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當然已不再是過去樂觀擁抱中國的漢堡市長與財政部長。作為一位技術官僚式務實主義性格的政治人物，在就任總理之後，蕭茲就因應新的德中情勢及普遍的疑中氛圍而修正了態度。

據此，蕭茲自是有底氣宣稱要以與過去不同的策略來應對現已不同的中國。

其應對中國的大原則大抵和現今歐盟的口徑一致，將中國同時視為「合作伙伴」、「經濟競爭者」以及「系統對手」。在這三重關係之下，德中之間在合作中有競爭衝突，而在系統衝突中仍要保持對話並合作──但這種用哲學行話叫「對立統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用老電影哏叫「我全都要」的事情，大概也只能在哲學家的思辨裡被完美實現。

蕭茲的思考絕非是以價值為導向，而是一種危機管理的經理人邏輯：鑑於德國無法與中國脫鉤的事實，他認為對中政策不該「太道德化」、避免無謂刺激中國。中國戰狼外交以及將經濟優勢武器化的現況，蕭茲則視為不得不接受的國際現實，並試圖在這種「時機歹歹」的大局下調整因應。

換言之，眼下德國對中國既然無法再繼續「business as usual」，那麼就要務實採取「business as unusual」的手段。

為此，蕭茲當然也認為當務之急是降低對中國的不對稱依賴、分散風險另尋原料來源與供應鏈。只不過他劃的重點，卻都與前文介紹的主流見解之間存在著微妙的不同：此次飛往北京的專機上，蕭茲在不公開的談話中即向隨行媒體證實，他認為降低依賴的方法，不是減少和中國做生意，而是除了繼續發展德中經貿之外，另尋其他貿易夥伴以分散風險。

對蕭茲而言，這似乎是個簡單的廚房化學題：就像要降低鹽湯的濃度，不一定要少放鹽，也可以多加水──甚至你還可以繼續加鹽，只要再灌入更多比例的水就可以了。

這種追求無痛轉型的機靈、「我家鍋子就是大」的霸氣，也同樣表現在蕭茲對氣候政策的態度上：不要求民眾改變、不必放棄高碳排的經濟生活，只需國家砸更多錢發展綠色科技，就能讓氣候與經濟的兩難自解。面對中國問題的兩難，也是同樣的道理。

因而根據蕭茲的邏輯，深化德中經貿往來當然沒有違背組閣合約裡「降低對中依賴」的承諾。他不認同輿論對其訪中之行的批判，想必也對將其稱作「Merkel as usual」的嘲諷感到不以為然。他的確自認與梅克爾不同，也把該有的改變做好做滿了：畢竟他上任後第一個訪問的東亞國家是日本而非中國，訪中後接著還訪問越南和新加坡──他已經在努力把德國存放在亞洲的雞蛋分散到不同籃子裡了。

「戰略模糊」的習慣再加上蕭茲自豪於當一個「務實而寡言的漢堡人」，經常居於後台、對外疏於政策溝通，於是就呈現出一種既飄忽不定卻又頑固堅持的政治風格──這也清楚地表現在今年夏天，蕭茲對援烏制俄的曖昧態度所引發的爭議──事實上，這種政治風格在實際決策中時常拿捏失當（有時甚至導致自我不一致），並頻頻造成國內與歐盟圈內的「茶壺風暴」。

就在蕭茲北京行前不到一個月內，即接連發生三場這樣的風暴。在面對中國嚴峻挑戰的當前，紅綠燈內閣的聲望跌到蕭茲上台以來的低點、也大大消磨了歐盟伙伴對德國的信任。

首先是10月中，能源危機使得紅綠燈內閣發生內訌：自民黨（FDP）由於地方選舉失利、聲勢大挫，該黨黨主席、同時也是財政部長的林登納（Christian Lindner）為了鞏固其擁核企業的基本盤，乃藉著兩座計畫於年底退役的核電機組發難，主張延役──而所謂延役，事實上也僅僅是多延3個半月。但這當然就踩到綠黨（die Grünen）反核的紅線。

在這件無關大局的事項上，黃綠兩黨為了各自的基本盤僵持不下。作為內閣掌舵者的蕭茲，並沒有在第一時間調解衝突，而是退入後台潛水，對外不發一語、不做任何表態，就讓兩邊的執政伙伴在檯面上表演相互叫板，癱瘓了政治議程達一週之久。

當時在歐盟能源部長會議的前一天，蕭茲於完全沒有知會盟國的情況下，突然又「砰」的一聲宣布，因應能源價格暴漲，準備投入1,900億歐元（約新台幣6兆元）補助德國企業──對自己魄力感到自豪的蕭茲，用一種被瑞士《新蘇黎世報》（NZZ）評論為「嬰兒化」的風格，把這項政策取名為「加倍砰」。

這形同在歐盟市場中，單方面靠德國的財大氣粗來擴大自家企業的優勢。此外，蕭茲還在歐盟峰會上堅拒各國採取共同行動、為採購天然氣價格制訂上限的合作方案。這一來一往即引發各國紛紛發難，批判德國一面宣稱歐盟團結，一面卻不負責任、為了自利脫隊單飛。

立陶宛警告德國此舉將摧毀歐盟市場，波蘭則批判德國是在利用能源危機來為自家企業牟利，捷克稱德國是「喬裝成國家的產業聯盟」，義大利則表示歐盟不該因各國財政口袋的深淺而分裂，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更是批判德國不該「自行孤立」。

蕭茲對此的回應，則直接踩在所有人的紅線上：

「德國若過得不好，歐盟也不會好過。」

但諷刺的是，根據《德國公視二台》（ZDF）的民調：高達65%的德國人，都不認同自家總理這種「單獨讓德國好過」的政策。

的確，歐盟政治圈內確實長期存在「幹譙德國」的風氣，德國作為歐盟龍頭，經常被不成比例地以放大鏡來檢視，也經常動輒得咎、做什麼都不對。然而，蕭茲此前在援烏制俄之事的曖昧搖擺，確實進一步重挫了各國對德國的信任，此次各國在峰會上對能源補貼之事的幹譙聲浪，正是對蕭茲政治風格之積怨的爆發。

例如有歐盟外交官員向《明鏡周刊》抱怨：蕭茲在檯面上宣稱要以「新馬歇爾計畫」援助烏克蘭重建；但檯面下，蕭茲的人馬卻總是在阻撓──例如試圖要刪掉計畫草案中「儘速援助烏克蘭」的「儘速」一詞，堅持計較要各國公平分配負擔。

另一位匿名的歐盟官僚更對《南德日報》（SZ）批評道：

「德國領導歐盟？在布魯塞爾，沒人知道這個國家到底想幹嘛。」

對此，長年觀察歐盟文化與政治的荷蘭著名記者暨作家馬克（Geert Mak）便指出：

「對蕭茲這個世代而言，歐洲只是生意場，而非對和平的保障。」

蕭茲領導下德國的這種態度，正好成為中國對歐盟實施統戰的著力點。

在布拉格峰會上，兩週後將獨自踏上訪中之行的蕭茲，面對歐洲執委會對中國威脅民主秩序的警告、呼籲降低歐盟對中依賴時，仍公開堅持「不希望歐盟與中國脫鉤」。儘管這反映了部分務實的考量，但在歐洲執委會內務市場專員布雷頓（Thierry Breton）的眼裡，德國總理此舉毋寧是在呼應北京對歐盟「分而治之的遊戲」。

歐盟峰會紛擾的一週後，蕭茲在訪中前夕又於國內引發了第三場茶壺風暴：強行批准中國國企中遠集團（COSCO）投資漢堡港托勒沃貨櫃碼頭（Container Terminal Tollerort, CTT）一案所引發的巨大爭議。

這項投資案源於漢堡港所面臨的經營困境：漢堡作為德國的第一大港，處於距易北河出海口120公里之遙的內陸，自然條件限制再加上易北河多年來的淤積嚴重，使其運能已達到臨界點。

2000年代，由於中國加入WTO，全球海運進入猛爆性成長的時期。在當時對全球化樂觀的展望下，漢堡曾於2007年預估，該港的轉運量可望在2025年前翻兩倍，來到年轉運2,500萬櫃。但實際成長趨勢，卻在2010年就陷入完全停滯。

面對此一變局，漢堡市府依然於2012年砸下大筆經費繼續浚深河道，堅持要實現2025年增長兩倍的夢幻目標──拍板此一最早版本之「加倍砰」的，正是當時的蕭茲市長──但這依然無法挽救該港於2014年後市占率持續下降的頹勢。

中遠因此找到了切入點。一方面，中遠是漢堡港的最大客戶，掌握了後者三分之一的轉運量；一方面，中遠也還尚未入股漢堡港，但卻已各在鹿特丹港與安特衛普港的一個碼頭擁有35%和20%的股份，據此中遠得以向漢堡港展示權力：不接受入股，我就讓中國貨輪改道荷蘭和比利時。

除了一手拿棒子之外，中遠另一手也拿著胡蘿蔔：一般而言，貨輪公司入股港口碼頭的經營是常態，且多數入股的方式並非支付金錢，而是提供讓更多貨輪入港的業務承諾即已足夠。但中遠對CTT這個它原本就享盡優勢的、在漢堡港中顯得無關痛癢的最小碼頭，卻提出6,500萬歐元（約新台幣20.8億元），準備收購35%的股權。

據德國公廣聯盟下的西德電視台（WDR）與北德電視台（NDR）的聯合調查，在此一不成比例的投資背後，亦有中國駐德使館動員的證據。有專家就認為，中國是藉著CTT投資案來試探風向，給前市長、現任總理蕭茲出習題──而蕭茲的這道「習題」顯然在中國眼裡做得不錯。

此案原本遭遇鋪天蓋地的反對，德國聯邦情報局（BND）認為不該繼續擴大依賴中國的風險，主管此案的經濟部長哈貝克也意欲否決。此外，不但綠黃兩黨主持的外交部、財政部、法務部反對，甚至連社民黨主持的內政部和國防部也都表達了疑慮，而民意更有81%反對。

然而，此案的審議期限到10月底，依法，若內閣會議不在此期限內做出決定，該案就將自動生效。由於內閣會議的動議權掌握在總理手上，蕭茲便做了這樣的權力操作：要求各部會妥協同意，否則他就不提入議程，讓此案超過期限自動生效──這樣的結果會更難看。

最後經濟部只能勉為同意蕭茲強勢主導的妥協方案（外交部則到最後都仍堅決反對）：中遠認購的股權由原訂的35%降至24.9%。如此低於25%的門檻，該集團在漢堡港就不會得到人事與經營的否決權。

就這樣又是「砰」的一聲，蕭茲讓中國保住了面子，德國也看似護住了裡子，而漢堡港則得到了錢子。

但事情顯然不會那麼單純，漢堡港畢竟是德國的關鍵基礎建設，而德國約有三分之二軍事戰備物資都得透過像漢堡這樣的商業港口來轉運。因此許多專家都提醒：此案不能單純以技術官僚的利弊邏輯來思考，而必須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脈絡下來理解其風險。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IfW Kiel）的經濟學專家朗哈默（Rolf J. Langhammer）推測，中國意欲藉投資介入，取得各大港口從原料到各項產品的物流情資，以建立其數位全球物流網。另如德國關鍵基礎設施工作小組（AG KRITIS）的阿圖克（Manuel Atug）、德意志經濟研究院院長弗拉恪（Marcel Fratscher）都表達了相同的疑慮。綠黨黨主席努里波爾（Omid Nouripour）更提出了靈魂拷問：

努里波爾批評道，總理在中遠投資案的決策仍是出於百里侯選戰固樁的思考，而忽視了這更是整個國家主權的問題。但蕭茲對此責難當然不做回應，即將搭上專機飛往北京的他，想必也感到不以為然、認為這又是一個典型的綠黨分子「對中國問題泛道德化」的修辭。

或許，在總理蕭茲專機起飛的那一刻，他既不再是當年的漢堡市長、卻又還是那位漢堡市長，既是改變了、卻又彷彿從未改變過。這種「對立統一」的曖昧，始終都圍繞在他那「漢堡人務實」的基調上。

或許正是這種務實中帶著曖昧矛盾的魅力，讓他在非自願的陰錯陽差之下，被北京官媒超譯、被中國網民喜愛，有望能排在雷打不動的馬克思（Karl Marx）、以及永遠的中國之友梅克爾的後面，成為中國人最喜愛的德國人第三名。

歷史的偶然就經常來自這種陰錯陽差的超譯。

過去，德國人曾把對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喜愛投射到普丁身上，並犯下一連串姑息綏靖、過度依賴的錯誤。俄烏戰爭爆發至今，這道完全做錯的歷史習題已讓德國的國際聲望與國家利益付出慘重的代價。緊接著，中國又成為它的第二道歷史習題，而習近平已不可能成為下一個戈巴契夫，如今的德國比過去任何時刻都清楚這一點。

日前《明鏡周刊》揭露了德國外交部正在擬定之對中政策白皮書的草案，內容明文強調：中國作為「經濟競爭者」與「系統對手」的面向，德國要強勢以人權原則為施壓工具，降低對中依賴、提高經貿管制門檻，嚴防中國插手港口設施，並宣告面對中國時德國不再獨斷獨行而當與歐盟各國協調一致──但幾乎每一條內容，都像是在糾正總理近期應對中國的每一項作為。

歷史雖不會重複，卻也可能押韻。世界都還在等待蕭茲、等待德國人督促自家總理，給出一個清楚明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