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時候就聽過試管嬰兒了，那時候覺得聽起來好夢幻喔！怎麼可能會發生，結果竟然成真了。」

Jovi興奮地說著，女兒苗苗在一旁睡著了，似乎沒意識到自己就是媽媽口中那個「成真的夢想」。

苗苗今年3歲了，有著淺褐色的頭髮和一張精緻的混血臉龐，走在路上常有路人讚嘆「好漂亮喔！」她是Jovi懷胎10月產下的孩子，兩人的互動自在且平等，與其說是母女不如說是朋友，不過苗苗和Jovi並沒有血緣關係。

Jovi是一名女同志，小時候就知道自己喜歡女生，意識到這件事的當下「覺得很害怕」，害怕成為大家口中「不正常」的人，為此Jovi還去查了書，書上寫著「18歲之前是假性同性戀」，Jovi便對自己說「我可能是假性的」，一直到18歲後，她還是喜歡女生，她知道自己不會改了，也能坦然地面對自己的性傾向。

在同性婚姻仍未受到法律認可的台灣，Jovi和前任伴侶P辦了場婚禮互許終身，婚後兩人透過人工生殖技術產下苗苗，後來Jovi和P因個性不合而分開，現在苗苗大部分時間跟著她叫「媽咪」的Jovi，有時則會去「媽媽」P家住。

婚後，Jovi開始思考怎麼有自己的孩子。Jovi說自己本來就想要小孩，加上P的家人希望可以抱孫，Jovi原本想要透過領養來完成自己及P家人想要小孩的夢想，但認真研究領養相關規定後，才發現同志伴侶因為在法律上不被認可，加上單身身份也很難領養小孩，因此要領養遠比人工生殖困難許多。

但是在台灣，人工生殖是不孕夫妻才能使用的技術，並不開放給同性伴侶或單身者，因此Jovi開始大量蒐集資料，也曾自己找過台灣的捐精者，但考量到台灣的血緣主義（血緣上的父親有權利可以爭取孩子的監護權）以及其他種種因素，最終決定到泰國做人工生殖。

Jovi說，一開始原本想做的是利用外來精子與自己卵子結合的IUI（人工授精），但後來考量到自己有遺傳性的僵直性脊椎炎，為了孩子的健康，決定改用P的卵子及從精子銀行選中的精子來做試管嬰兒，並由Jovi懷孕生子。為了順利受孕，Jovi花了很多時間調養身體、也打了很多針、吃了很多藥，把大部分的收入都存下來花在人工生殖上，最後終於成功受孕。

結束了一波三折的求子過程後，原以為應該一切順利，殊不知生產更是一連串苦痛的開始。談起生產過程，Jovi半開玩笑地說：「小孩一定是跟我啊！因為我是賠2條命耶！」

原來，苗苗本來有個雙胞胎弟弟，但在Jovi懷孕初期大血崩而流產流掉了，之後Jovi在醫院躺了2個月才保住苗苗。由於苗苗的身材比一般小孩來得高大，37週便已重達3,600克，讓Jovi生了3天2夜都還生不出來，後來緊急剖腹生產導致失血過多昏迷，而苗苗也是一出生就因無法自主呼吸而開了2次刀才救回，母女兩人可以說是鬼門關前走一遭，因此Jovi格外珍惜與苗苗之間的緣分。

在過去，「同志」與「生兒育女」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概念，甚至有立委發表「同志亡國論」，抨擊同性婚姻若合法形同於鼓勵沒有生育能力的同志伴侶結婚，最終將導致「亡國」的後果；但今天，憑藉著人工生殖技術，「女同志」和「媽媽」2個看似衝突的字眼卻在Jovi身上找到了交集。

Jovi並不是台灣唯一的同志媽媽，在Jovi參加的同志媽媽社群中，共有30多個像苗苗一樣透過人工生殖得到的孩子，年紀大一點的都快上小學了，年紀小的還不足1歲，有些甚至還在媽媽的肚子裡，儼然是一股小小的「同志嬰兒潮」；而同運組織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簡稱同家會）設立目的便在於爭取同志的生育權、婚姻權及親權。

同家會籌備委員Lupy說，同志家庭並非是這5、6年來才有的現象。同家會的前身是一個拉媽組織，「拉媽」指的是曾在異性戀婚姻中有子女、在離婚後帶著小孩與同性伴侶同住的同志媽媽，這算是早期同志家庭的典型。但隨著社會變遷，現在的同志家庭多半是由確定好要養育小孩的同性伴侶組成，再決定透過何種方式擁有小孩。由於不論做人工生殖或考慮領養都需花費一定的經費及時間成本，因此同志伴侶往往會先經過極為縝密的思慮過程，並不會像異性戀伴侶一樣生出「計畫之外」的小孩。

由同家會出版的《當我們同在一家：給想生小孩的女同志》，便是一本女同志求子教戰手冊。裡頭詳盡地介紹了手術相關資料、如何自行滴精生子（編按：一種自行受孕方式。指將新鮮精子用試管或注射器注入體內，完成受孕的過程。）等等實用資訊，而除了實用資訊外，更多的是幫準同志媽媽釐清自己為什麼想要小孩的練習題，好比第一章便開宗明義地問「妳，準備好了嗎？」反覆要讀者自我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要一個小孩？」、「我有穩定的經濟來源嗎？」、「我的社會支持網絡夠健全嗎？」書末甚至附上「組成同志家庭自我評估問卷」，讓打算生育的同志伴侶能自我評估。

這本書中對生養子女的縝密程度或許會讓許多現職爸媽自嘆弗如，難怪台大社會系副教授吳嘉苓在序言中寫道，此書絕對不只是一本寫給女同志媽媽的親職手冊，而是「整個台灣社會都需要學習的育兒寶典」。

我們訪問10個同志家庭後發現，生子方式可謂五花八門，有出國做人工授精、試管嬰兒，也有找男同志朋友自行滴精的，但不變的是生小孩前的深思熟慮，像Jovi事先做足功課，並與伴侶協調清楚用誰的卵子、未來家務分工等等。

許多同志伴侶也在生育前便想清楚要怎麼跟孩子解釋「你怎麼來」，像是Jovi家的書架上便擺著《為什麼你有兩個媽媽？》、《為什麼你有兩個爸爸？》或《我只有一個媽媽》等描述多元家庭的童書，便是希望苗苗能永遠都能自信驕傲地面對自己的家庭及出生，不用為任何人或事感到羞愧。

雖然同家會的會員幾乎清一色是同志媽媽，但這並不代表沒有「同志爸爸」。

一位多次嘗試人工生殖卻失敗的男同志I便說「好羨慕女同志有肚子！」I喜歡小孩，渴望能有一個自己所謂「家庭的樣子」，雖然有了穩定的伴侶，但仍希望自己也能經歷養育孩子長大成人的人生歷程。

但他感嘆男同志不像女同志有卵子、有子宮，常常必須為了求子去走險路，像身邊朋友便有透過協議結婚娶中國新娘，等新娘生完小孩後再提離婚的，也有在某些國家完成人工生殖後卻發現礙於法規限制，孩子帶不回來的；而I的個性較謹慎，希望一切程序都合法無虞，便花上大把鈔票及時間到制度較完善的美國做人工生殖手術，即使最終未成功，也花了近200萬元台幣，若完整跑完整個代孕程序則須花上500萬元台幣。

酷兒影展創辦人Jay則是成功求子的例子。學生時期在美國讀書的Jay在同儕間從不避諱自己的性傾向，不過回台灣工作後，面對父母仍難以公開談自己的感情狀態，這讓他即使與父母感情再好，仍像隔著一道看不到的牆般，常常回去探望父母卻不敢坐太久，深怕又被問到禁忌的感情問題。直到辦了酷兒影展後，Jay才在姊姊的鼓勵下向父母出櫃，家庭關係破冰了，才讓他敢去追求一些「之前不敢去想的事情」，好比擁有自己的家庭。

42歲的Jay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有3個姊姊、1個哥哥的他擁有5個姪子姪女，他一路看著姪子姪女從出生到現在上了大學，深入參與他們的每個階段，也讓他希望能擁有自己的孩子，但他從沒想過一個男同志如何擁有孩子，直到參與描述男同志伴侶求子的電影《滿月酒》後，才在導演鄭伯昱的推薦下，參加了舊金山多達3、4百人的「Man having baby」研討會，這才讓他了解到來同志求子並非「一條孤獨的路」，其他國家早已行之有年。

在美國，人工生殖已發展出完整的產業鏈，只要登入卵子銀行就能完整地看到捐卵者的照片、身高、體重、就讀學校甚至SAT分數等詳盡資訊，但這些透明資訊卻讓Jay更加困擾。

Jay不喜歡用這種商品化的方式來對待生命，也不知道未來該如何跟小孩解釋為何要選擇A卵子而非B卵子，最後他決定鼓起勇氣詢問他的女同志好友，是否願意捐卵供他使用，隨後也透過仲介找到了一個願意擔任代理孕母的美國已婚女同志Emily，並與Emily的太太和小孩一起吃飯，那頓飯的氣氛很好，Jay感覺到雙方那種不需要特別解釋就能體諒對方處境的默契，就這樣，一條生育鏈串起了男同志與女同志，一種新的親屬關係應運而生。

「雖然外面的人看覺得好不自然啊！一個男同志透過女同志的卵子、又是女同志的代理孕母，然後跨這麼多國家、跨海去做這件事情，但對我來說卻是自然到不行，然後我覺得我永久可以跟小孩講這個故事，這些人也會永久在我的生命裡面。」Jay開心地說著，他不希望捐卵者及代理孕母只是生小孩的工具，而是由衷地希望能將她們都納入孩子的生命中，一起成為家庭的一部分。

隨著同志求子潮的出現，過去的「同志亡國論」正逐漸被推翻。不過當談起同志生養小孩時，許多人的第一反應仍是「同志伴侶怎麼可以這麼自私！」彷彿在同志家庭長大的小孩人生一定不圓滿、一定不幸福；但紀錄片《我和我的T媽媽》導演黃惠偵曾說，作為女同志的小孩的確讓自己有著痛苦的成長經驗，「然而那痛苦並不是因為我的母親是同性戀，而是因為其他人的歧視。」

這段話讓我想起Jovi訪問中所說的一段話，當時我問Jovi希望社會上能有什麼幫助同志家庭的改變，她說：「我們已經既成事實了！小孩塞不回去也不會不見，然後這個社會也不會因為說你是單親媽媽或同志媽媽就多給你一些包容，當然不會啊！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不需要包容，我們需要的是平等的看待。」或許就像黃惠偵及Jovi所說的，同志家庭和每個有著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的家庭沒有什麼不同，和隔代教養或單親的家庭也沒什麼不同，同志家庭要的從來不是社會上對下的包容或接受，而是「我們都一樣」的平等對待，畢竟真正讓同志小孩痛苦的並不是擁有幾個爸爸或幾個媽媽，而是某種以關懷為名的歧視，某種「你不正常」的憐憫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