格爾（G.W.F. Hegel）、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等哲學經典作品，也有恩斯特・雲格（Ernst Jünger）、保羅・策蘭（Paul Celan）、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沃爾夫（Christa Wolf）、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布魯門伯格（Hans Blumenberg）、貝恩（Gottfried Benn）、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等不同思想者的著作，另外更包括他自己寫成與編輯的、超出4,000份神學和哲學的文章與專書。這是一位從不停止閱讀、思考與寫作的哲學家主教，或者，主教哲學家。

雷曼的第一個博士學位也非神學，而是哲學。高中畢業後，雷曼去了弗萊堡讀神學，但沒有待太久，就因其優異的資質被教會發掘，獲得獎學金，得以去義大利羅馬的宗座額我略大學（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讀書，那是天主教的菁英學府。

1962年，他在宗座額我略大學寫了一本驚人的博士論文鉅作《論馬丁海德格思想中存有問題的起源及意義──一種定位的嘗試》，以打字機打成，厚近1,500頁，多年後其助理將其數位化，我因而在博士班時期撰寫論文時得以閱讀。那本論文我當然不曾讀完，但是他把海德格放在整個思想史脈絡下（例如形上學、本體論、現象學、詮釋學等）定位其哲學發展與突破，其中許多詳盡闡述海德格思想的章節，是引領我進入海德格思想的鑰匙。

雷曼自己也曾經獲得一把思想的鑰匙。專門書寫天主教議題的記者瑞辛（Volker Resing），在《世界報》（Die Welt）上寫了一篇報導，記錄雷曼的生平。年輕的雷曼對於海德格的思想有高度興趣，在弗萊堡讀神學的他，當然想去聽海德格的講課，可是當時海德格的課程都在晚上，按照神學院的規定，住宿生雷曼晚上必須留在神學院裡。然而雷曼竟成功說服了老師，把宿舍鑰匙交給他。於是年輕的神學院學生，便可以去拜會他的哲學導師，除了上課以外也與哲學家有無數深入的會談。在某種意義上，最後誕生的那本哲學博士論文，海德格也親自參與了指導。後來雷曼說：「要是當時我沒有獲得那把鑰匙的話，我不能想像後來我的生命會有什麼樣不同的發展。」

在結合了哲學與神學的知識基礎上，雷曼走出了一條不同於其他德國神職人員的道路。而他夜奔哲學課堂、逃離神學院的行為，似乎也暗示了之後他另類的神學生涯。

雷曼完成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到德國，擔任德國重要神學家拉納（Karl Rahner，另一位海德格的學生）的學術助理，1967年再取得神學博士，至美茵茲、弗萊堡擔任神學教授。他接下美茵茲大學教席時才32歲，是當時德國最年輕的教授。1983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雷曼擔任美茵茲教區主教，他便離開了學術界──他說這是極其艱難的決定，因為學術工作是其夢想，當最後一次關上研究室的門，告別大學時，他止不住眼淚。

不過，從教授到主教身分的轉換，還是非常順利。美茵茲信眾非常喜愛雷曼，稱他為「打動人心的主教」（Bischof der Herzen）。1987年，他被選為德國主教會議主席，擔任主教4年後就被選為全國最重要的天主教徒，速度之快，絕無僅有。

此後直到2008年，雷曼一直被選為主席。或許對教廷來說，這任期太長了，之後規定被修改，主教會議主席只得連選連任一次，因而被教友們以拉丁文暱稱為「雷曼法」（Lex Lehmann）。

如此長的任期，加上樂於走向人群與媒體，使雷曼成為德國天主教的最佳代言人。他時常上電視節目，接受媒體訪問，甚至到美茵茲職業足球隊主場上開球，帶領德國教會走向大眾。2001年，雷曼被任命為樞機主教，媒體均認為這個肯定來的過遲了。在這個位置上，他能夠選舉教宗，也因此披上紅衣、參與了兩次梵蒂岡放出白煙的「我們已有教宗」（Habemus Papem）儀式，選出本篤十六世及現任的方濟各。

他常常被與拉欽格（Joseph Ratzinger）相提並論，也就是後來的本篤十六世，是德國最重要神職人員，兩人被稱為德國教會的「雙面」（Doppelgesicht）。他們的背景確實非常像：都有博士學位，都先擔任多年大學神學教授後才成為主教，而且在年輕時都深受海德格影響；甚至雷曼要在德國大學擔任教授時，審查者之一就是已在杜賓根大學擔任神學教授的拉欽格。可是，兩人之間對於教會的路線並不相同。雷曼始終是個改革者。

在那個天主教會還非常保守的年代，雷曼的開放、自由態度，以及積極與其他宗教對話的行為，使得他被認為是天主教會的非主流。1994年，他與另外兩位德國主教賽爾（Oskar Saier）、卡斯博（Walter Kasper）聯名致信教宗，要求對於再婚天主教徒更自由寬容，只是此改革之聲最後未被接納。此外，他對於女權、對於神職人員是否得以結婚、對於同性戀等議題的態度（他並不支持同婚，但認為教會對同志應該更寬容），都與羅馬教廷有差異。他也明確批判過天主教會太過輕視教會內的性騷擾事件。

另外，對於墮胎的態度也可以看出來雷曼與羅馬教廷之間的距離。雷曼與德國政壇許多重要人物均有深入往來，他與前總理科爾（Helmut Kohl）甚至是互稱「你」的朋友。在許多重大倫理爭議的議題上，雷曼並不缺席，並與政界有深入對話；當1990年代德國政府想改革關於刑法218條關於墮胎的規定，雷曼也希望教會能扮演參與決定的角色。

德國刑法第218條原本規定，中止懷孕者，將被處以3年以下徒刑或罰金。這個從俾斯麥時代就存在的條款，到了納粹德國時代更是嚴格執行，在戰後的西德面對越來越多批評；後來兩德統一後，終於推動改革，循東德模式規定，如果在懷孕12週內尋求了被認可的專業建議（例如醫師），則免罰。

當時，雷曼已經與政府深入討論，認為這是可行的立場：墮胎原則上仍違法，但在某些條件下並不受罰，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尋求教會的諮詢。雷曼與他的德國教會主教同僚們相信，與其在墮胎事件中完全退出，從而使得天主教的聲音與倫理信念喪失影響力，不如在有條件允許下參與墮胎諮詢。但是，這與當時的若望・保祿二世立場不同。

2000年，羅馬教廷動員立場保守的主教們，強迫德國教會更改了立場，放棄擔任法定諮詢機構之一，不願德國教會成為墮胎的背書者。後來雷曼公開表達了其失望立場，他說：「我們奮鬥了，而我們失敗了（Wir haben gekämpft, und wir haben verloren）。」

他與羅馬教廷之爭，即使到了本篤十六世時期也持續著。不過，在現今教宗方濟各的帶領下，天主教會有多項改革，雷曼的非主流立場，在今日已成主流。雷曼過世後，媒體定調他為一個不同信仰間的搭橋者（Brückenbauer），一個始終為了更開放的教會而奮鬥的神職人員，甚至冒著被梵蒂岡懲罰的風險。

被許多神學教授讚為「主教席上最後一位知識人」的雷曼，確實是在神學界與教會之間搭橋的最佳人選。可惜的是，他的堅持大部份都未能被羅馬接受。我總認為，一個像天主教這樣龐大的組織能夠生存下去的重要動力，是必須能夠允許強悍的改革派聲音，因為正是這些聲音的力量，能夠協助組織改革蛻變，並回應來自內部或外部的更激烈的聲音。

《萊茵郵報》（Rheinische Post Online）的文化版編輯施羅德（Lothar Schröder）在〈與一位偉大神學者道別〉文中，以一個拉丁文“Adsum”說明了雷曼對於天主教、對於人類之愛與忠誠。天主教會中，有這樣的從羅馬時代傳下的儀式：在禮拜開始後，主教會呼喚信眾之名，而信眾將答以“Adsum”，意思是「我在此」。這個儀式來自《撒母耳記》，當耶和華呼喚先知撒母耳之名時，撒母耳如此應答：「我在此，因你呼喚了我。」

我想，除了「在信仰中堅定不移」外，這個字「我在此」也確實貼切形容雷曼的一生──他讀了哲學、神學，成為神學教授，卻又放棄教職成為主教，但一生追求一個更開明自由的天主教，甚至不惜與梵蒂岡交惡，豈不都因為他必須回應一種更高的召喚？撒母耳最後把上帝話語傳遍了以色列，雷曼的工作也正是以其批判思想回應並傳播上帝。他始終在接下每一個使命、投入每一次爭執、發出每一次批判時，準備好說出：“Ads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