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是很堅毅的，愈磨愈亮。我寫這首歌，適用於各種時代、各種形狀的女性，所以可能我的音樂比較溫柔，但那溫柔是堅毅的，」剛剛在11月中以《玉仔的心》拿下金音獎另類單曲獎的鄭宜農，得獎時理性地解釋。

32歲的鄭宜農知道，如果她要持續做音樂，她必須掌握更多的自己，有能力和更大的社會群體溫柔而堅定地對話。

從她19歲拿起媽媽的吉他在家自彈自唱起來，內心的一股執念，讓她走上必須不斷打磨自己的創作路。好不容易，用自己的劇本和歌聲，磨去了大眾眼中台灣獨立電影電視劇名導「鄭文堂之女」的外殼，卻又披上了滅火器主唱「楊大正伴侶」的身分。直到3年前出櫃、離婚，她不斷用新歌誠實面對自己與世界，才逐漸從家庭與性別的既定框架中掙脫出來。

「我發現我很害怕絕對，我的家庭不那麼絕對，我的性別不那麼絕對，我的關係不那麼絕對⋯⋯」她自剖。

一次又一次，她離開熟悉的自己，撂倒心底的寂寞，擺平社會的歧見，用音符帶領自己和聽眾穿過恐懼的隧道，尋找盡頭那勇氣的微光。今年（2019年）春天，總統府音樂會，當鄭宜農一身鵝黃洋裝，站上總統府前的舞台，身後國家的象徵被打上彩虹光雕，她用深深的盼望唱著《光》，她成了台灣最受矚目的獨立女聲、性平運動裡一條溫暖的聲線。

在台灣獨立音樂圈，鄭宜農是出了名的人緣好。從第二張專輯《Pluto》開始，她和年輕編曲人、歌手、設計師、MV導演等大量合作，她天生善於和其他創作者來回砥礪，小火慢燉獨立音樂圈一股女性創作者相濡以沫的力量。她要的不只是自己發光，她要和身邊的人成為一個宇宙，一起發光。

例如，她的台語嘻哈新作《街仔路雨落袂停》，鄭宜農原本以中文入詞，後來編曲人丟回來的版本偏向嘻哈的輕快節奏，她一聽，推翻原本自己的想像，決定以台語寫作，還找了網路上火紅、還在念政治大學廣告學系三年級的嘻哈饒舌少女陳嫺靜feat，並擔任這首歌的MV導演。玩出新的影像風格，也讓這首歌在茫茫樂海中翻騰而出。少了一些創作者身上常見的絕對主導性，她彷彿把自己的一部分鑿空了，讓他人的才情與心緒，得在她創作裡共振。

這種獨特的能力，或許是因為，她一直在掂量自己與群體的距離。骨子裡，她從來不善於張揚自己，甚至恐懼舞台。

從小，她隨著上街頭拍紀錄片的爸爸鄭文堂到處奔走，參加黨外運動，跑選舉場子。解嚴那年出生的小女孩，常常被叫上選舉的宣傳車，好奇張望台灣民主顛簸的起步、人心的解放，接過爸媽遞給她的麥克風，唱起歌來。只是，小女孩並沒有變成高亢憤怒的抗議歌手。

鄭宜農記得19歲那年她第一次登台唱歌，老爸擔任導演，自己擔任編劇、女主角、詞曲創作的青春搖滾電影《夏天的尾巴》。她對著西門町電影公園台下稀稀落落十多位觀眾，背著吉他，逼緊了嗓子，怯怯唱著：

很久很久以前，我們還有尾巴的時候。 天空是無限地大，沒有空隙的藍色。

她一下台，就吐了。

12年後，當初那個緊張到唱歌會吐的少女，將在今年底迎向第一場3,000人的演場會。鄭宜農終於不再那麼擔心，自己是不是沒能長成自己喜歡的大人。

曾經，她在愛與孤獨的寬廣光譜中，沒有自信地游移，不斷找尋自己最舒服的位置。她是備受寵愛的獨生女。小時候家裡雖然不富裕，父母對她的愛，沒有少過。

常常在外拍片的鄭文堂記得，每次一回家，北投泉源路的家裡，總有一排竿子晾著尿布。「她沒用過紙尿布喔！因為我和她媽媽就是很反對資本主義嘛！」他說。鄭宜農自己回想，一週回家一次的爸爸，會帶她去北藝大打棒球，陪她練習投球。她總是雀躍地期待父親回家。

獨生女擁有父母全部的愛，也承擔了父母全部的占有欲。

她國中時，每次放學回家，同學們都往山下走，去上補習班。只有鄭宜農往山上走。暗夜山路上，她孤身一人，她開始跟路上的星星、蟲子說話。這是她的私人儀式，她問星星：這一切通向何處？我將成為什麼人？年輕的問題，有著年輕的答案。她曾希望，自己以後是個穿著窄裙套裝的上班族，再也不必不一樣。同學們老覺得她怪，趁她上廁所時，倒了一盆冷水，她全身濕淋淋上完一整天的課。

有一回，爸爸直接到學校把她帶走，跟老師說：「對不起，我的女兒不參加晚自習。」

「一方面，我很高興，因為我的確不知道晚自習有什麼意義。一方面，我又很擔心，我和同學的隔閡會愈來愈深，」鄭宜農自剖，當下的感受複雜，也彷彿預示了，未來十幾年在群體和自我之間的來回拉扯、尋找平衡。

「我找到的生存方式，就是拼命念書，」她說。

鄭文堂擔心自己女兒太理性、太努力念書。一次颱風天，他看女兒還在苦讀，準備期末考，他硬拉著她去電影院，看岩井俊二的《情書》，感受一下書本以外的風雨交加。

16歲的少女，也看不慣自己老爸，開始和父親進行一場親密的競爭。

有一晚，鄭宜農問正在愁眉苦臉寫劇本的爸爸，「有這麼難嗎？」鄭文堂沒好氣地回：「你以為很簡單喔？不然妳來寫寫看！」倔強少女不服氣，後來交出《風中的小米田》短片劇本給鄭文堂。

「哼，這部是他到現在得獎最多的片耶！」鄭宜農現在回想，忍不住回嗆老爸。

乖巧的女孩考上淡江大學中文系後，開始努力學壞。「我《文心雕龍》還是忍不住考了91分啦！但我也開始喝酒、打麻將，任何會讓媽媽一聽到就憂鬱3天的事情，我都做了，」她說。

她知道，自由和侷限，是一枚銅板的兩面。

「我是藝文家庭出身長大的小孩，我當然被期望要獨特。到現在我才可以逐漸打破那個期望的框架，去認識更多其他、不同種類的獨特，自己的人生才開拓一點，對別人的理解才多一點，」她說。

或許是因為當「鄭宜農」太沉重，她很享受演戲。外人看，當年22歲的鄭宜農飾演社會寫實電影《眼淚》裡螢光粉紅短髮、肢體要有江湖味的檳榔西施，還要跟演員前輩蔡振南對戲，一定壓力很大。但其實，她演得很過癮。

「演《眼淚》的每一天，我都覺得是在釋放。我覺得可以過別人的人生，真的是件很輕鬆的事情，」她說，那時候她每天在家認真練習罵三字經。

「演戲對我來說，比做音樂舒服，因為有一個角色，有一個鏡頭，有一種不必當自己的自在，」她說。

當自己，很難嗎？ 鄭宜農在《人生很難》裡悠悠唱著：

在我們裡面是否能擁有光 我早已受夠這片黑暗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見了嗎 我其實如此平凡

有時候，她會跳脫「鄭宜農」，彷彿一個脫離軀殼的幽靈，飄在半空看自己。「關於鄭宜農這個人的核心，我覺得她其實是有點過於熱愛美化事物的人。例如說，因為體驗過深刻的悲傷，所以更想為生命帶來光。因為閱歷過也理解了世間的惡，所以更想去傳遞微小的善。我知道這樣很俗，可能我就是一個土砲。總之開始站上舞台至今，心裡想的大概都是這樣的事情，」她在網路上撰文理性分析自己。

和《報導者》的訪談中，她細數自己3張創作專輯，如實呈現了她人生的折返跑。返回原點後，反而能擁抱更大的群體。

在第一張專輯《海王星》中，她不安地前進，探索自己，不確定自己和世界的關係。甜美的嗓音，清純的外表，讓當時發行她專輯的獨立唱片公司小白兔，很快把她定位為文藝少女。

「可是我要怎麼被定義？那時候的我，其實不太知道怎麼和世界建立關係。我連專輯名稱，都煩惱很久耶，」她坦言，如同所有少女的煩惱，她不確定什麼才能完美代表自己。以海王星命名，是因為她覺得那階段的自己，就像外冷內熱的海王星，在離太陽最遠的軌道上，安靜運行。

她人生的第一場風暴，始自2016年1月3日，她在Facebook發文，向全世界公告，她喜歡老公楊大正的靈魂，卻無法喜歡他的身體，兩人已簽字離婚。蜂擁而入的言論，讓她急著躲開世界，封閉自己4個多月，天天編曲、沉澱心情。

「我是創作者，我必須很誠實呈現自己的狀態，我不能說謊，」她回想當初出櫃的心情，坦然解釋，音樂和演戲不同，台下的她，就是台上的歌手，創作必須誠實，作品才不會背叛自己。

「可是我很害怕。我的害怕，不是我承受不了攻擊，而是支持我的聲音，我承受不起。」她明白自己處在幸運的時代。她自己評估，反對、支持她性取向的聲量，在網路上是3：2。

找回真實自己後的第二張專輯《Pluto》（冥王星），讓人聽到，和世界碰撞後更有力量的鄭宜農。她全權主控專輯面貌，融入了許多 Trip Pop、Hip Hop、Jazz、電氣元素與R&B。她也主動選擇了合作對象，和女性創作者們結下情誼。

「從浴室裡飄出的歌聲，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聽的歌聲。很像草原上的風轉進了山谷，繞了一圈，又出了山谷。然後向上吹了一些，再自己散去。有一點點悲傷，可是沒有放棄的那種。」湯舒雯曾在自己Facebook貼文，這樣形容鄭宜農當時的心境與歌聲。

雙魚座的她，向內愈是挖掘，對外也愈能共感。

2014年318學運當晚，感受到時代氛圍的鄭宜農，輕輕撥著吉他弦，想起有一次和媽媽去墾丁的鐘乳石洞，走到中間一段漆黑一片，只有遠遠一個光點，少女鄭宜農感到害怕。媽媽牽起她的手，朝著光點走去。一想起這個畫面，她哼著：

我們的雙手緊握。在黑暗中，我不會把你放開 小心翼翼的走著。再過不久，一定就能看見光 相信我吧！雖然我跟你一樣害怕 但我們可以一起尋找答案 相信我吧！就像我相信你一樣

這首《光》，鄭宜農半小時就完成。她沒料到，這首歌竟然能帶給人巨大的溫柔，幾乎成為自由之愛的代言歌曲。在總統府音樂會聽現場的聽眾，形容「感動到雞皮疙瘩掉滿地」。

而這份共感的能量，到了《給天王星》更加擴大。鄭宜農開始有意識關注各種群體。例如《591》，以穩定的節奏，唱出年輕租屋族卑微恬靜地構築存在感。

「我覺得到現在，我對自己的關注差不多停止了。接下來我想關注我身邊的人、這個國家的人、這個世界的人，」她說。

一場折返跑後，鄭宜農蘊藉出更大的能量去擁抱社會。

現在的她，雖然還貼著鄭文堂女兒、楊大正前妻的標籤，但這些標籤早已無法定義她。拿捏好了自己與他人之間的距離，她當誰都不勉強，也不勉強任何人。就像宇宙裡的星星，每一顆星星都註定孤獨，每一顆星星也都屬於同一個宇宙。她和父親的親密競爭，也告一段落。

一張餐桌、四張椅子，鄭宜農帶著自己的伴侶與父母一起吃飯。

談天說地時，鄭文堂聊到如果自己得了失智症，鄭宜農要怎麼面對？死亡彷彿一個親切的家人，倚在冰箱旁和大家聊天。鄭宜農聽著聽著，忽然崩潰大哭，哭了半個多小時。她回去後，深深感覺時光是賊， 終將偷走一切。她把遺憾與對父母的愛寫進歌曲《賊》。鄭文堂一聽，這一回，反倒是自己大哭不已。父親的眼淚和自己的脆弱，一起從旋律中滲出：

曾經以為 我要的只是璀璨的一瞬 無堅不摧 多麼美 太自以為 此刻我看著你臉上的紋 害怕著命運這個賊

一開始，她住在關係裡面，掙扎著想讓世界進來。現在，她俯瞰著自己的人生軌跡，不再困惑於孤獨與愛的辯證，自己就是擴張中的宇宙。鄭宜農唱出一個世代對一個多元社會的想像，有千千萬萬個我，就有千千萬萬個不會耗竭的身分認同，就像千千萬萬個星星，在黑夜裡互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