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間有這麼一個說法，除非有外敵入侵或是極大災難，日本政府很難改變。福島核災至今6年，在反應爐旁12公里外的浪江町（Namie），改變開始發芽。這座本來2萬多人的小城市，成為全日本第一個政府開門擁抱黑客的地方。

去年，日本推動全國性立法，全國走上「開放政府」的改革之路。關鍵人物是一位公民科技創業家：関治之。在2014年前，他是一個滿懷理想，想用公民科技改造政府的連續創業家，但是多次敲門，每一次都吃閉門羹。

「全部都卡在錢，沒有人願意付錢，」関治之說，政府部門除了嫌人才貴，制度上如何短期聘用外部人才也是障礙，「不是不可能安排這樣的職缺，只是官員都說，在民意代表面前不知道怎麼解釋。」更何況還有公務員聯盟代表的壓力。

福島核災之後，浪江町與其他被輻射污染的地區相同，居民必須離開家園，有的家庭甚至因此分隔兩地。2014年，政府打算針對離散各地的學童、老人，提供平板電腦，讓他們為未來回到浪江町做準備，繼續理解重建的狀況，也保持學習。

但這一次，他們決定接受関治之的提議，讓專業社群提供協助。政府啟動了創新協力計畫，開出一年的合約，関治之成立Code for Namie（浪江）承接專案，於是浪江町的居民們開始有了不同的生活。

老人家們先是聚集在一起上課，人手一台的平板電腦裡，有陸續開發出來的6個app，有的是讓他們每天收到浪江町的地方新聞；有的是讓他們彼此分享照片，包括家鄉重建的最新實況影像；有的很單純，就是讓他們跟失散的家人能夠在平板電腦上天天「見面」。電腦雖來自政府補助，但app則來自他們的許願。

「我們訪了400多個居民，卻出現770多個點子，一台平板電腦，大家的想法還真多啊！」関治之笑說。Yahoo! Japan出身的関治之，把使用者為中心的業界開發方式導入專案， 平板電腦上的6個程式，是經由420人參與、產生770個點子，做出14個原型（prototype）之後，再透過超過 10 個教育、使用者行為調查工作坊，才拍板上線的成果。

流程不同，使用率也不同。在所有官方發派的平板電腦中，87％的使用者是每週上線的活躍用戶，一位長者還特地傳訊感謝，因為如果不是透過app每天跟孫子聊天，家庭分散四處之後，他早已經失去活著的動力。

不同的還包括預算。在所有重建發包的數位建設專案中，浪江町後來延伸至 3 年的預算，硬是比其它競標廠商少了100萬美元。

「其實只是因為我們懂，所以知道標案規格怎麼開，加上很多東西用開源軟體就可以了，省了很多錢！」関治之解釋， 業界眼中稀鬆平常的事，對政府既有體制卻是一大挑戰，例如政府內部的資訊人員對最新技術以及免費開源軟體的掌握度低，也缺乏能夠帶領設計工作坊的設計師，無法從使用者需求出發，發動產品開發。

借將，於是成為創新的催化劑。

浪江町的政府創新協力計畫，是日本政府第一次與外部黑客合作，合作從1年期延長至今已滿3年，正在準備學童返校、市區軟硬體重建的計畫，忙著招募下一輪的黑客。関治之坦承，如果不是這場大災難，政府把門打開、讓公私部門協力發生，恐怕都還只是空談。

從吃閉門羹到被市長請上座，関治之回首這條路，認為「找到紅蘿蔔」是其中關鍵。

開放政府概念較新，一旦理解不足，公私協力推動困難，加上政府傳統的體制內有多重障礙，其實許多人並不抱太大希望。

一場災難敲開了政府接受外援的門，也敲醒了日本民眾對公共事務的關注。政府發現，只要回到民主治理本質去思考，滿足民眾需求等於解決政府的問題，當民眾支持，並投下選票，就是讓政府動起來的紅蘿蔔。

觀察日本反核、公民運動超過7年，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博士生陳威志指出，311之後，日本終於結束長達40年的社運寒冬，年輕人也開始對政治感到憤怒，上街組織行動，對政府提出要求。

積極要求的公民，加上（被迫）虛心接受外援的政府，此時公民科技、開放政府、黑客的進駐，才真的能夠發揮效用。畢竟，如果沒有使用者，再好的產品，其價值也不會被看見。日本政府與黑客的關係養成中，公民社會的壓力，是背後關鍵的臨門一腳。

在大多數的國家，政府走上開放政府之路，是被動的；澳洲Code for Australia的故事卻是特例。

從一通來自政府的電話開始，民間的黑客展開一系列在數據大海中領路公務員的行動，從地方政府到法務部、財政部，都在快速學習。黑客與公務員不但分工清楚，雙方還一起參加新生訓練，互相了解彼此背景、工作環境、理解溝通的語言，建立信任，學習如何實踐開放政府的目標。

「第一次聯絡我們的是墨爾本大學，他們設立了一個數據應用中心，但是手上沒有數據， ⋯⋯他們想問我們可不可以找一些人，一起去玩一玩大數據，」說話的是有著一頭辮子、今年不到30歲的麥茲（ Alvaro Maz）。「第二次是地方政府跟議會，他們正在合作推動開放政府，想問我們可不可以找一些人，進去幫忙發佈開放資料庫。」

麥茲不是公務員，也不是SAP、IBM等國際軟體公司主管，他只是一個和朋友設立了粉絲專頁，想效法Code for America等公私協力機制的年輕人。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什麼事都還沒做，學校、公務機關就開始找上門，Code for Australia因應而生。自2015年起，他成為澳洲法務部、財政部，還有維多利亞省政府向外尋求人才的窗口，澳洲政府最新開出的一個一年約職缺，就吸引了260人的申請。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政府單位，所以可以創造一些空間，去試新的東西，」麥茲說，「而且你可能會驚訝的是，我們發現政府部門一直有新的東西想要試。」

像是分工一樣，要走開放政府之路，利用資料運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公民參與，達到包容多元與透明，這背後的可能性與未知數實在太多。麥茲帶進來的外部社群，負責提供嘗試所需要的人才、技能和知識，以及犯錯空間。「我們很便宜，沒有政治責任，任何嘗試也不會被當作失敗，」麥茲解釋，尤其是專案因為沒有具體的硬性目標設定，沒有所謂的失敗，就不會有預算核銷的問題。

一邊是敢衝、能衝的民間黑客社群，一邊是擁有龐大資源、資料，卻不知道能有什麼價值的公部門，了解彼此的角色定位、分工後，麥茲依據各政府部門的需求跟預算來源的不同，發展出黑客與政治合作的各種fellowship 協力計畫。

關於中央政府的部會徵才，麥茲採取一對一的方式，按照各部門需求，一一徵人；省政府部分，則是讓各局處申請加入省政府的 fellowship 計畫，省政府審核局處需求、確認預算後，再由 Code for Australia 向外徵人。

找到人之後，麥茲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才要開始：建立信任。

在麥茲的眼中，fellowship計畫除了能夠便宜、快速開發新的數位工具外，更重要的是公務員能力的培養，改變公部門的工作方式。「大部分的時間，fellow（協力黑客）不是在寫程式，而是在跟人對話，」麥茲認為，fellow能在公務體系裡留下多少影響，取決於一開始的信任建立。

為此，所有fellow必須跟合作的公務員一起參加「新生訓練」，花一週的時間學習團隊建立（team building），接下來有2個整天是專為公務員安排的課程，目的是加速雙方的認識。不管是跟哪個政府單位合作，麥茲總是堅持第一天的活動必須如下進行：由自己開頭簡報，炒熱氣氛、激起熱情，然後整個團隊（fellow與公務員）一起午餐，下午直接拜訪該部門最高層級的長官。

「最重要的是，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是來解決問題的，」在某些情況，公務員會誤認fellow是來取代他們或增加工作量，甚至貶低他們的。但麥茲認為，最關鍵的是強調彼此之間的「分工」關係，讓雙方理解並尊重彼此的不同與限制，在各自的位置上，藉由半年到一年的fellowship計畫，以平等地位一同解決問題。

這樣的分工與夥伴關係，衝出了什麼？

在與維多利亞省法律扶助處（Victoria Legal Aid） 的 fellowship 合作計畫中，fellow 推出了半自動化的 bot（程式機器人）系統服務，民眾輸入關鍵字後就能獲得所需資訊，節省法扶處過去所花時間的 8 成以上。

在與環境局的合作計畫中，fellow設計了新的生物多樣性回報系統（Victorian Biodiversity Atlas），研究者能在4秒內迅速上傳資訊，但是在過去，不只是介面難用，上傳速度至少要4分鐘起跳。與財政局的合作，則是建立線上政府合約視覺化查詢系統（Construction Contracts Register），讓民眾可以檢視各項建設承包的合約內容。

「最重要的，最難的，永遠是關於人的事，」麥茲談完專案跟成果之後，如此定論與政府的關係。雖然擁有部門長官的支持，也努力分工定位、建立信任，但每個部門習性不同，麥茲必須長期為每位走入公部門的fellow 提供諮詢與關心，確保政府部門在踏上轉型的過程中，能與外來的黑客好好地一起摸索。

然而，就好比同一堂課，不同的學生、學伴，總是會有不同的學習狀況，因此麥茲必須提供fellow更多協助，確保最後能夠鬆動公部門長久的習性，並儘可能讓合作的公務員得到職涯發展所需要的學習，甚至在Code for Australia之下衍生一套教育學程。

在踏上開放政府的路上，這樣彼此挑戰學習的意志，若沒有公部門上位政策與首長的開放心態和主動，光靠民間黑客的積極作為，恐怕是永遠無法企及的。

公部門的意志，終究是公部門與黑客建立長久關係的關鍵。在日本，福島核災之後的重建困境，再加上湧現的民間憤怒，敲開了政府的大門。在澳洲，則是公部門主動拿起電話，黑客除了技術之外，還能夠客製化夥伴關係，甚至提供政府需要的人才培訓。

那麼台灣呢？

我們與數位政委唐鳳的專訪中，問了他對於fellowship計畫的想像，或是有沒有討論過在台灣實施的可能性。

「當然啊！這個是數位國家的基本概念。」她說現代的公私夥伴關係不再限定是公部門與企業，還包括公民社會，而從gØv社群的經驗看來，公民社會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數位國家方案裡面，我唯一直接有寫的那一頁──就是封面──很明確地說接下來的發展，除了最基礎的（數位）環境是3個部門共用的之外，其他的事情3個部門應該要各自負責各自擅長的部分。」

「數位國家方案是著重在如何讓這3個部門彼此結合，這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接下來8年數位國家方案最基本的概念。」唐鳳強調。但提到具體建立這樣的關係，該從何開始？她認為起頭的應該是地方政府，「我們說特定於空間、議題、人，地方政府最有特定於空間跟特定議題的方法。中央政府除了國營事業之外，比較難找這一類的題目。」

凡事起頭難，要開口建立一段新關係，更難。台灣黑客的能量能否真的被政府以制度化的方式引入，基層的公務員是否終於不用再用假日到民間的黑客松求救，看來還需要一陣子，才會等到確定的答案。

※本文為 gØv.news 《黑客公務員》網路專題文章之一。 gØv.news 為開放文化基金會專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