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裡仍有一本寫於32年前的筆記本，1983年， 我剛從香港來到台灣讀書， 入讀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 是「港仔」僑生，眼裡所見、耳內所聞，無不新鮮，故勤於抄下摘下所思所感，算是我的「新生活學習日記」。

翻到小本子的第29頁，11月27日傍晚，當時才20歲的我在上面寫了這麼奇奇怪怪的一個句子：「擱麵當lu誇lu do 爛，簫連，哇唔是青菜公公！」

看不懂，是嗎？

當然，這只是我寫給自己看的音譯密碼，印象中，除了「多謝」和「歹勢」之類的片語以外，這是我正式學習的第一句完整的台語句子。密碼由粵語和英語組成，翻譯為一般能夠理解的漢文便是：「國民黨愈看愈賭爛，少年，我不是隨便講講！」

是罵人的粗話。據說學習語言最容易由粗話學起，台語之於我，並不例外。

那夜的地點是在萬華區附近的一所中學，我跟隨2個大學同學搭公車從新莊到台北，吃過蚵仔煎和米粉湯之類，走路到中學廣場，早已人頭湧湧，或站或坐或蹲或四處遊走，眼睛皆望向架設於空地的講台上，台上亦是或站或坐了幾個人，輪流演說；廣場裡的人，眼神皆慷慨激昂，台上台下，皆是。

我唯一知道的講者是紀政，小時候在香港的報紙和電台廣播裡經常聽見她和楊傳廣的名字，高手，是「女飛人」，是「民族英雄」。於是我對同學說：「嘩，紀政呀，她好厲害呀！」

豈料同學嗤之以鼻，冷哼道：「呸！她是他媽的國民黨！」

同學從南部來，平日跟他聊天談笑，從沒聽他罵過什麼黨什麼人，這夜忽然發難，把我嚇了一跳，答不上腔。但站在他身邊的一個陌生中年男子卻插嘴道：「擱麵當lu誇lu do 爛，簫連，哇唔是青菜公公！」

同學點頭笑了，但我聽不懂，請同學解釋，他乃逐字翻譯，並且咬牙切齒，用悲憤替我開啟了台語學習的第一道狹窄門縫。選舉場子成為我的第一個台語課室，在寒冷的冬夜裡，在熱血的氣氛下，我學懂了如何用台語罵「賭爛」，更明白了當一位「民族英雄」從田徑場轉移到選舉場，在許多人的心中，往往只會變成狗熊。

當夜返回輔仁大學宿舍，我請同學再說一遍那個句子，並用粵語和英語將之抄在筆記本裡，覺得好玩，經常頌唸，直到32年後的今天，唉，這仍是我唯一講得比較像樣的台語。

32年前那場是第一屆立委第四次增額選舉，競逐者包括紀政、簡又新、高忠信、蔡辰洲、洪文楝、江鵬堅等，更有僑選立委，港澳地區的其中一位委員是卜少夫，我以前聽父親說過他的名字，因為我父親亦在報界任職，跟卜少夫是同行，有過不太愉快的交往。但我覺得「僑選立委」這個頭銜相當拉風。當從報上讀到卜少夫之名，暗暗羡慕，更暗暗立志他日亦要嘗嚐做立委滋味，後來甚至有過一段很長時間的內心掙扎：我到底應該做個備受保障優待的僑選立法，抑或出馬投入真正的民主選戰？

這念頭一直維持到我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始完全打消，只因終於明白，政治鬥爭之惡俗程度遠超過去所曾想像，而如果連我這麼惡俗的人亦承受不了。那麼，真的非常非常惡俗，避之則吉。

然而，我持續投票，行使公民權利和義務。是的，我是僑生，但後來娶了台灣牽手，取了中華民國護照，有完完整整的投票權，每回立委選舉和總統選舉，我若時間許可，必搭機從香港回到投下不知道是否仍算是神聖的一票。

最詭異的一回是2004年。倒非因為陳水扁和呂秀蓮忽然中了詭異之槍。不管真假，他們好歹是活下來了。真正詭異的是我為了陳水扁和呂秀蓮而遇上一位不再存活的人。

先從香港機場說起吧。

那回的選舉緊張氣氛從香港機場就開始了。我跟隨一個「台灣大選觀察團」前赴台北，在香港機場櫃枱排隊check-in的時候，身前身後的人擾擾攘攘，眼神洋溢緊張與亢奮，顯然是「選舉荷爾蒙」提前勃發不可收拾。航空公司服務員可能因為承受比平日多了好幾倍的工作壓力，臉色不太好看，一位小姐小聲地對另一位小姐說：「咁多人（這麼多人），忙死人！」對方也小聲地回應：「選舉嘛，係咁㗎啦！（選舉這件事，就是這樣的啦！）」

離開機場踏進機艙，氣氛持續瀰漫，巧遇一位台灣朋友，她坐在我背後數排，遠遠看見我，點頭微笑，舉起右手兩根指頭代表二號連宋，倒下左手拇指代表一號陳呂，這是泛藍陣營的打招呼方式，選舉時節特產。

坐下來，鄰座的一位男子把頭埋在報紙的選舉新聞裏，他的世界早已收縮為整張版面的白紙黑字，天地之間，沒有其他事情比這更重要。過了半小時，起飛了，用餐了，我逗他聊天，提及選舉，沉默的他立即嘰哩呱啦地說個不休, 滔滔長江東逝水，他的口水把我噴得滿臉潮濕，原來是個台商，原來是不顧三七二十一拋下生意趕回台灣投票。

「聽說台商有8成支持連宋？」我好奇問他。

「騙人的啦！」台商咬牙切齒地說。「人在江湖嘛，尤其在中國，在別人的土地，講話當然要小心一點。有人來問，當然要說支持連宋，當地幹部不喜歡你挺扁啊，我嘴巴對他們說一定投給二號，回到台灣，你管個屁！」

飛機在台商的口水聲裏飄然降落，話題就此打住。踏出機艙步出機場，大廳裏旗幟如海，有藍有綠，拉票團來此呼喊，一號！二號！一號！二號！懇切的臉容配上期待的神情，剎那間令每個穿越接機大堂的人覺得自己是前所未有地重要，選舉原來是集體的激情亦是個人的洗禮，這是連宋陳呂之戰亦是你我他她之戰，在「我的一票也能make a difference」的動人幻覺裏，我們盡變在上帝身旁吹奏聖樂的天使。

搭車進入台北，從城南到城北，旌旗蔽天，文宣遍地，每寸空間淹沒在標語口號的嘉年華裏，遇上的每一個人對於選舉都可侃侃不絕講出至少15分鐘的戰報分析，再度挺扁的10個理由，改投連宋的百個原因，誰上誰落，誰上之後應該做些什麼，誰落之後又該如何，治國大計救國方略，一到選舉彷彿人人變成諸葛亮，彷彿人人有資格被未來的當選者禮聘為國策顧問。很不幸地有人發現我這位「觀察團成員」原來擁有投票權，於是15分鐘分析馬上延長為45分鐘演說，彷彿我這一票天經地義應該由他支配，而我不該有任何理由say no。給我吧給我吧，選舉本是精神思想的格鬥征服，請暫時把你的腦袋借給我用一用，美哉爛蘋果，先咬一口，自會覺得香潤甘甜。

對於蘋果之爛與不爛，我其實沒有太大意見，因為如果我在選舉資訊如此混亂的情况下仍有能力確認誰最爛和如何爛，今天站在台上的便會是我而不是他們。我唯一能夠確認的，恐怕是世事總不至於像宣傳單張上說「換總統，救台灣」這麼簡單俐落，因為一個台灣畢竟是2千3百萬人的台灣而非一位總統的台灣，正如一棵大樹是滿結果子的大樹而不可能是一粒爛蘋果的大樹，縱使蘋果再大再巨型，樹幹是厚是實，始足決定果園的主人是榮是辱。

於是我在日夜連場的造勢熱鬧裏，努力尋找一粒又一粒的好果實，老的幼的男的女的，藍的綠的紅的黃的，出名的無名的活著的甚至死去的，我從他們緊繃的容顏裏窺探台灣的好風光，並在心裏暗想：如果把「換總統，救台灣」的「總統」二字換成兩個不確定的「XX」，是的，「換XX，救台灣」，或許更能激發人們的信心與盼望。

XX，可以是「公德」，每個人對周遭環境加倍體貼愛護，大至生態保育，小至把選舉晚會後的垃圾帶走；可以是「禮貌」，每個人對陌生者加倍和善客氣，不再總是厲眼相看或爾虞我詐；可以是「忍耐」，每個人對權力的伸展加倍克制謹慎，不再一味崇尚「愛拚才會贏」式的叢林生存法則；可以是「平等」，每個人對非我族類加倍認真對待，不再是以台為大以我為尊⋯⋯把「XX」代入「總統」，再把生活裏的各個面向的美好期盼代入「XX」，你將發現「救台灣」原來是一場有趣百倍的生活遊戲，遠比投票選總統來得容易、直接、有效、落實、快速。綠營2百萬人手牽手？藍營3百萬人上街頭？如果這5百萬人能夠在日常生活裏──至少就在選舉的時節吧──製造較少的族群仇恨、製造較少的文宣垃圾、製造較少的肢體衝動，台灣便真多了一分得救的機會。

再說一次：選舉是集體的激情也是個人的洗禮。當我們站在台下舉手高喊「換總統，救台灣」的時候，如果站在台上的人能夠喊回一句「換XX，救台灣」，如果我們願意真心聆聽並付諸行動，每個人便都是最優秀的總統；總統是誰，又有什麼關係？

走過城南，走過城北，城市不眠，我卻必須返回旅館休息。明天後天畢竟仍有活動，我畢竟仍是必須跟隨大隊活動的「觀選團成員」。忙了一天，終於有時間坐下來讀報，赫見《聯合報》頭版右方刊登了一段悼念小啟：「黎大康追思會。我們的好朋友黎大康，於2004年2月21日睡夢中，在北京家中安返天國，享年47歲。3月20日星期六下午一點，在台北靈糧堂，請來和我們一起懷念大康。」

我呆住了，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如斯巧合? 我於1984年從輔仁大學轉到台灣大學，1987年畢業後，加入《大地》雜誌任職記者，黎大康是那時候的同事，頗聊得來，經常相聚吃喝。但我在九零年代赴美深遠後，疏於來往，直到2004年2月中旬，黎大康忽然從中國大陸打電話給我，原來他已從台北移居北京，說將於月底赴港洽商，順便看看我這闊別良久的老朋友，然而我等到3月仍未見他的蹤影，無聲無息，未再聯絡，我還在心裡暗罵這個人毫無信用。而我平常只看《中國時報》而甚少看《聯合報》。這夜在便利商店買不到前者而只見後者，唯有買了，想不到剛好讀到訃聞。怪不得。原來已經不在人間。怎麼一位17年未見的老朋友的名字竟用如此迂迴的方式跟我重逢相聚？

我回此城，看見了，聽到了，3月20日真正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竟然不是投票而是去向一位舊友告別。那天我出席了悼念會，看見他的黑白照片，終於，我和黎大康對看了一眼。是重逢，也是告別。所以我說啊，選舉是集體的激情也是個人的洗禮，萬水千山，繞了幾圈，回到這個不知道應該叫做起點抑或終點的地方。

忽然之間，我覺得自己是如此無能為力。

那些年，我經歷過的台灣選舉，以此為詭異之最。

（作者簡介： 生於香港，灣仔長大，文化評論學者，中學畢業後，赴台升學，畢業於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後赴美取得社會學博士。曾任香港《明報》副總編輯，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