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林蔚昀／21世紀新冷戰當前，回顧20世紀冷戰的台灣：舉足輕重的邊緣人
2022年俄國入侵烏克蘭，終結後冷戰，開啟新冷戰。近年來，有許多冷戰研究，從名嘴到鄉民，大家也開口閉口新冷戰⋯⋯但是，我們真的了解冷戰嗎？
冷戰看似把世界隔絕成美蘇兩個壁壘分明的陣營，但正如波蘭記者格里高什．雅舒斯基（Grzegorz Jaszuński, 1910-2001）所說，全世界沒有任何時候，像冷戰時那樣緊密連結，是個全球共同體。1971年後，大家以為台灣很封閉，因為被退出聯合國，是個被隔絕在國際之外的邊緣人，但是，其實那時候台灣一點都不邊緣，反而舉足輕重。要了解新冷戰，我們必須了解冷戰，以及台灣在冷戰中的位置──而這個，我們可以透過當時來台波蘭人的書寫以及台灣和波蘭的交流略窺一二。
雅舒斯基在1995年受邀來台，寫了一本關於台灣的書《來自台灣的龍》（Smok z Tajwanu），這個概念就出自他的書。請見：Grzegorz Jaszuński, Smok z Tajwanu, Warszawa: Oficyna Wydawnicza RYTM, 1996, p.43.
砲彈下的金門高粱
1958年年底，一名流亡倫敦的波蘭陸軍上校／軍事作家皮哲米斯瓦夫．蘇德克（Przemysław A. Szudek, 1921-2008）受中華民國政府之邀，來台灣和金門參訪。我在倫敦的波蘭語報紙《訊息》（Wiadomość）上找到了蘇德克寫的、關於台灣和金門的5篇文章。〈勝利〉（Zwycięstwo）是關於空軍桃園基地（註）；除了空軍基地，他也在台灣南部參觀了一個設有勝利女神力士型（NIKE-HERCULES）飛彈的基地。蘇德克接下來去了砲戰下的金門，他把八二三炮戰和英倫空戰（Battle of Britain）相比，說這兩場戰役進攻方都沒有取得自己想要的戰果，守軍的成功防守反而鼓舞了軍民的士氣。但是，蘇德克的文章並非只是單純的「自由中國好棒棒」。他也不是初出茅廬、滿腔熱血的年輕軍官，此時37歲的他經歷過華沙起義、二戰，也待過集中營，他明白死亡是什麼。就算他想要忘記，金門的砲聲也會讓他想起來。
蘇德克的履歷驚人，他曾在二戰期間參加波蘭國民軍（Armia Krajowa），進行地下反抗運動，後來被納粹逮補刑求，待過好幾個集中營，包括惡名昭彰的奧斯維辛。二戰尾聲他逃到英國，加入英軍，被派去馬來半島參加反共特別任務，還曾經擔任波蘭流亡政府總統奧古斯特．柴爾斯基（August Zaleski）的武官。蘇德克履歷請見此。
蘇德克在他的口述回憶錄《一個軍官的特別任務回憶》（Wspomnienia oficera do zadań specjalnych）中提到，他是在馬來西亞出任務時接到去台灣的邀請，他還有見過蔣介石，蔣待他很親切。介紹蘇德克來的人是倫敦自由中國新聞社（Free China Information Service）社長陳堯聖，他於1959年10月30日寫信給外交部長黃少谷，信中建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安德斯將軍（Władysław Anders）領導的流亡政府建立關係，說英國政府在處理與波蘭及波蘭共產政府的有關事務時，常私下向安德斯將軍諮詢，信中陳堯聖也提到，去年（1958年）來台的舒戴克上校（Col. P. A. Szudek）就是由自己介紹（舒戴克就是蘇德克）。
不過，蘇德克來台似乎也有別的任務。在〈賴名湯呈蔣經國與南摩鹿加共和國特使蘇德克上校有關印尼情況之談話紀錄及對其身分立場之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蘇德克是南摩鹿加共和國軍事顧問／特使，來這裡是為了搜集資料報導中華民國反共抗俄的立場政策和實況，同時也以南摩鹿加共和國特使身份與中華民國政府商討協助南摩鹿加共和國軍隊的事宜。南摩鹿加共和國（Republik Maluku Selatan）成立於1950年4月，當時，南摩鹿加地區的摩鹿加族人拒絕加入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於是宣布成立南摩鹿加共和國，並獲得一些前荷屬東印度皇家軍隊成員的支持。不過，南摩鹿加共和國很快就被印尼政府鎮壓，共和國成員後來流亡荷蘭。南摩鹿加共和國曾於1957-1958年間向中華民國尋求各種協助和支持，包括讓其國防部長馬奴索瑪（J. A. Manusama）來台參訪、請求政治庇護一些難民、請求國軍幫他們訓練軍事人員之類。中華民國政府只有讓國防部長於1957年來台進行非官方參訪，其他的請求則因為政治上太過敏感或我國自顧無瑕而婉拒。波蘭流亡政府也有聲援南摩鹿加共和國，或許這是為何蘇德克會成為南摩鹿加共和國的軍事顧問／特使，並代表南摩鹿加共和國來台。
請見：Przemysław A. Szudek, Wspomnienia oficera do zadań specjalnych, Warszawa: Oficyna Wyddawnictwo RYTM, 2012, p.114；「陳堯聖函黃少谷：少谷部長學兄勛鑒」（1959.10.30），〈波蘭流亡政府擬與我國建交〉，《外交部檔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312.1/1；〈賴名湯呈蔣經國與南摩鹿加共和國特使蘇德克上校有關印尼情況之談話紀錄及對其身分立場之分析〉，《蔣經國總統文物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5-010100-00080-002；〈南摩鹿加共和國〉，《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10899-0045。
蘇德克沒說基地的名字，但他有說這是一座北部的空軍基地，又寫到賈伯瑞（James Jabara）也帶著美軍也在那邊駐守，還說在賈伯瑞隊上有F-104星式戰鬥機，這符合空軍桃園基地當時的狀況，所以我想他寫的就是空軍桃園基地。
不過，文章的配圖並不是空軍桃園基地，航空歷史專家傅鏡平老師看了說，照片裡面的飛機跟飛行員是屏東的三大隊（1959年這個大隊搬到台中清泉岡基地）。我想，蘇德克在空軍桃園基地時可能沒有拍照，刊出的照片可能是報社選的。或是也有可能，他有拍照，但是放錯照片（他可能參觀不只一個基地）。
勝利女神力士飛彈是八二三炮戰後，美國擔心共機挑釁，於是在林口部署了一個飛彈營，後來在岡山也部署了第二個營。但除了這兩個飛彈營，在其他地方也有飛彈基地，如淡水、苗栗西湖、嘉義大林等地。在〈勝利女神〉這篇文章中，蘇德克提到美國訓練官稱讚國軍士兵：「我跟你說，這些人超棒，真的超棒（This guys are great, just great, I tell you）。」）
1958年12月29日的《正氣中華日報》金門版有寫到他的參訪：「波蘭自由作家蘇德克上校，由國防部新聞官翁延益陪同，於昨日飛抵金門，預定在此作三天實地訪問。蘇德克昨日由劉元戎中校陪同，前赴前哨陣地訪問，並曾參觀本報。」請見：〈波蘭自由作家蘇德克訪金門〉，《正氣中華日報（金門版）》，1958.12.29。
在〈金門〉這篇文章中，蘇德克說，雖然金門是一個很好打的目標，但中國的村子沒那麼容易毀滅。他說雖然金門不適合耕種，但很適合挖散兵坑和地下坑道，因為很堅固，士兵躲在裡面很安全。他也看到人們如常生活，雖然有些人遷村了，但有些村子生氣蓬勃，農民清晨去耕作，小孩去上學（很多校舍的屋頂沒了，牆上被砲彈打出了洞）。蘇德克說，雖然美國人不幫金門（確實，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只包括台灣和澎湖，沒有包含金門、馬祖），但金門防守得很好。請見：Przemysław A. Szudek, “Złota Wrota”, Wiadomość, August 2, 1959.
在〈偵察〉（Patrol）中，蘇德克寫到，他在他下榻的地方和高大英俊的Czao上校、壯碩的Mo少校、蛙人部隊的年輕指揮官Czen中尉坐在陽台吃飯喝酒時，想起台灣的人們在他來金門之前對他說：「中國最好的高粱在金門。」「你回來的時候記得帶一瓶高粱。」於是他等大家吃得差不多時，問了一句：「我聽說你們這裡有好喝的高粱？」
那時金門沒有旅館，可能是軍方佔用的民宅，既然是陽台（而且後來他說他們為了躲砲彈跑下樓），我猜可能是某個洋樓。
「高粱！」大家放下筷子，異口同聲大喊，彷彿他們就在等這個信號。「我們確實有全中國最好的高粱！」於是高粱就來了。Mo把高粱倒好倒滿，Czao用雙手捧起高粱向蘇德克敬酒。蘇德克一開始覺得沒什麼，但乾了幾杯後，他發現眼前的Czao變成兩個⋯⋯他說：「Czao，我的好朋友，不要跟我開這種玩笑，不然我就不跟你喝酒了。」國軍軍官們放聲大笑。Mo把高粱倒進湯匙裡點火，高粱開始燃燒，燦出淡藍火焰。國軍軍官都很高興，覺得這高粱很純。
他們喝完一瓶，要開始喝第二瓶時，聽到了炮聲。高粱被震得從桌上跳了起來。他們以為這只是單一事件，又敬了一輪酒，但是當他們再次聽到砲聲，他們拿起頭盔，跑下樓，跑過中庭，躲進澡堂（蘇德克說，這建築物很低矮，沒有窗戶，躲在這裡比躲在擁擠、悶熱的防空洞好多了），繼續喝酒。喝著喝著，大家都忘了砲聲和禮數（敬酒時也不起立了），開始胡言亂語，每個人都大聲說話。突然，Czao上校要大家安靜。
「我要告訴你們一個軍事機密。」Czao上校說：「到目前為止，金門的物資就靠兩間酒廠撐著。一間酒廠昨天被炸毀了，一個毀到產量剩一半，等到全毀，保衛金門就很困難了。」這應該是實話，1950年底開始，在胡璉將軍推動下，金門靠生產高粱酒的收入和台灣購買白米，然後用白米和農民交換相同重量的高粱，如此一來，農民和士兵一樣可以吃到高品質的白米。1950年代中期後，金門高粱在台灣變得極受歡迎，初期，酒廠由戰地政務委員會控制管理，營業利潤歸委員會所有，占了其大部分收入；1970年後，酒廠利潤直接歸入縣庫，占了金門全縣收入的一半（註）。由此可見，金門酒廠真的是金門軍民的命脈（不過，當時應該只有一間酒廠，不知為何他說兩間）。
請見：宋怡明，《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168-170。
說完了祕密，Czao上校憂鬱地看著空杯。其他人也無言以對，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離死亡有多近」。然後他們繼續喝酒，想著當自己不在世上時，自由世界的命運會是如何。
Mo憂心忡忡，說他死前至少要洗澡，其他人也覺得有道理。所以他們要傳令兵拿熱水來，在蒸氣中赤身裸體把酒喝完⋯⋯後來的事，蘇德克說他不太記得了，他只記得Czen撞到了頭，躺在地上，而Mo的頭和肩膀泡在水中，蘇德克很有人性光輝地把他的頭從水中提起來。之後，他就全身滴著水走出澡堂，外面是閃著火光的夜。
第二天早上公雞把蘇德克叫醒，他說金門很多公雞。他說他的頭一點都不痛（確實，據說金門高粱喝了不會頭痛），於是他對來叫醒他的傳令兵說：「高粱特好！」（Kaoliang Te-hao!）早餐時，他有點擔心地問起了撞到頭的Czen，Czao上校告訴他Czen沒問題，只是有任務在身所以沒來。蘇德克津津有味地喝了粥，吃了一點冷肉，一點竹筍，還有一顆皮蛋（之前他覺得皮蛋很噁心）。然後他們去視察夜間砲擊所造成的損傷。被鎖定為目標的155mm加農砲營沒被炸到，但城市被炸到了。之後他遇到了Czen。Czen說，他晚上要到中國海岸出偵察任務。蘇德克說：
原文是stare jaja（老蛋），在英文及波蘭文中，皮蛋被稱為百年蛋、千年蛋（外國人誤以為這是因為放很久才會變黑），所以我猜蘇德克指的應該是皮蛋。
「我們會守著一瓶高粱等你。」
「Yes sir！」英文不太好的Czen用這句他最常說的英文回覆。
他們等了幾天，收到消息說，Czen不會回來了，他們就自己喝了酒。
看似平淡的結尾，卻充滿令人哀傷的衝擊力道，也揭露了戰爭的殘酷本質。蘇德克的文字就像冰凍過的高粱，聞起來是香的，喝下去是順口的，但之後當高粱回溫，每一口都變得更加嗆辣燒喉，喝多了也會讓人腦袋昏沉，把現實看成兩個。在現實的一面，是偉大的反共口號，但另一面，是死亡和恐懼，是戰爭的荒謬，是「單打雙不打」下，每日幾百發的砲擊，以及被打到傷殘或喪命的可能性。在這不正常的日常生活中，會翻到哪一面，就正如一名金門人說的：
這句話出自參文範訪談，請見宋怡明《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宋怡明在書中提到，1958年10月到1979年12月間，共軍採取「單打雙不打」，砲彈通常在傍晚前打，金門人會在傍晚之前躲到防空洞避難，躲上好幾小時（頁100-101）。王天源在〈那段單打雙不打的日子〉中也說：「即自民國47年（1958）發生之823砲戰後，每當單號夜晚7點至9點之間，對岸的共軍便開始對金門地區砲擊」。但是，雖然砲擊時間固定，也有防空洞可躲，還是會有人因為來不及走避，而不幸被打到。王天源就在他文中提到，1977年有一名小女孩在夜間被宣傳彈擊中喪生。楊水詠在〈躲中共砲擊老一輩血淚交織不勝唏噓〉一文中說，有時候宣傳彈會在半夜打，居民被驚醒後倉皇躲入房防空洞。也有人是早上被砲火打到，在李福井所著的《八二三砲戰／兩岸人民的生命故事》中，李訪問了一位名為林德祿的老兵（他原本是嘉義人，1957年入伍服常備兵役，1958年調到金門），他是在1958年11月11日上午9點多修理砲陣地時被打中的，這使他雙眼失明（在他旁邊的排長則是當場被打死）。看來，對砲戰的回憶和經驗因人而異，無法說當時「一定是怎樣怎樣」或「都是怎樣怎樣」，而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和獨特的創傷。
以上提及資料請見：王天源，〈那段單打雙不打的日子〉，《金門日報》，2012.07.16；楊水詠，〈《歷史傷痕》躲中共砲擊老一輩血淚交織不勝唏噓〉，《金門日報》，2008.12.16 ；李福井，《八二三砲戰／兩岸人民的生命故事》（台北：五南，2018），頁197。
「你還是照常過自己的生活，只是看誰運氣好誰運氣不好而已」。
波蘭政治學者／記者：「即使退出聯合國，中華民國也會繼續存在」
和蘇德克所描繪的、在戰火下雖然殘破但依然挺立的金門不同，流亡英國的波蘭記者亞歷山大．波瑞曼（Aleksander Bregman，1906-1967，有時被翻譯為柏瑞曼）筆下的台灣和金門，是進步繁榮的象徵。在他的遺作《在自由的邊緣：來自歐洲及亞洲共產世界邊緣的報導》（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中，讀者可以感受到他三不五時會把中華民國和波蘭在倫敦的流亡政府做比較。畢竟，中華民國也是流亡政府，他會把中華民國投射為一個「好的中國」，因為波蘭流亡政府在他眼中就是一個「好的波蘭 」。
波瑞曼是倫敦《波蘭日報》（Dziennik Polski）的總編輯，這份日報從二戰開始，就是波蘭流亡政府的官媒。波瑞曼在1965年受中華民國政府之邀來台灣和金門訪問，回到倫敦後有演講和發表文章，宣揚台灣的進步，幫台灣在英國爭取支持。
波瑞曼對台灣風土民情的描寫很節制，對軍事和經濟發展的描寫較多，但他花最大篇幅寫的是台灣的政治處境和國際關係。我想，這和他本身的背景／興趣有關，他出身波蘭猶太家庭，受菁英教育，曾在日內瓦、維也納、巴黎讀政治學（但也因為猶太人身分，他父母都慘死在波蘭）。
這本書中收錄了3篇波瑞曼關於台灣的文章，1966年他曾在倫敦演講宣傳台灣，這3篇文章有可能是他當時的講稿。在British Newspaper Archive有他講辭的新聞。請見：”Formosa: Exiles’ Hopes Rise”, Westminster & Pimlico News, March 4, 1966. 台灣關於這件事的報導請見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的數位典藏服務網：〈自由波蘭報人報導，中華民國政府正在積極準備反攻，同時在台灣造成經濟奇蹟〉，《臺灣民聲日報》，1966.04.01。
在〈另一個更好的中國〉（Inne, lepsze Chiny）這篇文章中，他寫道：讓我們想像一下，當波蘭被共產主義者統治後，波羅的海的某個島嶼還是自由的。波蘭士兵和波蘭共和國政府在這塊自由土地上找到了庇護，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將軍在那裡領導軍隊，並且不斷有當地的新血加入，而且還有來自美國的最新武器。波蘭共和國政府依然被幾十個外國承認（以美國馬首是瞻），雖然其他的國家（不只共產國家，還包括英國、法國、北歐國家）承認波蘭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波蘭的是這個島嶼的政府，而不是哥爾穆卡派出的代表⋯⋯
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London: Poets’ and Painters’ Press, 1968), p.70.
雖然對中華民國政府懷有憧憬，但波瑞曼沒有抱著既定的執念（idée fixe）來到台灣，反而抱著下列疑問而來（註）：
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71。
「福爾摩沙對共產主義者的威脅有多大？國民政府所說的『反攻大陸、解放暴政下的人民』有多少真實性？如果反攻在最近幾年不會實現，或根本只是個不可能的夢，自由中國的未來會如何？」
由於波瑞曼是中華民國的客人，所以他在台灣見了許多高官、參觀了空軍基地 、軍校、參加了國慶典禮，還拜訪了中央社社長馬星野。雖然波瑞曼知道台灣在戒嚴，但他在台北、台中以及其他城市，都沒有感覺到戰爭的氛圍，甚至在金門都沒有。波瑞曼也有機會看到台灣在經濟上的驚人進步，他拜訪了新工廠、農村，還看了非洲農業技術人員講習班。他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十分讚賞。
他對一個空軍基地印象深刻，說當時一個上校為了展現人員的能力和效率，帶他去看放零件的倉庫，波瑞曼隨手從零件檔案中抽了一張紙，那個倉管人員在20秒內就把紙上寫的東西拿來了。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87.
在鳳山陸軍官校，波瑞曼則說，他終於知道維繫國軍優勢的祕密是什麼了，因為國軍在這裡培養新血（他說全世界軍隊最大的危機就是老化），學生不只會接受軍事訓練，也會接受學術訓練，服役10年後可以轉去社會做其他工作，不過還是很多人留在軍隊。他說，軍校不缺學生。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87.
在1965年10月11日《臺灣民聲日報》的〈國慶花絮〉中，有一段話提到波瑞曼：「英國倫敦波蘭日報總編輯波瑞曼博士是第一次參加我國國慶日，他說：看到我國軍民熱烈慶祝大會的實況，極為感動他希望我國軍揮師反攻時，能隨軍第一個衝上中國大陸，採訪第一手的新聞。」請見：惠江，〈國慶花絮〉，《臺灣民聲日報》，1965.10.11。
在〈自由堡壘〉（Bastion wolności）一文中，波瑞曼寫他坐飛機到金門，參觀戰地設施，也和羅寶田神父見了面。在金門，雖然他去看了擎天廳、馬山觀測站、還放了用來做心戰的空飄氣球，但他沒有感覺到這裡是前線堡壘，反而覺得這裡的生活很平靜。他說這裡的馬路很平很新，維護得很好，就像在法國一樣，只是車比較少。有很多樹林，有小村落和很大的小鎮，人們耕作，自給自足，只有白米要從台灣進口。他說這邊的學校很進步，有九年國教，比台灣還長（確實，九年國教是1963年先在金門試辦，1968年才在台灣舉辦），說這裡是「進步的典範」。
波瑞曼去金門的時間應該是1965年10月初，因為他說他奧托・馮・哈布斯堡大公住在同一間旅館（這是後者第二次來台）。而根據國史館收藏的資料，奧托大公來金門日期是1965年10月6-8日，所以波瑞曼應該也是這段時間在金門。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91-98.
〈奧地利大公Otto von Habsburg（奧托・馮・哈布斯堡）（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41702-0005。
波瑞曼說在日治時代，台灣經濟停滯（這邊他可能有點搞錯，台灣在日治時代是日本的金雞母，經濟不好是二戰後期），戰後又來了兩手空空的兩百萬難民，現在則把鳳梨罐頭賣到全世界，把香蕉賣到日本。他還引用了一個在台灣30年的美國記者的說法：「以前根本沒地方住，沒辦法買衣服。現在台灣把紡織品賣到歐洲和美國。」為何台灣能創造經濟奇蹟？波瑞曼認為美援是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則是土地改革。他說，85%以上的農地都歸農民所有，而農民非常勤奮耕種。他說他從沒看過一個國家的土地利用如此徹底，稻米一年可以收成兩次，除此之外農民還會種些蔬菜、菸草。他說農業改革也成就了工業，地主的地被收走，獲得的補償是工廠股份，他覺得這對地主和國家都有幫助。他還說，台灣的生活水準已經僅次於日本，生產每年成長7%，識字率高達95%。而這一切，北京都沒有預料到，中華民國的成功也讓北京不安。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71-73.
當然，我們可以看出來，這是中華民國的大外宣。大外宣不代表它呈現的現實全部是假的，只是是修圖、美肌過後的現實。大外宣遮蓋了現實中醜陋的部分。不過，波瑞曼也有寫到中華民國的隱憂，他也知道在「和平、平靜的表象之下，藏著戰爭的準備」（註）。在〈反攻大陸—神話或實際的計畫？〉（Powrót nad ląd chiński-mit czy realny program?）一文中他說，他見到的官員都和他說，中華民國正在準備反攻⋯⋯雖然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要反攻。大家都說：「這是中國人的戰爭，我們必須自己決定並且執行。」但他們也不諱言，美國的幫助是必要的，國軍必須有美國的武器和美軍的支援才能執行反攻的任務。（註）
比如，波瑞曼就沒寫到（或沒看到）蔣政府執政下人民的痛苦以及受到的壓迫，他有寫到二二八，但對他來說那只是省籍衝突。他說這是因為人們說不同的語言、有不同階級，本省人是農民，外省人是中上階級，但現在傷痛都過去了，本省人也有加入軍隊成為軍官，本省人有了錢就不會嫉妒外省人，而且通婚讓族群融合了，雖然本土居民對反攻大陸沒有像外省人那麼感興趣，但全民一心反共。這畫面也太天真、太簡化，完全沒寫到來台的外省人之中很多是窮人。他也沒寫到國民黨掠奪了多少本省人的財產，在白色恐怖時期屠殺了多少本省人、外省人和原住民，本省外省通婚要鬧多少家庭革命，有時候還要和家人決裂。而所謂的「全民一心反共」，是建立在政府對異議者的壓迫之上。其實，人民（甚至政府官員）搞不好也沒這麼信仰反共大業，只是不能說出來而已，就像波蘭人民共和國也不是所有人都擁戴共產，只是不能對外人說出來而已。
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74.
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80.
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88.
但，波瑞曼也懷疑，美國真的會幫忙嗎？波瑞曼也問了國府官員，如果國共開戰，他們認為俄羅斯會有什麼反應？ 波瑞曼沒問，官員們認為反攻何時會開始，但他問了另一個問題：
波瑞曼懷疑，在說了這麼久的「不」後，美國是否真的在未來會對中華民國說：「好，我們會幫你們。」他說，沒有人能直截了當地回答這個問題，因此他只能根據外在因素分析，中華民國政府到底把希望放在哪裡。他注意到，中華民國政府似乎希望美國會在越戰中開啟「第二戰線」，讓國共內戰再次展開。但這希望是否會實現，波瑞曼保守地說：「時間會證明。」
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88-89.
當時的立法院長黃國書認為：「俄國會保持中立，但會找機會為自己謀利。」外交部政務次長沈錡講得更直白：「俄國不會幫助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不會公開拍手叫好，只要這只是中國人之間的娛樂，他們就會避免加入衝突，這也是為什麼國府不希望美軍加入。」
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90.
「反攻大陸有沒有一個最後的期限？你們還有多少時間去實現那個『神聖的任務』？」
所有人的回答都有志一同：
「反攻必須在中國製造出真正的、完整的核武之前進行，這會在近幾年發生。」
一個政府的發言人提到1970，其他的沒有提到精確的日期。但是所有人都認為，這是最後的期限。過了那個期限，就太遲了。（註）
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90.
今天看來，國府官員的預言準確無比。有趣的是，波瑞曼自己在文中也做出了兩個預言。一個預言是，他認為中華民國不會被踢出聯合國，但是，他並沒有天真到認為這絕無可能發生。這個預言沒有實現，1971年中華民國就被掃地出門了。另一個預言，「即使退出聯合國，中華民國也會繼續存在」，則so far so true──中華民國至今還存在，並有本土化趨勢。雖然波瑞曼把台灣當成「好的中國」，把台灣人都當作「中國人」（畢竟那時候中華民國政府說大家都是中國人），但他也不排除台灣獨立建國的可能。當他在談論台灣在聯合國的處境時，他說美國有些人希望台灣不是以中華民國，而是以獨立福爾摩沙的身分留在聯合國，他說：「但那樣的解決方式，只有在它反映出台灣人民的意志時，才有正當性。而目前，大部分的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註）
波瑞曼的理由是，聯合國創立至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被開除會員資格，即使是攻擊者、罪犯，像是手上沾滿匈牙利人鮮血的俄國（他指的是俄國對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鎮壓，這次鎮壓造成數千名匈牙利人死亡，萬人受傷），都沒有被踢出聯合國。而現在，聯合國竟然要「驅逐一個從來沒有侵犯別人的國家、一個零缺點、遵守聯合國憲章、經濟比幾十個會員國還要強、可以讓國民擁有高水準生活（在亞洲僅次於日本）的國家」？波瑞曼認為，這會是「可恥且毫無道理的」。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77-78.
請見：Aleksander Bregman, Rubieże wolności: reportaże z pogranicza świata komunistycznego w Europie i Azji, p.78.
1965年，波瑞曼看到了中華民國的韌性。接下來，在更黑暗、充滿徬徨不安的197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會繼續奮力求生，而台灣社會也會努力拼經濟、爭取民主，兩者都展現出各自的韌性和彈性；而在這段歷史中，我們也再次──很奇妙地──和波蘭有了交集。
在冷戰的兩端，互相取暖、奮力求生的台灣和波蘭
1971年，許多人想到這一年，腦中可能會浮現：風雨飄搖、最黑暗的時代、國際孤兒、不斷被斷交和被退出國際組織⋯⋯但有些人也可能會想到，蔣介石的政權正當性開始動搖。
危機也是轉機。黨外運動開始要求改變國家地位，而此時的中華民國，也沒有坐以待斃，也開始奮力求生，至少先保住中華民國不被中共併吞再說。1969年，珍寶島爆發流血衝突，長達十餘年的中蘇交惡來到高峰，連帶影響中國和東歐國家的關係。1971年，波蘭和中國的政治文化交流幾乎中斷，在中國的波蘭留學生也都回去了，只剩下中波輪船股份公司維持有限的易貨貿易。
姚嘉文在他的《1971神話聯合國》中就寫道：在聯合國還沒決議「2758案」「中國代表權」以前，台灣社會的黨外運動，停留在爭取人權自由，要求地方自治的層次，1971年以後，社會關注點開始放在國家定位上。既然『中國國民黨」政府不能代表『中國」，那麼「中國國民黨」以「大中國」為理論基礎的政府結構應該要改變，至少國會（立法院及國民大會）要全面改選，不能再有從前在大陸選出的「萬年立委」、「萬年國大」存在。請見：姚嘉文，《1971神話聯合國》（彰化：財團法人關懷文教基金會，2021），頁208。
關於1971年的中波交流，以及中波輪船股份公司的貿易請見：芮兆龙，〈中波搭建的翻译平台〉，《我与中波︰中波轮船股份公司60周年征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83。
另外，波蘭漢學家Bogdan Góralczyk（中文名：高山仁）也在他的論文〈波蘭漢學：關於個人化軌跡的一些沉思〉（Polish Sinology: Reflections on Individualized Trajectories）中指出，1966-1982是中波交流及波蘭漢學發展的真空期，文化大革命影響了中波交流（漢學系學生也都回到波蘭了），而波蘭也跟隨蘇俄一同反毛，波蘭官媒批評中國，漢學家也閉口不談中國，不研究當代中國，即使要發表，也只能用化名。請見：Bogdan Góralczyk, “Polish Sinology: Reflections on Individualized Trajectories”, Post-Communist Sinology in Transformation: Views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Mongolia, Poland, and Russia, edited by Chih-yu Shih,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63-165.
看到中國和蘇俄、東歐國家的矛盾，中華民國政府於是覺得可以趁虛而入，和一些東歐國家（除了蘇俄、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國）發展三角貿易關係，目的是為了「增進國產品外銷市場，並充分由國外獲取必需之工業原料」，但我猜想應該也有想透過貿易維持檯面下關係和政治影響力的成分，畢竟，貿易也是外交的一環，而在正常外交關係無法進行的時候，貿易就是一種外交。
請見：「行政院力行小組五人委員會第一八五次會議議程」（1979.09.18），〈力行小組東歐專案（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499907-0001。
雖然和鐵幕後的東歐國家合作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這就像二戰後蔣政府和白團的合作，國際上沒有永遠的朋友或永遠的敵人，對當時的中華民國來說，管他是誰，可以幫助中華民國補血續命，就是好朋友。而當時的波蘭，其實也很需要拼經濟，1970年底，波蘭才因為物價上漲爆發工運，政府為了鎮壓，出動軍隊血洗港都格丁尼亞（Gdynia）和其他城市⋯⋯新上任的第一書記愛德華．吉瑞克（Edward Gierek）要趕快改善經濟，以平民怨，他從西方借了大量貸款，也開放西方投資。或許，這也是為何波蘭決定與台灣合作。
1970年12月，由於物價突然上漲，格丁尼亞（Gdynia）、格但斯克（Gdańsk）、什切青（Szczecin）和艾布隆格（Elbląg）的船工罷工，政府決定動用軍隊鎮壓，造成約40人死亡，千人受傷，原本的第一書記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因此下台，上台的吉瑞克（Edward Gierek）承諾改善經濟，不過，這經濟改革最後也失敗了。
就我目前看到的資料去拼湊，1971～1979年間，台灣和東歐各國的貿易方式是這樣的：透過三角貿易（以香港、日本、西德、瑞士作為第三方），讓台灣產品（多半是日用品）出口東歐，同時進口東歐的紡織、機器、化工原料，最大的貿易夥伴是東德、波蘭、捷克等國。間接貿易進行了8年，1979年底，在台灣和東歐的關係中，出現了歷史性的一刻：政府決定對已有和中華民國間接貿易的東歐五國（捷克、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東德）開放直接貿易，對蘇俄、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則逐步開放間接貿易。
請見：「行政院力行小組五人委員會第一八五次會議議程」（1979.09.18），〈力行小組東歐專案（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499907-0001；洪茂雄，〈中華民國與東歐國家關係之回顧和展望〉，《問題與研究》，30(10)，1991，頁114。
在〈力行小組東歐專案（一）〉中，有一份「行政院力行小組五人委員會第一八五次會議議程」。開會日期是1979年9月18日，會中報告、討論了多項議題，其中一項是討論擬定「放寬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限制辦法」。力行小組在1979年9月提出草案。之後，又在1979年11月6日開了一次會，訂定了一份「放寬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限制辦法」，說本辦法不用對外公布，只要「由國貿局邀集各有關機關會商細則、以便分別推動」即可（註）。由於政府規定放寬貿易措施要低姿態進行，不主動對外宣傳，而且不能直接和東歐官員接觸，所以就透過外館或駐外貿易中心，或是民間商人，用口耳相傳、彷彿直銷的方式把消息散播給國外的貿易代表和官員。比如聽到有台商要去東柏林玩，就拜託他問一下東德官員，有沒有聽說過最近台灣開放直貿。（註）
力行小組是代號，全名是「行政院對匪經濟作戰策劃小組」，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對中國進行經濟作戰。後來1988年「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前身）成立，力行小組就走入歷史。
請見：〈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檔案〉，《國史館現藏重要檔案文物史料概述》，陳曼華、林淑禎編／著，（台北：政大出版社，2017），頁165-166。
為何要放寬對東歐國家的貿易？會議記錄是這樣說的：「當前國際局勢變化甚劇，我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關係，自應配合現實環境，謀求改善方能全面促進我出口貿易，擴展國際市場，而有著國家經濟之長成。」會議紀錄沒提到「國際局勢變化甚劇」是指什麼，但會議附件〈政經分離與東歐貿易〉說得很清楚：「中華民國台灣省屬於海島性之經濟，故其倚賴對外貿易之程度極高。外貿影響經濟成長、福利民生與夫國力基礎。溯自能源危機以來，世界貿易普受影響。為我首一外貿夥伴之美國，目前已呈經濟衰退跡象，萬一轉趨蕭條，則對我整個外貿結構，勢必產生鉅大影響。歐市雖具有極大之購買力，但對我動輒設限，且政策上又百般討好匪共，而我對日貿易逆差，迄無重大改善，故如何早謀分散我國外貿市場，確屬當務之急。」這段話翻成白話文，就是「美國可能沒什麼錢途了，西歐和日本也不可靠，我國要趕快擴大開發東歐市場，以防萬一」。
附件接著解釋，東歐國家面積廣大、人口眾多，1977年外貿總額已達2,640億美元，亞洲各國（尤其日本）對此市場的爭取「可謂不遺餘力」。除此之外，韓國也要加強與東歐集團的貿易了。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還跑去聽韓國工商部長官崔珏圭在貿易振興擴大會議的報告內容，然後把他的發言的摘要抄錄，提供給外交部。日韓都在搶東歐市場了，台灣怎麼可以落於人後？力行小組打算放寬哪些限制？首先，一般廠商辦理東歐出口貿易仍以三角貿易為主，但經過核准後可直接辦理出口貿易。原本廠商可派人到東歐共產國家做市調、搜集樣品，但不能有直接貿易行為，放寬後可接洽業務、與廠商發生貿易行為。原本工商界人出國，外交部限制「不得前往共產國家」，現在可以前往開放直貿的東歐五國。東歐商務人士若事前申請、經過核准，就可入境接洽商務、辦理採購。輸往東歐國家的產品，若對方要求不貼我國及台灣標誌，可以不貼，但如果人家沒要求，「自可標明生產國地點，以利宣傳」。
請見：「行政院力行小組函外交部蔣部長彥士：檢奉本小組所訂定『放寬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限制辦法』一份，請密洽參辦」（1979.11.29），〈力行小組東歐專案（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499907-0001。
1979年12月22日，駐奧地利代表陸以正發了一封電文給外交部，文中提到：「旅奧中國協會理事程宗熙持奧國護照赴東柏林觀光，透過日本銀行介紹於廿一日上午十點與東德對外貿易部亞洲司長Wernes Morgenstern及參事Horst Tertens談一小時。」陸以正說，東德官員態度極為友善，對東歐國家貿易之事「未有所聞」，但提到東德對中華民國「無任何歧視」，產品上標明「台灣製造」亦不受影響。東德歡迎中華民國商人直接與東德貿易，如果要參加明年萊比錫國際商展亦可考慮，但須提出申請。Morgenstern認為程宗熙是以私人身份前來，不足為信，如果真要談貿易，希望由陸以正出面洽談，如有成果，下一步可由東德駐日商業代表訪問中華民國。陸以正補充，這次程宗熙並不是刻意去談生意的，只是陸剛好得知程要和日本友人去做私人商務旅行，就「託其試探東德反應」，結果沒想到一通電話就約到Morgenstern司長，而且司長還「親自下樓迎接，並謂程君可能為第一個來自台灣之一賓客，而渠本人亦為第一個履足寶島之東德人」。這是因為，1970年Morgenstern在日本當東德駐日首席商業代表時，曾因班機故障迫降台北（這應是指松山機場），他未透露身分，但記得機場人員「禮貌親切，待人至為良好」（今天我們會說這是全民外交、「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Morgenstern司長還鼓勵程宗熙在東柏林日本各大貿易商分店之大廈內開設貿易公司，專營對華貿易。程宗熙很興奮，帶了10公斤的資料回維也納，陸以正請程宗熙嚴守祕密，不要對外聲張，同時發電給外交部，請示下一步該如何應對。
請見：「陸以正電外交部：台北外交部鈞鑒：旅奧中國協會理事長程宗熙，持奧國護照本週赴東柏林觀光」（1979.12.22），〈我國開放與東歐共黨五國直接貿易案（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90801-0073。
結果，這樣做還真的有用。台灣貿易代表和波蘭貿易代表在日本、美國談，談著談著，波蘭外貿部就通過和我們的貿易了（但波蘭不是第一個，匈牙利和東德都跑在波蘭前面）。
我在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收藏的波蘭內政部檔案中，看到一卷檔案，是關於波蘭人在1980-1988年間赴台護照和簽證辦理的問題。其中有一份波蘭外貿和海洋經濟部（Ministerstwo Handlu Zagranicznego i Gospodarki Morskie）於1980年3月27日發給所有和外貿有關單位的密件，密件通知，「波蘭外貿和海洋經濟部決定和台灣進行直接貿易」（Ministerstwo Handlu Zagranicznego i Gospodarki Morskie informuje o podjęciu decyzji nawiązania bezpośredniej wymiany handlowej z Tajwanem），並列出執行細則，其中包括雙方商人可以進行直接貿易、波蘭船可以去台灣港、商業銀行可以和台灣的銀行直接往來、台灣商品不能寫「Made in Republic of China」，但可以寫「Made in Taiwan」等。就像中華民國政府對和東歐交往小心翼翼，生怕讓人誤會我們改變基本國策（反共），波蘭政府也對和中華民國政府交往小心翼翼，說不可以讓台灣媒體來採訪，寫信或見面談話時不能用「中華民國」，也不能用任何「暗示台灣是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字眼」（W kontaktach korespondencyjnych lub osobistych nie należy używać określeń “Republika Chińska ani innych mogących sugerować odrębność państwowa Tajwanu”），波蘭和台灣直貿，不代表波蘭對台灣及中國的政治立場有改變（波蘭依然堅持一個中國）⋯⋯但是很奇妙，在這一段之前，文件上也有一句話是：「台灣市場以及和這個國家的貿易交流，皆由新加坡的波蘭貿易代表辦事處辦理，就像香港（Rynek tajwański i wymiana handlowa z tym krajem jest kompetencyjnie podporządkowana BRH w Singapore）。」
請見：Archiwum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 IPN BU 1594/582, Wyjazdy na Tajwan, polityka paszportowo-wizowa, międzynarodowe akty prawne, przyjazdy cudzoziemców.
在鐵幕後的波蘭和在西方陣營的台灣，要交流要小心翼翼。很多事只能做，不能說，或是要說得模稜兩可，這也是很可以理解。重點是，市場打開了，人和貨都可以直接流動。
貨物要靠交通工具運過來、運出去，不是靠鐵路就是船。所以，交通運輸限制也開放了。1979年12月3日，在力行小組和國家安全局、外交部、經濟部、台灣警備司令部、海關總稅務司署等部會都出席的會議中，大家決議貨物可經由西伯利亞鐵路運往東歐各國。而在1980年1月18日的另一場會議上，決定國輪也可以去波蘭、南斯拉夫、東德。相較於1950年代關閉政策下，台灣海軍還會攔截扣留波蘭的船隻，現在這樣的開放，實在是很大的進步。
請見：「商討有關我國進出口貨物經由西伯利亞鐵路轉運問題會議紀錄」（1979.12.03），〈力行小組東歐專案（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499907-0001。
請見「商討各項航運管制辦法所規定禁航國家地區名單之修正事宜會議記錄」（1980.1.18），〈力行小組東歐專案（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499907-0001。
除了貨物和航運，人的流動也開放了。看檔案紀錄，台灣的官員、商人也有去東歐考察或參加商展。在台灣商人帶著一卡皮箱走出去的同時，東歐商人也帶著一卡皮箱走進來了。開放3年後，輸入和輸出仍多為間接貿易，輸入多於輸出。雖然無法快速成長，但當時的官員和貿易代表依然覺得這個市場不可小覷，認為它值得花時間長期經營。
1980年，外貿協會參加了萊比錫秋季商展，發出去12,000份宣傳資料。同年，外貿協會也參加了匈牙利布達佩斯商展，展出紡織品、電器用品、運動用品等，之後將展出的成衣樣品宣布贈與孤兒院，這件事當地媒體也有報導，宣傳效果很好。1981年，外貿協會在布達佩斯舉辦了「台灣紡織品及成衣展售會」，1982年在東柏林舉辦了「台灣食品展」。1982年10月，外貿協會和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組成「中華民國各業赴東歐推銷訪問團」去東德、匈牙利、捷克等國訪問。
請見：「訪問捷克斯拉夫、匈牙利及參加東德萊比錫／匈牙利布達佩斯國際商展報告 報告人：外貿協會祕書處副處長兼海外工作聯繫小組組長李少謨」（1980.11.11），〈力行小組東歐專案（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499907-0002。
我統計了一下，從1980年3月到1985年12月這5年9個月間，這些年來台的東歐人（包括波蘭、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匈牙利、羅馬尼亞）超過1,000人。而且，這些人會跑很多地方，不只在台北，也會去台中豐原（檢修機器）、虎尾（參觀屠宰業及肉類食品加工情形）、鶯歌／桃園／新竹／中壢等地（視察、檢修機器）。工作之餘，也會去故宮、陽明山、北海岸、太魯閣、石門水庫等地觀光。東歐人來台的紀錄分散在許多檔案中，不同檔案中的統計數字也會互相矛盾，所以這個統計只能當成一個大概的數字，不能當成精確的統計。
如果對來台東歐人數有興趣，可參考國史館收藏的〈力行小組東歐專案（二）〉（檔號：020-0499907-0002 ）、〈力行小組東歐專案（三）〉（檔號：020-0499907-0003 ）、〈力行小組東歐專案（四）〉（檔號：020-0499907-0004 ）、〈東歐非貿易性業務卷〉（020-049999-0002）以及〈東歐國家領務〉（檔號：020-049910-0016 ）。〈東歐國家領務〉的數字是核發簽證的數字，其他檔案中的則是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或者，也可以看〈放寬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限制專案小組會議議程〉第一到七冊（檔號：035-010200-0001~0007)，那裡面也會有紀錄。
為什麼輸入多於輸出？第一，東歐國家在蘇聯主導的的經濟合作組織經戶會內互通有無，貿易額高達6、7成，其他貿易則以鄰近西歐國家為主，台灣不是東歐的主要貿易夥伴。第二，東歐外債很多，外匯短缺，所以會抑制進口加強出口，我國外銷以消費品居多，東歐除了民生必需品極少顧及其他需求。第三，東歐企業都是國營，台灣是以民營企業去對東歐的國營企業，兩者貿易方式及交易對象都不同。不過，外貿協會說，我們也不用太擔心入超，因為我們和東歐買的多半是機器和原料，這些產品價格比歐、美、日貨便宜，和東歐買東西，可以降低我國產品成本，間接幫助外銷，因此雖然無法達到快速成長，東歐市場依然值得長期經營。
請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對三年來我國拓展東歐貿易工作之檢討與建議」（1982.12.20），〈放寬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限制專案小組會議議程第四冊〉，《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檔案》，檔號：035-010200-0004。
真的能「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
不過，真的有辦法跨越鐵幕，放下共產／反共的意識形態，讓「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答案似乎不是那麼簡單。1982年台灣首次參加波茲南國際商展（Międzynarodowe Targi Poznańskie／Poznań International Fair），很受好評，成交多筆。當時波蘭還在戒嚴（波蘭戒嚴時間是1981～1983，其目的是為了打壓團結工聯），而台灣居然能在這種時候站上這個大型商展的舞台，表現不俗，真的很不容易。
1983年台灣也受邀參加，預付了一半場租（4,500美元），東西和人都到了，但1983年6月8日（也就是開展4天前）上午，商展的國外參展部經理波格斯瓦夫．札列斯基（Bogusław Zalewski）告知剛到場的外貿協會「展館之攤位已改分給當地廠商使用」。外貿協會詢問原因，對方「支吾其詞，僅答稱此係上級的決定」。外貿協會「聞後至為震驚」，馬上發電報通知外貿協會駐維也納辦事處主任李少謨，同時求見展會負責人安傑．畢爾特（Andrzej Byrt, 1949-）。12點30分，畢爾特告知外貿協會「由于政治因素，其上級機構臨時決定取消我國參展，已繳場租將予退還」。下午兩點，李少謨打長途電話來交代如何處理此事，並告知：「參展廠商已獲得之簽證突於是日下午一時接獲波蘭駐維也納領事館通知予以註銷。」這是很嚴重的事，這表示，所有台灣人在波蘭的身分立刻變成非法。（註）
以上參加波茲南國際商展被退展和後續檢討的過程，請見：「放寬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限制專案小組第十六次會議議程 附件：一九八三年波蘭波茲南國際商展參展報告」（1983.09.27），〈放寬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限制專案小組會議議程第五冊〉，《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35-010200-0005。
為什麼1982年沒問題，1983年就有問題？要理解這個，就必須了解當時中蘇、中國及東歐國家關係逐漸改善的政治局勢。台灣清楚明白自己地位邊緣，會被當備胎或棄子，但依然想要走出去，發展貿易，分散市場，爭取夥伴，奮力求生（不然還能怎樣呢？）。不過，在東歐發展貿易困難，也不只是東歐單方面的問題，中華民國政府也有自己的問題。
1981年波蘭實施戒嚴，美國對其施以經濟制裁，但中國沒有跟隨美國一起制裁波蘭，而是以無息貸款提供波蘭豬肉，以低息貸款提供商品。波蘭風雨飄搖時，有故人雪中送炭，這關係能不回溫嗎？除此之外，中蘇關係也沒那麼冷淡了。1982年3月24日，蘇俄領導人布里茲涅夫發表「塔什干講話」，表示願意改善對中國的關係。1983年5月，胡耀邦率團訪問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隨行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繼續訪問東德、波蘭、匈牙利。貿易協會說根據側面消息，波蘭受到來自中共的壓力，才臨時決定取消我國參展，貿易協會也覺得近來中蘇、中國及東歐國家關係逐漸改善，會對我方開拓東歐市場形成挑戰，必須研擬對策。
首先，貿易上有各種各樣的限制、規定、審核（比如東歐商務人士來台要先在台灣找到關係人，台灣廠商又對充當關係人心存戒心），這些繁文縟節也會讓商人裹足不前，成為發展貿易的阻力。很多時候政府公文往來曠日費時，要接洽商務還要先經過主管機關核准，造成第一線的貿易人員無法掌握商機。在政治的顧慮之下，各種交流也無法進行，或是進行得十分緩慢。這包括交換資料、開放媒體採訪、文化交流、宣傳等。
1982年1月，有一封很特別的信來到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收信人是該處新聞組組長張超英（就是《宮前町九十番地》的主角張超英），寄信人則是張超英在紐約的舊識霍斯特．切爾尼（Horst M. Cerni）。切爾尼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當駐歐洲新聞處處長，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保加利亞電視台為了國際青年年（International Youth Year）要共同製作一部影集，其中一集希望在台灣的玩具工廠拍攝。切爾尼說，這些影片會在全球發行。他不知道台灣政府會不會讓保加利亞電視台去拍攝，所以想請張超英幫忙詢問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註）。張超英把切爾尼的信和劇本轉給了新聞局（當時的局長是宋楚瑜），新聞局似乎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在2月中給外交部和經濟部國貿局發函詢問，外交部於2月底回覆。這個計畫在經過政府高層討論後，並沒有通過。新聞局於1982年3月6日回函給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說（註）：
聯合國宣布1985年為國際青年年，當年在各國有很多慶祝活動。
「Dear Chao-ying,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both worked in films in New York, but maybe we can reactivate our relationship.」（1982.01.11），〈我國開放與東歐共黨五國直接貿易案（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90801-0074。
信函內容摘錄：「鑒於我已開放與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之經貿關係，如准許該台來華拍攝玩具工業，或有助於我產品之外銷，亦可間接透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之關係達到國際宣傳之目的，惟本案涉及對外關係，應否同意該電視台來華拍片，仍請惠示卓見。」
請見：「行政院新聞局函外交部（副本經濟部國貿局）：關於是否同意保加利亞電視台來華拍攝玩具製造工廠事」（1982.02.15），〈我國開放與東歐共黨五國直接貿易案（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90801-0074。
外交部回函摘錄：「我國雖已開放與保加利亞之直接貿易，惟依現行規定，我國迄未開放受理該國非貿易人員來華之申請。本案因係創立，又如准許該國電視台來華拍攝玩具工業，對我玩具製造業是否將產生不利影響，似宜先行洽商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表示意見，然後再提報行政院力行小組研核。」
請見：「外交部函行政院新聞局：關於我是否同意保加利亞電視台來華拍攝玩具製造工廠事」（1982.02.27），〈我國開放與東歐共黨五國直接貿易案（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90801-0074。
「行政院新聞局函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關於保加利亞電視台有意來華拍攝玩具製造工廠事」（1982.03.06），〈我國開放與東歐共黨五國直接貿易案（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20-090801-0074。
「鑒於保加利亞係屬共產國家，而玩具製造唯一精密加工之密集工業，一般工廠因怕被仿照，故多謝絕參觀，本案仍以婉拒為宜。」
這真的很令人遺憾、無語。1985年，西班牙、蘇聯、中國、牙買加、蒙特婁都為了慶祝國際青年年舉辦了很多盛大的活動，然後這些都有被寫入聯合國祕書長的報告。在此同時，台灣或許出於謹慎小心，或許出於反共意識，拒絕讓自己成為這場盛會的一份子，也失去了一個在國際發聲、講述自己故事的機會。
1984年後，台灣就沒有主動繼續參加東歐商展了（可能是因為中國和蘇俄／東歐關係回溫了，也可能是怕太高調，會被中共阻撓），但又不想放棄東歐市場，於是改參加維也納商展（維也納是東西歐的門戶）（註）。除此，和東歐的貿易依然有在低調持續進行（註）。
請見：「放寬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限制專案小組第十九次會議議程，案一：行政院力行小組對放寬東歐貿易限制四年來執行成效予以檢討並擬具改進意見」（1984.03.29）、「放寬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限制專案小組第十九次會議議程，案三：經濟部函以七十四年會計年度擬不參加東歐地區國際商展，改參加一九八四年秋季維也納國際商展」（1984.03.29），〈放寬對東歐共產國家貿易限制專案小組會議議程第七冊〉，《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國史館藏，檔號：035-010200-0007。
1987年10月19日，《海濱之聲》（Głos Pomorza）刊出一則短訊，說為期4天的電腦和電腦程式展「Baltcom 87」在奧莉薇亞大廳（Hala Olivia）舉行，來自波蘭、西德、奧地利、台灣的公司都在此展出，共有50家。1989年5月16日，《貝托姆生活》（Życie bytomska）刊出一則新聞，說當地的鋼鐵廠「齊格蒙」（Huta Zygmunt）將產品外銷到30幾個國家（該廠38%的產品會外銷，多半是機器），其中包括蘇聯、東德、捷克、土耳其、埃及、伊朗、中國（Republika Chińska Ludowa）、台灣（Tajwan）。1988年，波蘭新加坡合資公司「波新」（Polsin）的工作人員安傑．里斯（Andrzej Lis）有來台灣，說波蘭和台灣的貿易每年都在成長，「以後來到這個國家的人會更多」。這表示，即使遭受到各種困難挫折，我們的貿易代表、我們的商人、我們的勞工所付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他們的負重前行是有價值的。
Archiwum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 IPN BU 1594/582, Wyjazdy na Tajwan, polityka paszportowo-wizowa, międzynarodowe akty prawne, przyjazdy cudzoziemców.
今天的台灣，要如何繼承冷戰的遺產？
冷戰，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隔絕，也不代表對對方一無所知，或沒有交流的渴望。冷戰不是只有競爭，也有合作。保護自己的手段不是只有國防，還有貿易和外交。這時候的台灣政府和民間，其實手腕很靈活，而對東歐，他們試圖打破限制，將台灣堅軔求生的故事傳播出去、讓印有Made in Taiwan的商品走出去。這很重要，不管他們是在為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奮鬥，這些東西在台灣民主化後，都成了台灣的資產。
這段歷史也給了現在的我們很重要的一課：國際關係從來都不是我們想像的「美中台、美蘇中」這樣的三角關係，然後台灣只是個大國之間的旗子、籌碼。而是從以前開始，國際關係就是多個多邊關係，每個國家（包括台灣）就像是多邊的磁力片，會組成一個很大的立體物件，而且它還會不停變動、變換陣型（像是《異次元殺陣》）。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很多邊，也和很多不同的國家接上邊，你對A做什麼，要考慮對B、C、D有沒有影響，同樣，你如果和某某國沒有接到邊，你可以用和它有接上邊的第三方、第四方接觸它，你會被人借力使力，你也會用別人借力使力。在國際的舞台上，不是只有大片的磁力片（美中俄）才重要，中小型的磁力片也很重要，有時候，甚至它們才是扭轉國際局勢的關鍵。
一種兒童玩具，類似扁平的積木，在每一片的邊緣内嵌了磁鐵，便可以透過磁鐵的吸力讓磁力片積木互相連接，做出2D或3D的立體磁力片作品。
冷戰時期的經驗毫無疑問是台灣的遺產，但要如何利用這遺產，不要繼承負債，而是繼承自信、大膽、靈活以及對國家尊嚴、平等對待的堅持，在新冷戰中走出一條屬於台灣的路，這就要看我們的智慧了。
索引
砲彈下的金門高粱
波蘭政治學者／記者：「即使退出聯合國，中華民國也會繼續存在」
在冷戰的兩端，互相取暖、奮力求生的台灣和波蘭
真的能「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
今天的台灣，要如何繼承冷戰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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