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玲熟稔地將樂譜架在薩克斯風的吹管上，《驪歌》的樂聲迴盪在空蕩的佛堂，她再選了其他三首平時練習的曲目，專注吹奏。難得拿起這把跟著她已經12年的樂器，這陣子以來的憂容一掃而空，臉上泛起滿足的笑。

「要認真學啊，學什麼就要像什麼，對不對？人家教我，我就要用心教別人，要傳下去，不要只有自己會而已，我都教會四、五個同學喔！」

因為此地已被衛生局指定為疫區，限制集會活動，再難像以往每日上下午可固定到廣場散步活動、跳宋江或練習樂器，大多時間都必須待在佛堂旁的水泥大樓內——無隔間的開放床位或通鋪，曾是500多名居住在龍發堂「堂眾」的家，因為疫情已近半被移出到醫療院所。

12年前，美玲第二次來到龍發堂。因為精神疾病反覆發作，家人四處求醫、住院治療皆無效，長久以來家中積蓄已花費殆盡，加上擔心發病時的行為舉止有天會傷害自己的孩子，無比內疚的她，想到19歲出車禍那年不省人事，曾被父親送來龍發堂，於是自己騎車來到當年使她恢復健康的地方，請求師父收留，一住至今。

外人眼中的黑暗角落，是接納如她一般失序人生的庇護所。

「這裡的空間大，可以很自由活動，跟在醫院最大差別是，藥物會減輕，師父待我們像家人，堂眾就像親姊妹，互相聊天、幫忙。」

美玲一直記得，剛進來時衣不蔽體、什麼事都不知道的情況下，一位較資深的堂眾細心教導陪伴，漸漸使她能夠自理生活，到了現在，換成她耐心地幫助狀況不好的堂眾。但因為高雄市衛生局的規定，這位資深堂眾昨日被移往凱旋醫院，在不斷的哭泣與抗拒中，仍堅不簽署住院同意書，最後衛生局與醫院人員以「強制住院」的方式，被送進這座高雄地區最大的精神專科醫院。美玲擔心得哭了，害怕下一個就輪到她，被永遠的從這個大家庭拆散。

「11月份凱旋醫院的醫師一來就問我，妳有沒有想自殺？在龍發堂有沒有人要害妳？有沒有什麼委屈？有沒有家人關心？我說：『都沒有。』住在這裡12年，家裡的人從沒來會客，只要有師父們的關心就好了，在這裡很快樂，情緒穩定又沒有暴力傾向，還會幫忙同學洗手、洗澡、穿衣服、穿襪子、剪指甲，照顧比我弱勢的人，不知道為什麼把我分成第一、二類？也不會聽我們講我們的心聲，只談個兩分鐘就要決定我的下一步人生，我們雖然是病患但也有人權耶！不是人家強制像動物一樣牽你到哪裡就要到哪裡，我好害怕他們打乖乖針（鎮靜劑）就直接把我們拖走了！」

美玲的心聲無處訴說，她與其他500名龍發堂堂眾皆被外界看作同一張可憐的受害者面貌，被龍發堂的惡勢力所掌控，不想被移出只是囿於改變或是被洗腦的樣板。

然而，仍無法隱藏公部門介入處理的粗糙手法。在極度壓縮的診斷評估時間中，堂眾常因態度不配合、透露的個人訊息有限，原本生活能自理者竟被醫師分類成第一、二類精神症狀最嚴重患者（包括一位年長的出家師父），造成醫療專業判斷與住民自我認知的巨大落差。

「醫生問我一些過去的事情，我說：『對不起，過去的事我不想提，請你不要再問這些問題。』只見面兩次，加起來不到5分鐘，就下了第一、二類型的評斷。該做的檢查我們通通有遵照，假如今天得傳染病，把我轉到別的醫院治療我接受，但是用這種粗糙的方式把我當作洗手都不會洗手，強制到醫院吃藥，那我還真的變成神經病！」

60歲的漢民，過往人生不是沒有見過風浪起落，他不能接受，高雄市衛生局派來的醫師對他的生活完全不了解就逕自分類，更擔心若被轉出到陌生醫院，被當成白老鼠，餵食在缺乏互信關係的診斷過程下所開的藥物。

漢民退伍後跑船賺了筆錢，隨即結婚即赴美開餐館，在科羅拉多州首府丹佛住了7年，後來出事回台，轉而往來兩岸經商，是最早從中國進口大理石的人之一，後來生意失敗精神出狀況，在國軍台中總醫院歷經三位主任醫師診斷為憂鬱症，前前後後住院10年，4年前由子女介紹住進龍發堂。

「我來這邊學了很多，體會到這麼多人比我可憐，我還能幫忙照顧別人，幫忙洗澡、餵飯，這都是受一些師兄的感動，他們每天照顧我們是沒有領錢的，人家是為了什麼？為了出於人類的一種愛！以前在外面請人照顧，特別看護一天2,200元半天1,100元，誰付得起？我來這裡一個月一萬，吃住全包，很多人一毛沒繳，也跟大家一同吃住，不因有繳錢就吃較好。在這邊起碼感覺被當做一個『人』看，在醫院，不管再怎麼樣人家眼裡看你就是精神病患。」

為預防下一波可能的感染，衛生部門與醫療專業人士持續進入長久封閉的龍發堂執行環境查核、人員清點與住民的血液篩檢、胸部X光等身體檢查，然而，對漢民而言，那些昂著下巴、以尖銳眼神掃視、舉起強力手電筒探照牆角的大官，只把他們當作動物園裡的動物，無人在乎他們內心真正的想法。

「衛生局的人每個禮拜來好幾次，搞得我們得時時standby，我還可以控制情緒，有些人真的沒辦法，被你在那邊操，操完之後晚上他就發作，大吼大叫。每天都看著被點名的人，行李收一收上車馬上就走了，連講話的機會都沒有，如果有一天我已經被送到醫院，麻煩你們去查一下在哪一家，去探視一下，幫我個忙，救救我這個老人家。」

「那裡像一個非洲部落，環境比北韓還糟糕，很不可思議。」高雄市衛生局副局長林盟喬說，去年爆發疫情後，他率隊進入龍發堂稽查近10次，談起看到的景象還是心有餘悸，鐵欄杆內成群像殭屍不停繞圈的病患、糞溝裡堆積的糞便、蚊蠅鼠蟑等病媒爬行、態度不配合甚至從樓上丟下鐵條的工作人員⋯⋯再再印證他心中龍發堂等於人間煉獄的印象。

「我們接受正規的醫學教育後去執業，但是台灣卻有一塊地方，不知道為什麼就關在那裡，過著不為人知的生活與治療方式，對於我們衛生醫療專業人員來講，是一種很奇怪的陰影跟恥辱。」

禁錮堂眾的鐵欄杆，因為一次偶然的事件而被打開。2017年7月5日，一名患者嚴重腹瀉病危，經查個案來自龍發堂，衛生單位驚覺事態嚴重，高雄市衛生局對龍發堂全面採檢，從7月至9月發現13名阿米巴痢疾確診個案，11月到12月疫情持續延燒，再度爆發18名確診個案，疾管署在11月份發現疫情嚴峻，下達應將其列為「感染控制查核」對象。

「我們懷疑過去也可能發生過類似的事，但被堂方全力防堵掩蓋，百密一疏，這次因為當天是假日，沒有小診所可以處理，他們不小心把個案送到大型醫院，經過通報才被我們發現。」高雄市衛生局疾病管制處處長潘炤穎說。

阿米巴痢疾主要由糞口傳染，多見於熱帶地區衛生較差的農村，經過衛生條件的改善，幾乎已在現代社會絕跡，意外曝光的疫情，使得長期處於灰色地帶的龍發堂出現一道破口，讓公權力得以名正言順介入。

「因為龍發堂從開始就是一個沒有正常立案的單位，各方面想管理它卻又無法可管，長久以來又是一個既存事實，各單位都非常頭痛，疾管署因為疫情，不管不行，放那邊再擴大蔓延甚至死人，我們都難辭其咎。因為關係到傳染病、患者就醫權、疫病防治等，我們有更多資源，從制度面直接介入。」林盟喬說。

當堂眾持續被帶走，由於環境衛生與照護方式從各方面都不符合現代醫療機構的規範，衛生局頻繁的查核過程中，從《傳染病防治法》、《食品衛生管理法》、《精神衛生法》開出近百萬的罰單，並要求限期改善。

「都說『防疫如作戰』，但從7月到現在，好像是他們在跟我們作戰。」龍發堂秘書兼發言人李芳玲說。對於龍發堂的管理者而言，公部門一股腦放大各項缺失，施以嚴厲的處罰，塑造負面的社會觀感，卻不願議協助輔導，背後目的很明顯，就是要讓龍發堂消失。

「發生疫情後，12月18日召開的第一個記者會也不是在探討傳染病，反而找了台灣精神醫學會連署、康復之友協會背書，就會覺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講白點，龍發堂照顧這些精神病的孩子，讓家屬安居樂業到底是做錯什麼？」

與家屬的「互生關係」，是龍發堂得以長久存續的最重要基礎。疫情爆發後，排山倒海而來要解散龍發堂的風聲，讓許多家屬在惶恐中夜不成眠。

家住台中的劉如臻，是最早現身與官方激烈對話的家屬，「我在高雄市衛生局局長黃志中的臉書中說，你們一直用輕蔑的語氣批評龍發堂，等於也是在刺傷家屬的心，我們因為這個小孩子經過長期折磨，好不容易在這裡平靜下來，今天你們每個人都自認正義使者，說要來替我們的小孩爭人權。請問這28年來，擁有公權力的政府和掌握專業的醫生為我們做了什麼？像皮球一樣踢過來踢過去！而從頭到尾真正的病人、家屬、付出照顧的龍發堂，被關在裡面啞口無聲，任外面的人攻擊！」

劉如臻弟弟的故事，幾乎家屬共同經歷的縮影。家人從20多年前就帶著發病的弟弟在彰化基督教醫院、草屯療養院來回奔波醫治，住院一段時間，被醫生說好了要出院，回到家又陷入反覆發病的輪迴，半夜拿菜刀、放火，甚至出動隔壁派出所三位警察壓制，走投無路之下打聽到龍發堂，師父來到家裡說，走，跟著師父走，我帶你去修行，弟弟突然之間整個穩定下來，就此在龍發堂度過20年安靜的日子，直到疫情爆發，在第二波感染阿米巴痢疾的名單中，與18名堂眾被送到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住院治療。

劉如臻兩次去探視，發現弟弟頭上多了許多道傷疤，醫護人員表示他入院後一直在抓頭，把自已抓傷，以前看到姊姊來都會打招呼，住院後反應也變得遲鈍呆滯，認不太出親人。

關於何時出院、堂眾的下一步何去何從，衛生局至今都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眾多家屬已按捺不住，打算成立自救會，劉如臻對龍發堂前景感到悲觀，經濟條件還算充裕的她，已準備自行安排未來能夠長期照護弟弟的處所。

龍發堂長達半世紀的歷史，就是一連串堂方、家屬／官方、精神醫療形同水火的對抗拉鋸，在1990年《精神衛生法》立法前後達到衝突的最高峰。因規範精神病患需接受醫療，堂方聯合家屬北上立法院與衛生署陳情抗議、到支持法案的立委家門前奏哀樂，揚言解散把數百名精神病患放出來等，在精神醫療資源仍不充足的年代，公部門視之為燙手山芋，而默許它繼續存在。

「時空變化之大，當年的媒體輿論一面倒的挺龍發堂，整體社會氛圍使政府難以處理。」文心診所院長文榮光說，「1984年，老師父釋開豐因為販賣佛像斂財的罪名被抓去關半年，出獄時像黨外人士一般，民眾夾道歡迎。當時還是戒嚴時期，民眾對國民黨政府、司法部門很有敵意，把他當英雄凱旋歸來。」

1980年代文榮光擔任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科主任期間，曾接受國科會委託帶領醫學團隊進駐龍發堂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詳細記錄與分析堂中的日常作息活動，並對當時的一百多名堂眾進行全面性生理與精神症狀鑑定、家屬求助模式調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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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兩種截然不同文化，在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人類學」式交會：一方是自豪於獨道的收治病患成果，對專業者敞開大門展示並期待獲得認可的龍發堂；另一方是為探詢民間社會自主發展出的非醫療模式，充滿熱情與使命感的精神醫療拓荒者。

在精神醫療尚未全面朝向藥物控制，對社會文化與心理治療模式充滿開放、多元想像的年代，兩者曾有對話甚至合作共生的可能。

文榮光在1984年的研究報告中曾如此寫道。然而，報告結論中的另一部分，卻使雙方關係決裂，此後龍發堂對精神醫療徹底關上大門。根據文榮光團隊調閱與龍發堂合作診所開出過往堂眾的死亡診斷書，發現平均年齡偏低（33歲），死亡比例偏高（當時堂眾總數約200人，平均一年死亡近10人），而且近半是因感染而死亡，可事先預防及治療性相當大。

「龍發堂的聲望當時正如日中天，這個重要的結論在當時發揮不了影響，這麼多年下來，在裡面『死於非命』的堂眾我判斷至少有500位，這是我心中的痛！」

時間不會回頭，曾有的對話機會已經永遠失去，重複落入訴諸「道德」的對立：龍發堂聲稱出於宗教善心替家庭社會「解決」問題，公部門為「解救」被社會家庭遺棄的病患而義無反顧介入，這或許正尖銳反應此疾病難以用科學與醫學完全解釋、治癒，牽涉到不同經驗與立場的道德本質。

2018年1月初，司法單位開始介入龍發堂問題，高雄地檢署傳喚總監釋心賢與住持釋心善等管理階層，針對過往堂眾的死因疑點進行調查。文榮光的遺憾與嘆息，35年後終得到正視。

1月13日與衛生局的一場閉門會議裡，文榮光以「跨世紀的歷史悲劇」為題，對政府部門提出建言，表示歷年來上百億的預算被投入改善精神醫療時，龍發堂的病患卻猶如社會棄兒，這是一個要由政府概括承受的歷史共業，應該將宗教與醫療分開，以專案經費全面接管及照顧病患，讓龍發堂回歸其宗教信仰的功能。

在與國家與橫亙半世紀的角力中，龍發堂最後的命運已經大致底定，翻過新的一頁，曾經走在醫療與道德暗影地帶的堂眾們，能否跟這個非黑即白的新世界重新接軌？他們曾經被遺忘的生命，將在未來檢驗著現在以「人權」為名的許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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