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就像活在地獄一樣，沒人願意跟我說話、連招呼都不打，同國籍的亞塞拜然人四處傳播我是同志，別的難民拿我的耳環跟長相開玩笑，嘲笑我是妓女⋯⋯」賈維德（Javid Nabiyev）如今坐在德國杜賽道夫的家中，想起2年前在收容所的日子，一切仍歷歷在目。

2014年，25歲的賈維德在家中和19歲的小男友交換戒指，這場秘密訂婚只邀請雙方密友，孰料婚禮影像卻遭媒體在網路流傳，引起國內軒然大波。賈維德原本還摸不著頭緒，後來才發現是亞塞拜然政府秘密潛入他家安裝針孔攝影機，報復他先前在首都巴庫舉行的歐洲運動會，帶頭抗議政府長期對同志的迫害。

「事情遭披露那天，我家遭抗議民眾層層包圍，來的幾乎都是男人，他們不停叫囂叫我去死、揚言要殺了我，我在家裡躲了3天，鄰居還斷了我的電⋯⋯」

協助LGBT難民轉調收容住處的「漢堡酷兒難民支援團體」創始人之一喬（Joe）指出，LGBT難民的處境比一般難民更危險，來自穆斯林保守國家的人多半視同志或跨性別者為敵，「一旦酷兒（Queer）的身分曝光，就已暴露於危險之中。」

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今年1月甫公佈，2017年難民庇護申請者（asylum seeker）人數約18萬7千人，其中前三大族群與前一年相同，依舊是敘利亞（4萬7千434人）、伊拉克（2萬1千43人）、阿富汗（1萬2千346人），皆是穆斯林保守國家，在敘利亞，同性戀可處3年徒刑；在阿富汗則可處死刑。

這群保守勢力從原生國家搬徙到去年甫通過同性婚姻法律的德國，人是落腳了，但長期根深蒂固對於非異性戀族群的歧視，卻原封不動在難民營、收容所繼續上演。

在德國慈善機構ArrivalAid Düsseldorf裡，協助難民準備庇護申請面試的葛倫布許（Paul Gollenbusch）近兩年處理約160件LGBT難民案件，他指出，由於宗教、文化因素，這群難民常成為被霸凌對象，例如，遭其他難民在食物裡吐口水、扔石頭，甚至被砍傷等蓄意謀殺。

根據德國同志聯合會（Lesbian and Gay Federation in Germany）統計，光是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該組織獲通報106起在難民營或收容所針對LGBT難民的暴力事件，包括言語霸凌、肢體衝突、強暴等。

「漢堡酷兒難民支援團體」成員丹尼爾（Daniel Stock）指出，收容體系傾向將同國籍背景的難民分配在同一營區或同間房，雖然有相似文化、語言應更好相處，但對於在原生國遭受歧視的LGBT難民而言，逃離了家園卻又在收容所裡遭遇同樣背景的霸凌者，有如掉入另一個地獄。

賈維德就是最好的例子，當時身心交瘁的他，初到德國被分配到位於比勒費爾德 （Bielefeld）小鎮的難民營，與來自喬治亞、亞塞拜然、阿爾美尼亞的難民同住一房，不僅因同志身份飽受言語霸凌，營區內另一群難民，甚至號召所有人不准跟賈維德說話，徹底隔離他與其他難民的人際關係。

「那時我完全迷失了自我認同，我不知道自己是誰。」為了融入其他難民，他改變外表打扮、走路姿勢，假裝是異性戀；更掰出另一套說法，欺騙其他難民是因為與未婚妻家人起衝突才逃來德國，但不斷編織的謊言卻讓他的憂鬱狀況更加惡化。

由於心理壓力過大，賈維德的右腳神經出現問題、無法伸直，只能靠拐杖移動，但在比勒費爾德住了一個月後，他被轉往位於阿特納（Altena）小鎮位於山丘上的收容所，每天得爬上一段山路，但賈維德的拐杖早就在前處難民營斷成兩截，只能先以膠帶綑綁，一施力拐杖就東倒西歪。

因為不當摩擦，導致他的右腳皮膚腫脹潰爛情形加劇，醫生警告他再動一次手術可能面臨截肢，「我每天都要求社工幫我更換一支新拐杖，甚至不顧羞恥捲起褲管露出可怕的傷口，證明我沒有說謊，但沒有人願意幫助我。」

當時他求助無門，又因恐懼鎮民看他拄著破爛拐杖的眼神，更加封閉自己、不願意接觸人群，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卻是同房來自孟加拉的室友，每天天未亮就開始大聲禱告、一天5次，不到5坪大的房間，留著一把大鬍子的室友與當時媒體不斷播送的ISIS聖戰士影像在他腦海裡重疊，讓他無比恐懼。

「我當時精神狀況極度不穩定，某天在廚房看見室友痛哭禱告，十分鐘後又看見他大笑讀著同本經文，當下我覺得這世界瘋了。」在遲遲無法取得新拐杖、腳傷未明、更換室友的請求遭拒，看不見希望的情況下，他不想再努力活著了，當晚他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由於德國當局並未公開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作為庇護申請理由的人數，全德目前有多少LGBT難民尚不得而知，位於柏林的同志團體「Schwulenberatung」預估柏林約有3,500名LGBT難民；位於紐倫堡的同志組織「Fliederlich」則預估該市收容約600名同志難民。

由於不斷接獲LGBT難民上門求助在收容所遭其他難民霸凌、甚至性侵，兩團體率全德之先於2016年初成立LGBT難民收容所，隨後在科隆、慕尼黑、漢堡、杜賽道夫等地陸續有團體跟進，但規模都不大，紐倫堡的收容所僅能容納8至10人；柏林的LGBT難民收容所能容納120人已是全德最多。

負責協助同志難民事務的“Aidshilfe Düsseldorf”社工阿密特（Amit Marcus）認為，德國政府與兩年前相比更重視LGBT難民於收容所面臨的問題，各地也陸續成立專設的庇護處所，但難民營的工作人員包括社工、警衛等，對於問題警覺性明顯不夠，「當他們接獲事故通報，往往覺得事情並不嚴重，你是同志並不代表能獲得特殊對待。」

「漢堡酷兒難民支援團體」志工克莉斯安娜（Christiane Jungblut）也指出，由於2015年的難民潮，政府開放大量社工職缺，引進許多缺乏訓練的人員，當LGBT難民與其他難民發生衝突，往往指責前者「為什麼你不能表現地正常點？」，未能及時給予幫助。

來自阿富汗的阿莉亞（Aria Hussaini）是受害者之一，生理性別是男生，但性別認同是女生的她，兩年前初到德國時曾在難民營住過一個月，當時慘遭其他難民強暴，她忍了一個月才敢報案，但警察告訴她，相關證據採集已過時效，對此也愛莫能助。

目前搬到漢堡「女子之家」的阿莉亞表示，在營內的強暴案件層出不窮，從傳統國家逃到德國的難民，少了原生國家的束縛，將腦筋動到同營的女性，無處可逃的女難民只能隱忍。她淡淡地回憶，「有時為了拯救其他女生免於被強暴，我只好答應和其他男難民做愛。」

當LGBT難民在收容處所遭受霸凌或暴力對待，申請調往其他收容所，除了得提出有力證明，若申請調往其他城市，囿於德國法律的限制更是困難重重。

德國政府規定，16個邦由於富庶程度不同，獲分配的難民額度不一，由各邦自負難民補助的開銷；城市的狀況也比照辦理，一旦庇護申請者在該城鎮註冊居住，3年內不得轉往其他城市，只能轉往同城鎮的其他難民營或收容所。

克莉斯安娜解釋，這個規定看似合理，因為一般難民都想住在大城市，若無限制恐怕難民會一窩蜂擠往柏林、漢堡，但住在地處偏遠的難民營，除了LGBT難民得整天面對其他不友善的難民，社交生活受限，更意味當地租屋市場不如城市熱絡。

按照規定，一旦取得難民資格，就能搬出難民營、自行尋找租屋處。但房源過少、房租高出負荷，都讓租屋困難重重，克莉斯安娜說，有一名跨性別女子因為遲遲找不到房子，被迫留置難民營，長期與其他男性難民同房，「這樣她怎麼會快樂？政府應該刪除這種僵化政策。」

來自伊拉克的同志難民哈桑（Hazan Kahrizi）也認為，關於LGBT庇護申請者的轉調住處規定應該放寬，近兩年他與全德逾兩百位LGBT族群聯手發起遊說行動，希望能給予政治人物施加壓力。

他指出，3年不能更換城市的規定有3項例外：在其他城市取得工作機會或大學錄取資格、爸媽或配偶住在他城，但逃往德國的LGBT難民往往極欲逃離原生家庭，怎麼可能還尋求家人幫助？

此外，轉營區申請案件審理速度應更即時，丹尼爾指出，審查往往得耗去數星期、甚至數月，有時社工通報他們有LGBT難民在營區遭暴力攻擊，在保護難民優先前提下，他們會先將受害者直接接回家中暫時安置，直到正式轉調申請成功。

克莉斯安娜笑說，「這也是我們的初衷，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希望幫助沒有安全住處的LGBT難民，都能找到安全的地方居住，不必提心吊膽。」

自殺未遂的賈維德最懂箇中滋味，在醫院躺了3周後，出院後社工立即替他換了收容所，搬到單人房也提供全新拐杖，「一天之內我就什麼都有了，但我告訴他們：『Fuck off！』如果我死了，我根本不需要這些東西，一定要等到生死關頭，你們才會重視我們的問題嗎？」

他決定替所有的LGBT難民站出來，2016年他在網路上創立“Queer Refugees for Pride”平台，「我們要為自己發聲，讓自己被看見，我們不是二等難民。」

他更建立「彩虹雷達」，在網站上連結全德國相關LGBT難民支援團體，協助庇護申請者遇到問題，能透過網絡取得最快幫助，許多LGBT難民透過此網絡成功轉調到安全的住所，不再擔心自身的安危，在德國找到真正的家。

賈維德為LGBT族群權益的付出，替他贏得2016年「全球LGBT權利影響者」獎、其創立平台去年更獲頒萊比錫同志遊行大使；目前他已取得難民資格，與男友住在杜賽道夫的公寓中，談到得來不易的感情，一臉甜蜜。

連兩年賈維德都和同志好友們參加科隆同志大遊行，扛著平台的旗幟在人群裡昂首而行，旗幟上飄揚的鳳凰象徵LGBT難民的重生，「我們拋棄原本苦痛的人生，奔向新的國家，追求更好的第二人生，一切歸零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