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接近9點，一名穿藍色襯衫、下半身僅著內褲的中學生，被兩名菲律賓員警一左一右包夾拖行，他們走過昏暗蜿蜒的小巷，穿過籃球場，最後在一條死巷停下⋯⋯不一會兒，槍聲劃破夜晚，少年應聲倒在瓦礫堆上，呈胎兒姿勢，動也不動，死了。他被發現時，左手卻多出一把槍。

2017年8月16日，17歲的菲律賓少年桑托斯（Kian delos Santos），橫死在馬尼拉暗巷裡。當時的菲律賓正逢掃毒行動高峰，每一天警方都會以掃蕩毒品之名在街上「擊斃毒販」，而桑托斯只是那一夜裡、死於馬尼拉的24名「毒品嫌疑犯」之一。菲律賓警方聲稱，桑托斯是因為「涉嫌毒品犯罪並持槍拒捕」，警方才不得已開火還擊。但監視錄影卻清楚顯示：被警方控制的桑托斯手無寸鐵、毫無抵抗之意；更有目擊者更指證是警察硬塞給桑托斯一把槍，強迫他逃跑、開槍，製造拒捕假象，更何況桑托斯還是右撇子、警方卻聲稱他以左手單手持槍。

殺死少年桑托斯的「毒品戰爭」始於2016年6月、杜特蒂成為菲律賓總統的那一天。這位時不時就以粗口罵人的領袖，從總統選戰期間就開始宣傳「整肅治安」的重要性，他認為：菲律賓的藥物濫用已病入膏肓，販毒和吸毒更成為拖垮菲國經濟和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他的從政生涯一直堅持「非常問題要用非常手段」，甚至以仇恨言論揚言要「像希特勒屠殺猶太人」那樣「屠滅毒蟲和毒梟」。

毒品戰爭讓杜特蒂在菲律賓社會享有超高支持率。支持者認為，因為菲國的司法系統貪腐且沒有效率，因此國家才需要杜特蒂的以暴制暴「為社會放血排毒」。然而殺無赦的執法態度，雖降低了整體犯罪率，但謀殺等重罪率反因私刑數量增加而飆升。

更糟的是，警方的反毒績效不需司法授權、「犯人」都被當場殺死，難以驗證到底誰是毒販？誰是吸毒者？誰又像是少年桑托斯一樣，什麼也沒做卻被當成「績效人頭」而枉死送命？

在政府單位相互包庇諉過之際，菲律賓本地的調查報導愈發重要──其中，菲律賓獨立媒體《Rappler》，就是不懈調查、持續揭露毒品戰爭罔顧人權的關鍵角色。《Rappler》2018年製作調查報導〈馬尼拉謀殺事件〉（Murder in Manila）揭露警察如何勾結民兵、幫派，將毒品戰爭的私刑處決內化成一條完整的失控產業鏈。這一系列報告雖然獲得國際新聞獎的諸多肯定，卻讓《Rappler》成為杜特蒂政權的眼中釘，除了一度被勒令停業，其創辦人、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瑪麗亞．瑞薩（Maria Ressa），更因此捲入數起官司，反覆經歷逮捕、保釋，至今仍有2案纏訟中，讓菲律賓新聞自由惡化成為另一個國際焦點。

2022年6月，杜特蒂任滿下台，菲律賓自此進入小馬可仕（Bongbong Marcos）總統時代。小馬克仕的父親是菲律賓前獨裁者老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當老馬可仕在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被推翻時，小馬可仕也隨父親狼狽流往海外，直到1991年才因「政治和解」而隨母親伊美黛（Imelda Marcos）重返菲國政壇。2022年大選中，小馬可仕以杜特蒂的女兒薩拉（Sara Duterte）為副總統聯盟競選，但他上台後，國際媒體對菲律賓對於「毒品戰爭」的關注卻驟然消失。

「但在菲律賓，血腥的掃毒戰並沒有落幕。」

《Rappler》 調查報導團隊的資深調查記者黎恩・布安（Lian Buan），就是在這場毒品戰爭中，繼續追究那些「骯髒哈利」刑責與真相的新聞人之一。過去兩年，布安持續追蹤毒品戰爭中被捕者從街頭槍戰流入監獄、法庭後的處遇，並揭露現任總統小馬可仕許諾重新調查爭議案件的許諾為何令家屬感到失望受騙。

布安告訴《報導者》，在加入《Rappler》之前，自己一度心灰意冷地想要離開新聞業。大學畢業之後，布安於2010年入行、為菲律賓主流電視台《GMA》工作，但2016年的某天深夜，負責直播杜特蒂記者會的布安，卻恍然聽見杜特蒂怒罵「記者都是蠢蛋」、應該「殺死記者」，這令她突然感到菲律賓新聞業未來毫無希望與保障，毅然辭職搬到英國休養。

布安告訴《報導者》，多年來堅持做司法人權報導，因為忘不了一張又一張無助的臉，「跑法院採訪的這幾年，我看過窮困的母親站在法院門口，因沒有鞋子被拒絕進入法院；我遇過打輸官司的母親，告訴我她不會上訴，『因為沒錢影印上訴需要的文件』。」布安說：

「如果連些簡單的事都很難完成，民眾怎麼可能相信法庭將帶給他們正義？如果最高法院高喊著『我們已為所有人實現公平正義』，但當事人、一般大眾都感受不到，所謂的公義也就毫無意義。」

以下是《報導者》藉2024亞洲新聞專業論壇，對布安的專訪。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菲律賓毒品戰爭迄今超過8年，發起行動的杜特蒂總統也已在2年前卸任、交棒給小馬可仕。不過，國際媒體對於菲律賓這場殘酷執法的報導，卻好像沒有「後續」──是因全國性的毒品戰爭真的落幕嗎？或小馬可仕政府改變了政策？

布安（以下簡稱「布」）：小馬可仕上任後，警方的掃毒行動並沒有停止，至今仍有無辜者每天枉死。根據菲律賓大學的報告──目前唯一持續統計掃毒相關行動致死人數的學術單位──小馬可仕上任第一年內（2022～2023年），平均每天有0.9人死於毒品戰爭，這比杜特蒂任內平均每日0.8人死亡的數據更糟。

小馬可仕不會像杜特蒂揚言「我會殺了所有人（指毒販、吸毒者）」，或在執法指導準則（Command Memorandum Circular）上，寫明警方可以「敲門」進入民宅搜索，並「消滅」（neutralized）疑似販售或使用毒品者。但實際上，小馬可仕政府只是把指導準則修改得更冗長，執法措辭仍讓法律專家和我感到擔憂。例如指導準則上仍寫著警方可以「採取適當行動」，但「適當行動」到底意味著什麼？警方仍能在無搜索票或逮捕令的情況下直接上門嗎？政府故意不寫清楚，保留模糊空間，這就是小馬可仕和杜特蒂最大的差異：小馬可仕非常擅長用外交辭令粉飾太平。如果我們不注意細節，小馬可仕政府便會聲稱一切依法行政。

但這也不能全怪媒體，畢竟記者們已經過了6年來每天清點死亡人數的日子，大家都身心俱疲，要繼續數下去也有點不近情理──「記錄死亡」的累積心理壓力，其實是記者們長期追蹤毒品戰爭最大的挑戰。

我印象很深的是，疫情期間為了製作一則毒品戰爭的數據新聞，每天都要閱讀警方發布的掃毒報告，裡面記載了人們如何被殺掉，再從裡面手動擷取資訊、彙整至 Excel──這些報告總共有3TB。我們每天讀報告，就這樣讀了2、3 個月，最後我的大腦只想關機、停止運作。就算只是彙整資料，我感到無法再承受那麼多人死亡。

我採訪到太多、太多因此沮喪的家屬和律師，他們質問：為什麼這麼少人被定罪？我想，造成目前的局面有兩個原因。其一，我們的司法系統在毒品戰爭之前就面對各種挑戰，比如嚴重缺少法官，審理速度非常慢。加上又有大量毒品案件湧入，司法系統根本不堪負荷，監獄也人滿為患，超過1萬名羈押被告等候審理的時間大於3年。其二，司法和司法系統的第一線是警察，但他們總是互相包庇，家屬連得知哪一位員警殺了自己的親人都非常困難，更別提起訴他們了。

報：毒品戰爭除了引起法外處決等人權爭議，也引起外界對於菲律賓新聞環境的關切──杜特蒂就曾直言要殺記者。那麼2022年小馬可仕上任後，記者處境是否改善？

2022年以前我寫了那麼多關於杜特蒂毒品戰爭的報導，都沒被紅標，結果剛開始報導小馬可仕一家就被盯上。很長一段時間，我的X（前 Twitter）私訊亂成一團，不斷收到來自不知名帳號的威脅和騷擾訊息。而且，性別羞辱也會是他們攻擊女記者的武器之一。後來《Rappler》為我擬定了一份安全計畫，也派了隨身保鑣給我。雖然有時我不得不請公司放寬安全措施，以免保鑣隨行影響採訪。

前陣子我和菲律賓全國記者聯盟的夥伴執行研究計畫，透過訪談，看見其他記者被貼上紅色標記後人生劇變。有一位記者每天都睡在床底下，他告訴研究團隊，「如果他們開槍掃射我住的房子，躲在床下至少可以擋一擋。」還有一位記者每天都撐到清晨5點才敢睡覺，「因為逮捕（異議記者）行動通常發生在凌晨1點到3點，我得保持警覺和清醒才行。」

我想，他們的目標是讓針砭時政的記者疲憊不堪。這些行動並沒有組織化，也沒有特定的一套論述或敘事，但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攻擊你，讓你不堪騷擾、最後停止報導。

紅色標記在杜特蒂總統任內開始變本加厲，他發布命令成立「結束地方共產主義武裝衝突國家專案小組」（NTF-ELCAC），左翼社運人士、記者、原住民領袖、教師和律師接二連三的被抹紅。小馬可仕上任後，被貼上紅色標記的對象更不再限於非主流、左翼小眾媒體的記者，封殺名單裡的主流媒體記者人數大增，光是「報導新聞」就會給人帶來麻煩。

報：那妳自己怎麼看待小馬可仕與他的家族？

雖然有人質疑小馬可仕，不過菲律賓也還是有不少民眾相信他和馬可仕家族。我可以理解這種現象，因為菲律賓人非常重視家庭，下一代選民經常繼承父母、祖父母的政治觀。像是我出生在菲律賓北方，和馬可仕家族說著一樣的方言，成長於馬可仕家族支持度非常高的地方（當地稱為 the solid north）。從小到大，我一直被奶奶告知菲律賓的戒嚴時期是「黃金時代」。此外，我們的學校教育中並不包含戒嚴時期的歷史，除非你遇到願意講述這段歷史的老師，比如我直到大學才曉得這段歷史。

《Rappler》內部也不斷討論該如何與更多讀者對話。其中一個針對年輕族群的措施是進軍TikTok。我明白資安疑慮、以及該公司與中國政府的複雜關係，但對菲律賓年輕人TikTok仍是最受歡迎、也是新聞資訊最被傳播的社群平台之一。因此《Rappler》每天還是花時間將深度報導內容轉化為1～2分鐘的解釋性新聞，希望更多年輕人能從虛擬的平台看見真實的世界，無論是持續的毒品戰爭、還是小馬可仕家族具爭議的另一面。

我也希望台灣人能繼續留意小馬可仕的動向。雖然他對外表現得十分民主、勇於面對鄰國霸權，但也別忘記馬可仕家族的各種爭議。無論是菲律賓人還是國際媒體，都必須對他的政治紀錄與人權態度抱持觀察和警惕。 報：除了毒品戰爭當中的人權爭議，妳也撰寫大量報導關注監所人權。14年的記者生涯中，哪一則報導對妳來說最為重要？

對記者來說，遇到家屬求助其實有點尷尬──一方面你希望維持中立的紀錄者身分；但面對絕望的家屬，你也不忍心置之不理。最後，我還是協助將家屬的聯繫方式轉交給相關的政府單位。其中一位求助個案，是妹妹替身在獄中的哥哥求助，幾經周折，我們最後在一間監獄醫院找到了哥哥，妹妹也同意我把她的故事寫入報導。幾週後，妹妹打電話給我。我以為她只是打來確認受訪時間，沒想太多就接起電話，沒想到，電話那頭卻傳來「我哥哥去世了」。

掛掉電話後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再早一點刊登報導，死者是不是就能即時就醫？是不是就能活下來？雖然編輯不斷告訴我「這不是記者的錯」，但我一直沒辦法忘記那種自我質疑的矛盾感。當事人的妹妹告訴我，他們一直無法順利從太平間領回哥哥的遺體。那一刻，我決定先不管記者的身分了，我就是想幫助他們。

我相信多數菲律賓記者心裡都面對這樣的矛盾掙扎。理論上，記者應該保持中立、不該是倡議者。但我時常想起38年前、菲律賓戒嚴時期的新聞前輩經驗，當時的他們是記者、也是爭取新聞自由與民主的公眾倡議者，在菲律賓民主化的過程扮演關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