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迴演出來到最後一站，郭達年脫下亮黃色高統帆布鞋，換上拖鞋，彷彿回到家一樣自在。在高雄美濃鄉間的三合院，晒穀場上擺放十來張藤椅，夾雜著狗吠與嬰兒哭聲，演唱開始了。日落炊煙起，村人餓了就起身走動，去旁邊盛碗炒粄條或綠豆湯，也無傷大雅。家在美濃的歌手林生祥，除了出借吉他，還臨陣上場成了音控，十足「交工」精神。

這是前黑鳥樂隊主唱、63歲的香港歌手郭達年為了新專輯《抱靈賦》來台，唯一一場不收費的演出。氣氛家常，隨意但不隨便，面對客家聽眾，郭達年為大部份以英文寫作的歌詞而致歉，他特意安排一首此次巡迴未曾唱過的粵語歌曲〈香港史話〉，伴著胡琴，從鴉片戰爭的殖民史一路吟唱，以母語回應這個從清朝就移民開墾的傳統客家村落。

〈香港史話〉收錄於1984年黑鳥樂隊的第一張專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預告97年香港回歸大限。遭逢歷史關卡，郭達年與第一任妻子Cassi組成的黑鳥樂隊自費出版第一張卡帶《東方紅／給九七代》，之後加入英國鼓手彼得小話（Peter Suart），在1999年解散前共發行7張專輯，關注議題遍及反核、大限前的移民潮、聲援被迫害的各國異議者、拒絕支配的安那其思想⋯⋯

因為錢不夠，《東方紅／給九七代》只花了6小時就在錄音室錄完。80年代的香港是劉德華、張學友等四大天王的全盛時期，唱片工業達到頂峰。同樣在香港，月球的暗面，郭達年的吉他猶然是年少時打工用幾百塊港幣買來的基本款，處理音檔的電腦是在專賣舊貨的鴨寮街淘來的，擴音機與錄音設備都是玩音樂的朋友淘汰出來給他的。第二張專輯《宣言》更捨棄正規錄音室，大多在自己或朋友家用非常陽春的設備錄製。

手工、粗糙、低成本，先天設備不良，後天也沒有練習太久，郭達年說：「我以前參加合唱團要練習200次才上台，黑鳥卻練習不到20次。」出了唱片，郭達年時常將「很爛」掛在嘴邊，包括這次的作品《抱靈賦》，郭達年在誠品的講座說這張專輯跳過音樂工業標準，錄音、收音都很爛，「以前的作品更爛，記錄了整個失敗。」

黑鳥堅持不申請任何企業或政府的補助，音樂之外是為了生存所需的勞動。高門檻的音樂他們玩不起，降低門檻的作品，卻招致不少批評。失敗者不介意將自己蹲低成一塊墊腳石，讓更多人踩上去，郭達年說：「我歌唱得不好，不是科班出身，這證明普通人也可以玩音樂，而不用進入唱片工業那一套。」

低成本的音樂是否就「很爛」？香港作家陳智德曾寫到：「黑鳥雖強調訊息，其音樂本身也不簡化粗糙，收錄在《宣言》的純音樂〈Internationale〉，仿照吉米．罕醉克斯（Jimi Hendrix）1969年在胡士托音樂節變奏美國國歌的彈法，改編成酒醉版的〈國際歌〉，跌盪而抑壓的演繹，在頹敝和消沉中顯出更大的抵抗和叛逆。」

唱片錄製好了，黑鳥隨即聲明「版權公開，歡迎翻版」，不維護所謂的「智慧財產權」。黑鳥每一張專輯裡通常有類似這樣的說明文字：

「爲了這作品不致淪爲另一件商品，請你把它翻錄給那些無能力負擔的朋友。我們希望你視所付出的，爲對這些創作活動的一種支持，而不僅是另一次音樂消費⋯⋯對於那些真的拮据的朋友，我們亦可以給你寄贈。請來信。」

不僅讓別人翻錄，也逕自翻版他人的作品，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黑鳥出版《民眾擁有力量》，同名歌曲即翻唱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People have the power〉，當然，沒有給任何授權費用，只是填上中文歌詞就唱。在郭達年最新的作品《抱靈賦》中，仍然「不告而取」地翻唱了約翰．藍儂（John Lennon）等人的歌曲。

郭達年並非第一次這麼幹，早在70年代末，他和朋友在灣仔駱克道開書店，就已經盜印不少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書，「當時覺得香港一些年輕人沒有條件把書從外國訂回來，我們找到偷到弄到的書就馬上印，還買了一台小型的印刷機器，掌握自己出版的條件。覺得思潮和文化是共產的，沒有管版權，印就是了，我們不追求印刷品質，賣得很便宜。」1984年底郭達年到威尼斯參加全球安那其大會，才發現並不孤單，「他們都很驕傲擁有一部印刷的機器，80年代全球很多年輕人都自己印刷出版。」

80年代黑鳥樂隊所主張的對抗資本、去宰制的安那其思想，早在70年代的少年郭達年身上萌芽。

還在讀中學的郭達年投稿報刊，受到香港作家崑南賞識，便邀至主編的《香港青年周報》寫專欄，學校老師認出這個專欄作家，15歲的郭達年因而被老師引介給一群大他十多歲的文青中間，到當時的文藝地標，位於海運大廈的巴西咖啡館，聽大人談文論藝。這些青年都受到1968年的反戰思潮影響，介紹他讀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如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詩歌。

70年代在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台灣，仍禁錮於黨國的戒嚴體制中。郭達常說自己是讀原文書長大的「番書仔」，當時的香港是難得豁免於獨裁專政的自由之島，接收與英美幾乎同步的文化資訊。早在1964年，Beatles的第一次出國巡演，就曾在香港演出。到了70年代末，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共有120家中文報刊，以及4家英文報，300多種文化刊物。

郭達年說：「我們這班年輕人沒人管，剛好在時代的小缺口，享受了成長的自由。」

豐沛的出版土壤，讓一個工人家庭的孩子也能接觸文學。家裡窮到只能拿豆腐配飯，郭達年的大哥因為要幫忙家計，小學畢業就不再升學。郭達年排行第二，和弟弟約好要一起去考香港中文大學。「弟弟想讀新聞系，我那時在彈古典吉他，想考音樂系，筆試都考過了，剩下最後的作曲。」

郭達年還記得自己背著吉他，在月台上等火車，火車過了一班又一班，他躊躇再三，最後沒上車。

讓他上不了車的有兩個人，一是寫了《拒絕聯考的小子》的台灣人吳祥輝，二是美國嬉皮教主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利里和理查．亞培特（Richard Alpert）合寫迷幻藥界的聖經《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Beatles以這本書為靈感，創作花椒軍曹經典大碟。利里的「Drop out」，離開資本體制宰制的想法，影響了1968年前後的一整代嬉皮。

郭達年從深浸於1968思潮的年長朋友們那裏知道了利里。決定不搭上火車，就是「Drop out」的第一步。

從大學「Drop out」出去，郭達年一邊和朋友維持駱克道的賠錢書店，不放棄補充思想彈藥，另一方面創辦日後影響深遠的音樂刊物《結他》：「我和印刷廠熟，而我自己又能採訪，成本降得很低。雜誌賣得還不錯，我還訂吉他來賣，所以樂器行來登廣告，又有收入。這只是做一個維生的可能，我對這個工作有興趣，但不會給我人生的目標。」

辦雜誌之外，郭達年還舉辦了兩屆音樂比賽：「我一直覺得人的交流很重要，如果每個人只在家裡玩吉他，是沒意思的，辦活動讓年輕人有機會可以出來。」優勝者包括Beyond、鮑以正、達明一派的劉以達，都是日後香港的重要音樂創作人。

香港資深音樂工作者鍾錦培說：「以前沒有網路，透過黑鳥的歌才知道很多事情，例如英殖民地的填鴨教育、中英聯合聲明出賣香港人，還有麥當勞在非洲圈地養牛、生產CD的菲利浦也有做軍火生意等等，受到很多衝擊。」

來到1989年，郭達年決定停下來，「六四之後出了最後一期，我這麼寫：我們要好好活下去，但是我們要做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辦這個吉他雜誌了。」

雜誌不辦了，郭達年和一票劇場以及音樂界的朋友，每週末在街頭演出，重現六四當天的鎮壓場景，一開始帶著義憤與熱情，久了產生路線上的分歧，有人覺得如果要長遠做下去，應該要跟政府申請補助；有人覺得不應該跟政府拿錢，那會變成收編。前者後來成了每年手上有幾百萬港幣資源的香港劇場界大佬，後者是再一度「Drop out」的郭達年。

「Drop out」，離開資本的宰制，多年來郭達年始終沒有再回去過。他賺的錢只足夠維生，沒有存款，名下也沒有房子、車子等任何資產，3年前他甚至把銀行的帳戶全都停了，他說：「不想和經濟系統有任何關係。」現在他偶爾還幫《明報》寫稿，要大費周章地讓編輯代領稿費。

「我不是沒有能力賺錢的人，我去拍紀錄片一個月可以賺十幾二十萬，為什麼我只賺五千（港幣）就不動手了。因為我不想在資本遊戲裡玩，我的孩子都是我寫稿養大的，香港沒有一家報章雜誌我沒寫過，兩個兒子都大學畢業，我自由了。我絕對不想有資產，在你人生中最珍貴的時間裡，錢把你買了做勞動力，安那其最反對這個。你的人生你說了算，你選擇站在哪一邊？」

「你的人生你說了算」，郭達年說到做到，幫也想要「Drop out」的兒子辦休學：「小兒子曾經不想讀書，想停學一年學畫畫。他的班主任叫我去見面，聽我說了一大堆後，說原來不是見家長，是見老師，被我徹底說服了。」

2005年世貿會議在香港舉辦，全世界反WTO的抗爭者在香港集結。郭達年推著嬰兒車在人群中，放催淚彈時，嬰兒車裡的娃娃大哭，他說：「多虧了抗爭的韓國農民給我一種舒緩的藥膏。」這是郭達年在第二段婚姻生下的女兒，從誕生那天就從正規醫療體系「Drop out」，郭達年在家中接生，女兒在溫暖的水盆中，聽著巴哈的無伴奏大提琴出生，自然脫落的胎盤形狀像朵蓮花，和樹苗一起埋在山上。

女兒的出生激發中年男子的溫柔，先前絕不置產的郭達年，為了讓女兒有接近大自然的成長環境，破例跟一位老伯頂下山上的一間小屋子。他說：「當年大量難民逃來香港，佔地用很少錢就蓋起來的房子，地還是政府的，給你居住權，這叫牌照屋。除非政府要拿回土地，要不然可住好幾代人。」

「土地一直在支配人的生存」，郭達年神情一黯，他坦承自2013年之後，他和女兒的母親鬧翻後，他再沒有見過女兒一面。

「地產商來了，整個村所有人都瘋狂了，包括女兒的媽媽，她想要把房子賣掉，我不肯。她叫人來打我，把我趕出去，最後她把女兒帶走，從此不讓我見。我在山上差不多瘋了，我唱那首〈I ain’t got no home anymore〉是我的真實處境。」

「Drop out」出去，當了一輩子抗拒宰制的安那其，終究還是被資本所驅使的貪婪人性輾壓過去，妻離子散，無家可歸。2013年，郭達年沉到最黑暗的谷底，得了重度憂鬱症，有自殺傾向。

在台北河岸留言的演出，郭達年唱起那首收在新專輯中的〈I ain’t got no home anymore〉，他邊唱邊說：「我被地產商趕出來每個月賺錢都給了交租，這是一種不公義的生存。」他的身體裡彷彿藏了一頭因負傷而嚎叫的野獸，就要從喉頭躍出⋯⋯

許立志是在富士康跳樓身亡的中國工人，《抱靈賦》中收錄這首詩，誦讀的是郭達年現在的音樂夥伴也是愛人同志June。細長眉眼的June來自杭州，母親在中國因為修練法輪功被迫害，June回不了家鄉，再也見不了母親一面。兩人相遇在各自痛苦的深淵。

2014年，身上都帶著傷痕的兩人，和香港大多數人一樣，都參與了雨傘運動。郭達年重新拿起吉他，在抗爭現場隨唱隨走，當時發放的傳單上寫著：「巨輪下的微唱──不會、不要、不可退一步。」

傳單上寫了時間地點，還寫上「反核、反戰、反體制」，獨獨沒有寫演出者是誰。無論是黑鳥樂隊或者郭達年Lenny，這些曾經響亮的名號，宛如水滴般匯入雨傘下的大海裡。

郭達年說：「雨傘運動的金鐘現場，馬路有個很高的落差，原本跨不過去。有位朱伯伯是木工，運了很多木材過來，在那裏釘木凳，讓大家可以跨過去。我們需要像這樣的合作，這是雨傘運動裡最美麗的風景。我在那邊紮營、唱歌，還把一個在大嶼山撿到的樹幹帶去種在那邊。」

樹幹上寫著：「像那大樹紮根在河堤上不會退一步。」

來台巡迴走唱，開場時郭達年總說：「這是一個混亂、分裂、互相排斥的年代，我們是極少數的一群人在這裡。」他往下傳遞他的黑色筆記本，封面有顆手榴彈的圖樣，他要觀眾們一一寫下email，「我要和你們交朋友。」

在沒有email的年代，郭達年和全世界的安那其朋友用一封封手寫信連結。如今email在社群媒體年代已顯過時，但郭達年堅持不用臉書：「（祖克柏）寫這個程式是去報復女友，是個負面能量，original creation是鬥爭性針對性的，變成hater的天堂，按讚、絕交、五毛黨、無聊的argument⋯⋯我相信所有的物質都有精神性，這麼多無聊負面的東西在那麼大的網路裡傳來傳去，把群眾的精神狀態完全扭曲，造成很大的傷害。」

雨傘運動清場那天，當警察發出最後通牒的廣播時，郭達年隨手帶走了一樣紀念品，那是朱伯伯做的小木凳，他將之取名為「鐘仔」。2017年，郭達年帶著鐘仔過台灣，在中壢、新竹、台南、恆春各地演出，他對台灣聽眾介紹鐘仔的故事：

「我們需要這種人心結盟的鋪墊，去跨越那座堵住我們前進的高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