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遭到敘利亞武裝組織綁架長達3年以上的日本記者安田純平獲釋了。針對此事件，包括「自己責任論」在內，日本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批評聲浪。在戰亂地區進行取材的對錯，的確有深思熟慮的必要，可是這個問題存在的幾個論點，應該梳理出來進行討論。

筆者曾經擔任記者，在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深入戰區採訪，基於自身經驗，整理出各項論點的見解，一起探討這項攸關危險地帶的新聞報導價值與記者人身安全的問題。

在危險的戰亂地區進行採訪，若以投資報酬率的層面來看，安田到了當地卻沒有留下任何有新聞價值的成果就被綁架了，說不上是「英雄」，甚至可以說是沒達成任務的失敗者。

不管是大型報社的記者或是自由記者，一旦進入戰區，保護生命安全只能靠自己。因此，盡可能地蒐集情報，事先評估要怎麼做才能夠安全地採訪，有些情況下也會雇用武裝護衛人員。也就是說，赴戰區採訪的大前提是，謹慎做好周全的準備以迴避風險。當然，採訪工作有成功也有失敗。過去，安田在敘利亞或伊拉克等地累積了豐富的採訪經驗，他深入險境的珍貴報導，也獲得不少掌聲。但是，2015年6月從土耳其進入敘利亞後，就沒那麼幸運了。

關於被綁架的原委，安田在記者會上表示是在中途和導遊分開的緣故。這一點就如他本人所言：「完全是我太過輕率而引起，連我自己也無法想像的失誤。」

過去，交戰的雙方之間存在一定的默契，就是 「 戰場上不對記者出手」。可是，在經歷過伊拉克戰爭的中東地區，這個規則被破壞了。現在，對武裝勢力而言，記者成了「誘餌」，拿到鉅額贖金作為活動資金，或是上傳處決影片向世界宣示其存在感。在敘利亞內戰如此水深火熱之中，就以安田從土耳其進入敘利亞的過程來看，或就其結果而論，對於他在行動上應該更加謹慎的批判，是免不了的。

來自日本社會的批判，如「採訪工作欠缺思慮」、「應該自己承擔責任吧」等，以網路社群或有識之士為中心，對安田進行猛烈抨擊，出現了「打壓（bashing）安田」的現象。就我而言，有些部分感到非常不合理。

一開始，安田就不是為了協助戰爭才去敘利亞的，只是一介平民。既然他是平民，不管是在哪個國家，他的生命安全必須受到保護。這是在近代以來國際人道法的約束下，世界共通的倫理。根據《日內瓦公約》第四條，也規定戰爭時期要保護平民。

沒有正當理由，安田長期遭到武裝團體的拘禁，明顯地違反了《日內瓦公約》。應該譴責的是犯下重大犯罪行為的武裝團體，而不是安田。

在戰區活動的平民，不只是記者，還有包括各國的外交官、國際機關、人道組織、NGO等也在其中。即使是他們，當然也有被綁架的可能性。他們被綁架與安田被綁架，在本質上並沒有不同。在這層意義上，可能主張「自己責任論」的人無法理解對於在戰區活動的現實。在戰區，需要做的事過於繁多，在那裡發生無法預測的意外也不少。就這一點來看，安田完全是被害人，狀況極為殘酷悲慘。本人也證實道，他被綁架的3年多來，被關在狹窄的單人房，也反覆受到不當的對待。在這當中，安田能夠在身心均健康的狀態下獲釋，我由衷為他感到開心，並且給予祝福。

在日本外務省發布的四級旅遊警告裡面，敘利亞屬於最危險的第一級「建議撤離」（退避勸告）地區。意思就是國民不宜前往該地，而當地國民也應該立即撤離。但是，外務省發佈的危險情報只是作為參考，並非絕對禁止。而且，要說危險情報是否100％正確反映出當地情況，那又未必。每個國家對於危險情報的判斷不一，偶爾也會令人疑惑。即使是外務省，很多時候也無法取得當地的最新情報。在戰區，外交官透過記者蒐集情報的情況也不稀奇。

觀光旅行也許不是很必要，但是要前往戰區進行採訪工作，一定需要本人收集情報，當然也會參考危險情報。但是，到底應不應該去到戰區，還是本人在綜合評估全部資訊之後，最後做出判斷。

我在阿富汗戰爭結束不久，進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當時，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記者或自由記者，在確保生命安全的判斷下，進入阿富汗。那個時候，部分的塔利班反抗勢力依然持續抵抗，每個人都拼命收集情報，思考用陸路或空路的哪一個路線進入阿富汗比較安全。結果，我是從巴基斯坦國境的開伯爾山口進入，雇用當地的退休警察等的戒護，與多家媒體一起坐車進入的。當然，那個時候的阿富汗屬於「退避勸告」的區域，可是誰也不以為意。在戰區的現場，外務省發布的危險情報不過是眾多參考的情報之一。

另一方面，在2014年突尼西亞的博物館攻擊事件，有3名日本人被殺害。就算是危險層級低的地方，被捲入恐怖攻擊的情況也不罕見。那時也無法要求日本政府負起責任。同理而論，批評安田是因為去到日本政府警告危險的地區才捲入事件，這個論點很奇怪。還有，責怪記者前往退避勸告的地區，也有失合理。

如第一點中所述，身為專業的戰地記者，安田是判斷沒有問題才行動的，遺憾的是，中途遭到綁架，這一點是身為專家的安田應該反省的。但這件事情與日本政府發布危險情報的狀況，並沒有直接相關。

安田獲釋的背後，肯定有日本政府的努力與斡旋，這是無庸置疑的。為什麼營救安田需要那麼久的時間，以及進行交涉的經過，詳情都沒有清楚交代。即使沒有支付贖金，借助各個相關單位的幫助，在這個層面上，一定也動用了與巨額贖金不相上下的外交資源（也就是稅金）。雖然也有人認為日本政府在營救安田的交涉上消極，可是至少在獲釋的最後階段，為了營救安田而不眠不休的人應該為數不少。

幫助在海外身陷險境的國民是國家的職責，話雖如此，日本的主權管不到海外，而且那個國家的實力或是與對方國家的借貸、關係好壞等複雜要素都牽扯其中。

不是外交官護照，一般的護照就像是單純向當地政府請託協助這個人的證件，並不意味生命安全完全受到保障。萬一發生什麼事件，是以當地司法機關的處理為前提，可是在海外採訪若捲入麻煩是相當棘手，所以在行動上不得不謹慎。

在海外，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能力進行釋放人質的交涉，對沒有外交能力的小國政府是困難的行動（operation）。這次人質獲釋的背後，據傳協助的土耳其和卡達也有各自的盤算，儘管如此，應該也有因為日本所以才出手相救的要素吧。在這層意義上，安田應該感謝日本政府付出的努力；實際上，安田在記者會上也不斷地表達對政府的謝意。不管當中經歷多少曲折，身為國民的我，看到人質獲釋的消息，由衷地肯定日本政府的作為。

這次最常聽到的意見是，政府警告不要去的危險地區，就不要進入採訪。如果多數人都認同這樣的批評，那麼支撐民主主義社會的新聞工作根基也將受到動搖。

媒體也好、記者也好，以商業目的為考量進行採訪報導是事實。就連安田本身，在敘利亞的採訪內容可能是提供給電視台，或在雜誌上投稿賺取稿費吧。就某個意義來說，是一種經濟活動，是出自私人動機。但是，要說只有這個的話，卻又不盡然。花上金錢和時間，冒著生命危險去到敘利亞，就算採訪報導很搶手，在現代應該也不可能像賺到一棟房子那樣的發大財。如果沒有使命感是做不到的。

在好奇心或想博取名聲的驅使下，記者依然堅持去到戰區，同時也是因為使命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幫助當地陷入苦境的人們，以及讓日本人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多少盡一己之力讓世界可以變得更好。身為戰地特派員進行報導時，最鼓勵我的話語是來自當地民眾的聲音：「希望可以讓日本或世界的人知道這樣的慘況，想辦法阻止悲劇繼續發生。」身在戰區現場，沒有其他話語可以像這樣的聲音帶來勇氣。

傳達當地悲慘的狀況，就產生了讓日本讀者思考的契機，可以為在遠方受苦的他們做些什麼。如果可以認知到「今天的敘利亞也許是明天的日本」的危機意識，也有助於國民認知到安全保障的重要性。這樣的新聞工作，既與日本的國家利益，也與世界的公共利益有直接關聯。

在民主社會，因為有這樣的隱形機制在運作，記者才能夠每天提供有別於權力觀點的最新情報。就這一點來看，新聞工作不僅止於單純的商業行為，而擁有公共財的要素。

也正基於這一點，不管每一位記者或每一家媒體抱持什麼信念或立場，應是我們社會需要共同維護的一個底線。

對於安田的遭遇，如果說很多人都認為「他自己想去危險地區的，所以被抓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抱著隔岸觀火的心態，這個國家也未免太過犬儒主義（cynicism）。

安田這次在敘利亞的採訪任務沒有成功，但是為了將長期以來深受內戰所苦的當地聲音，傳達給日本人知道，堅守這份賺不了什麼錢的記者工作，帶著勇氣全力以赴。這樣的動機和行動，我認為世人應該給予最基本的尊敬。

若非如此，我們的下一代，沒有人會想成為報導戰爭的記者，這個社會裡面珍貴的東西也會銷聲匿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