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猶未光，我就和「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的朋友出發，在鐵門尚緊閉的捷運站前招呼了正抽煙聊天的計程車運將，直奔至車站，轉乘高鐵南下，又被對口老師接應上車，五個人塞進鐵殼，在農田樹林寡屋空地之間蜿蜒，十分鐘後才到目的地。

這次寄來邀請的學校，在地圖上被溪圳包圍，周圍空白一片，道路稀疏。信上沒有說明邀請原由，見到了面老師才說，這樣鄉下學校的性平教育極少，希望能帶給學生不同的觀點，也讓同志學生在探索自我認同時可以懂得保護自己。而該校學生會也曾邀請熱線，但夥伴回報的資料也寫著，學校高層對這類型的演講不太友善，有些刁難嚴苛。我們問老師辦這次演講會有壓力嗎？她只說走一步算一步，能做多少是多少。

熱線教育小組一年約有500多場的演講，國小到大學生，佔了演講對象的9成，從同志個人生命經驗出發，談的是霸凌、出櫃、戀愛、病老，在性別平等背後，更重要的是情感與生命教育。然而在偏鄉地區的演講，一年只有約20場，幾乎不成比例。

「在這裡唸書想翹課還沒地方去呢，」我打趣說著，畢竟這裡唯一一間便利商店在幾公里外的大馬路上。學生們在校門外抽著煙，教官不過幾步之遙卻視而不見，原來只要不踏進校園就不作數。

我們被帶往教室，或倒不如說那是個儲藏空間，在舊桌破椅雜物中清出了地板，鐘響學生進來，便席地圍圈而坐，三五依偎，有閨蜜、有哥們、有情侶，有染燙得浮誇的金髮。管秩序的是個白胖少年，聲音尖細，舉止陰柔嬌媚，我與夥伴們相視而笑，謝過這位大姐頭。

偏鄉孩子們的發問多又有趣，十五、六歲的年紀，追問我們有沒有伴、初戀故事、擇偶條件、家人同儕眼光⋯⋯爛漫天真，講起同志在法律上還未成功的婚姻，更是學生小情侶間擠眉弄眼，又或十指緊扣，還未識在他們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人生進程，對同志而言是媳婦熬成婆也盼不著、搆不到的白紗西裝喜糖配偶欄位，殘酷點是病榻靈前白紙黑字的家屬名份。

在這間熱線進行性平教育演講及面談的學校，下課了，仍有一名女學生佇足停留，素面馬尾，並不亮麗，寬鬆的制服沒有改過的痕跡，中規中矩，在其他人離開後反而顯得突兀。她剝著指頭，欲言又止。照過往的經驗，會在演講結束許久還遲未歸散的，多是腐女或是要來出櫃的孩子，前者是忘返，熱情地想與我們攀談、合照；後者是流連，蹉跎著要幫自己出櫃的，或幫兄弟姊妹、朋友同學，甚至是別人的兄弟姐妹出櫃的都有，這時候就需要個隱私點的環境，小心翼翼的保護好脆弱的心靈。

我們上前關心，幾句寒暄希望能安撫少女的緊張，支開了老師，她倉促而稍稍結巴地問：「喜歡同性是錯的嗎？」

她沒有表露出一絲惡意，或者對同志族群的質疑，而是惶恐的，像被噩夢驚醒後的自我確認。她要的不是答案，所以我們反問，試圖釐清問題的脈絡。

女學生回答：自己喜歡女生，曾有過自認是男生的性別認同，現在仍在探索，家人無法接受，換來的是惡言與拳腳，不斷辱罵指責她不正常。在鄉下地方，同志中心與性別社團都在車程2小時以上的國立大學裡，對於只有腳踏車代步的學生來說，像在雲端天邊，而更遙遠的，是村郊對性少數的認知。

她後來和一名已出社會的成年女性交往，不久後家人發現，被設下嚴格的監控與門禁，於是她逃家與女友同居，沒多久卻分手了，本以為的救贖潰然崩解。

這段轟轟烈烈她並沒有多加著墨，或許是自己也還沒整理好，連串超出瓜字初分之齡能負荷的過往。

情緒到少女舌尖就被吞了回去，音頻肢體僵硬違和，問分手後是怎麼過的？她說她自殺，割腕了2、3次，沒有成功。這不是令人驚訝的答案，若干同志在這個年紀，也都嘗試或企圖做這樣的事情，十五、六歲，沒有看過太多風景，沒有認識太多人，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離不開家，學校的團體生活若是融洽，還能有支持系統，如果不適，那就成了另一組鐐銬。

後來問了她近況，她說回到沼瘴的原生家庭太痛苦，就投奔在外租屋的親哥，但未成年的她，隨時都有可能被父母強制帶回，就算找到學校來，老師也不得不放人。要是能幸運的在外生活，小小年紀要半工半讀才能維持日常所需，在大都市這不算困難，街上琳瑯滿目的打工職缺，可這裡商店就零星幾家，學校更是在林田深處，若要到市區工作，光是交通往返就是一大工程。

下堂課已開始10分鐘，臨走前她說：「你們放心，我不會再自殺了，因為我答應了3個朋友，所以我不會再去死了。」語畢，她穿了鞋大步跑開，我們道別。這段話像是少女對自己的宣示，也可能是對遠道而來的我們的慰藉，儘管承諾幼稚的像扮家家酒，不過這已經是她所剩無幾能信仰的憑依了。

在回高鐵站的路上，這次接洽的輔導老師才說，那名女學生曾熱切的向一名女老師吐露自己的生活，但過於頻繁的接觸，讓老師無法承受長期下來密集的勞動，轉介給輔導處，卻再難獲得少女的信任。

那是另一所曾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合作過的學校，但後來不斷被抗議就暫停了相關的同志性平課程。這次頂著風暴找來我們，為的是校內小gay小拉生活中的疑難雜症。

小房間內，四方長桌，那名少年坐在我正對面，兩旁是熱線的夥伴，逐一自我介紹後，知道了他叫熙和（化名）。我們談了談近況，問問剛升高中的他與班上同學相處的情形，他靦腆地說一切都好。

那班上同學知道自己的性向嗎？熙和堅定地用雙手比了個大叉說「絕對不知道」，見狀，我們把早已緊閉的門窗又檢查了一遍。往下追問，原來國中時他曾喜歡同班的男同學，把秘密告訴了新來的輔導老師，卻被講了出來，隔天暗戀的人知道了，全班知道了，幾天後連同樓層的陌生人也知道了。

我們聽得傻眼，熙和倒是一派輕鬆地說反正那時要畢業了，尷尬幾天也就沒有交集了。眼前他笑得傻氣燦爛，但從堅定不和同學出櫃的表態看來，那段日子究竟是辛苦難熬的吧。

那此時此刻坐在這裡，傻氣開朗的他在煩惱什麼呢？

熙和長喟一聲，講起自己的家庭：假性單親，父親工作繁忙不常回家，平常只有他與母親同住。另一半從生活中缺席，還得面對職場與親戚上的壓力，所以媽媽從熙和國中時開始進入教會，尋求心靈上的慰藉。

本不做他想，只覺得媽媽在生活中能得到支持系統是件好事，直到近日母子倆看著新聞聊天，為了同性婚姻的立場爭辯，「我媽忽然問我是不是同性戀，我就承認了」，熙和搔著頭說，「結果她不斷罵我是惡魔，拿聖經的條文罵我，說我會下地獄。」

「她後來就不跟我說話了，只給我最基本通勤、吃飯的錢。」少年一愣一愣地說著，才事發不過幾日，平時還能一起聊天的母親忽然變樣，冷漠、憎恨地對著親生骨肉，只願支應最陽春的開銷，連電話費也沒有。 那父親呢？熙和搖了搖頭，「我媽太聰明了，提款卡什麼的都是她在管，我也有稍微跟我爸提這件事了，他沒說什麼，但也幫不上忙，只能等他再幾個月回來。」

熙和顯得有些喪氣，無奈多於難過，放學後他就得一人面對孤獨與低氣壓。我們開始討論著生活方案，如何獲得支持、如何求救、如何籌措通訊資費；說著再過1年就可以打工，想像著3年後畢業考上遙遠大學就可以暫離親緣，在外地展開新的生活。

在面談結束前他說：「我要許一個願，就是活到明年；明年再許一個願，再活到下一年。」幾句話平淡帶過，但在座的我們卻彷彿聽見了那上揚尾音下的顫抖。甚至我們也曾聽過許多次，諸如此類脆弱的許諾。

這樣因為自身性傾向與家庭決裂同志不是個案，常說「子女出櫃，父母入櫃」，整個社會對性少數族群的不了解，乃至於刻板污名抹黑，都一再增加同志父母的壓力，光是從猜想子女是不是同志的那一刻起，重擔就已經背負了。

熱線每年在針對同志親人的家庭工作就辦了30多場活動，有座談、演講，也有聚會和個別諮商，人數高達600人。而所有的電話接線業務，各種類型加起來就有1,400多通，多達5萬5千分鐘的諮詢電話。

曾聽過一名同志母親沮喪地說：「怎麼會認為跟我出櫃就會被斷絕金錢、趕出家門呢？我給的愛這麼不值得信任嗎？」心境令人鼻酸，究竟為什麼，出櫃成了一場充滿恐懼的告白？

這2次的面談，都讓我內心驚慌失措，當聽見眼前15歲的少年少女拙劣地掩蓋憂傷，彆扭地說著不堪一擊的承諾與願望，平時總嚷嚷著厭世的我們顯得有些失禮，但對他們的心疼不只是自慚形穢，更多的是那懦弱嗓音正敲擊著我生命中被壓縮封存的恐懼。

去年11月17日，反同團體聚集在立法院外大喊反對修法，我在現場，聽著他們咒罵疾呼「同志不是基本人權」，說著同性婚姻若是通過，寧可以死抗議。他們大聲的罵著，好像葉永鋕不曾死在廁所，畢安生不曾墜樓，林青慧石濟雅不曾殉情，好像性少數們一路走來受的傷，都不曾發生過。

「世界上也許沒有任何地方／擲棄我們的憂傷」耳機傳來《微光》，我看著常德街的路牌，再也撐不住地哭著回家，那一夜，我無法闔上眼。

生命會為自己找到出路嗎？

我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