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爽的午後，三三兩兩的女性外籍人士，包著穆斯林頭巾，推著坐在輪椅上的長者到公園裡，聚在一起討論生活點滴，抒解思鄉之情。

「我們支持總統這項政策的精神，但要真的全部禁止，應該很困難。」印尼NGO「移工照護」（Migrant Care）的創辦人阿妮絲（Anis Hidayah）受訪時表示自己對政策的看法。就在針對中東的禁令頒布後，其實仍有不少印尼看護繼續非法前往相關國家，因為如果不出國，家鄉賺的錢不足以維持家庭生計。

「但又能怎麼辦呢？為了生活，她們還是要出去啊。而且政府說會有新工作機會配套措施，都還沒看到啊。」阿妮絲苦笑著補充：「這些移工在國外工作的狀況都很差，很多國家的狀況甚至有如奴隸。除了中東國家之外，台灣也一樣。在外南夢那裡就有不少受虐死亡的案例，你應該去看看。」

外南夢縣（Banyuwangi Regency）是爪哇島東部的縣城，記者在今年春天來到外南夢縣。熱辣辣的太陽在頭頂上發威，水面上波光粼粼。一位漁夫肩上扛著漁具，下半身浸在水中，慢慢地往出海口走去。風中的濕氣摻雜著海味。

「你看！那邊就有一間專門辦理到台灣工作的仲介公司。」當地嚮導一邊說一邊逕自下車，往這個連接著台灣跟外南夢的樞紐走去。一進門，101大樓、中正紀念堂跟日月潭等台灣知名景點進入眼簾。不曉得的人，絕對會以為這裡是專門辦理到台灣旅遊的旅行社。

這個對台灣人來說完全陌生的外南夢縣，卻與台灣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外南夢縣屬於東爪哇省管轄，在這個縣級區域，總人口有約150萬人。外南夢與峇里島隔著短短海峽相望，但是與峇里島上滿滿遊客、商業化的光景完全不同，相對純樸。

外南夢縣的經濟以農業為主，但卻因為臨海，不時受到海嘯颱風的侵襲，使得這裡靠天吃飯的農民們，生活相對沒有保障。而外南夢是印尼幾個經由官方認定，可以申請出國打工的地區之一。也因為如此，多數家庭裡的男性務農，女性則是前往海外打工，維持家計。

其中在外南夢最東部的Tegaldlimo村落，雖然人口只有6萬多人，但曾經或是正在台灣工作的女性，就有8成以上。

問起女孩們，她們說，台灣這個非穆斯林國家，比起馬來西亞或中東等穆斯林國家，對她們更有吸引力。「因為錢比較多啊！」坐在丈夫旁邊，正在慢慢跟著網路上的指示，一一填妥資料，準備再度前往台灣工作的莉哈（Wardatus Sholiha）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我已經在台灣工作6年了，我還要再去。台灣人都對我很好，我很喜歡台灣。」

印尼是台灣外籍工作者主要來源 。根據勞動部在2017年2月底的統計，全台灣的外籍移工數量有62萬餘人，從事看護的人數則有24萬人以上，而印尼籍就佔了超過18萬人。

但像莉哈這樣對台灣有好感和情感，在外夢南，似乎不再是個共同的經驗。有更多例子，讓外夢南的女孩和女人，重新思索來台灣的意義。

「我們現在這個村落裡，近百位去過台灣的婦女，假日都會聚在一起，用中文聊天、一起分享在台灣遇到的事情。」身為外南夢台灣看護互助會的會長，美拉（Bunda Meila）一邊說一邊找出手機中的照片。「你看，這就是我們在這裡聚在一起編織的竹籃子，我們會將賣掉得到的錢，拿來幫助現在在台灣、或未來要前往台灣工作有需要的姐妹。」

因此，這些到過台灣工作的「前輩」知道同胞們在台灣工作的辛苦，希望在家鄉組織互助會，幫助需要幫助後輩姐妹。

「我現在過得很好，跟再婚的丈夫還有小孩子們一起簡單的生活，我很知足。若一切能重來，要我選擇是否到台灣工作。我的答案是『不要』。」曾到台灣擔任看護的蘇姬阿敏（Suqiayem）受訪時，年長的父母坐在一旁靜靜地聽著寶貝女兒的經歷，臉上僵硬的表情跟沈默的氛圍，讓他們的心情不言而喻。

蘇姬阿敏從2012年開始，在台灣工作超過3年。但只有剛開始在彰化的3個月是合法身份，後來的時間都是以非法移工在台灣各地找工作，完全沒有保障。

「我離開第一個工作的原因就是受到雇主的性騷擾，他曾經忽然從後面抱住我，甚至上下其手，我拒絕之後，每天壓力都很大。最後受不了，我就跑走了。」蘇姬阿敏逃走之後在台中、中壢、桃園等地都打過工。

根據勞動部2016年的統計，目前在台灣非法工作的移工總數超過5萬人，也就是說，每12位移工就會有1人是非法。

雖然每個人離開的理由都不同，其實有不少都是因為受不了惡劣的工作環境，求助無門只好逃跑。或是簽證到期，不想繳付高額的仲介費，只好以非法的身份在台灣打工。但也因為非法的身份，讓他們沒有生病或出意外的權利，甚至在非法仲介威脅下，暗地生存。

「那個仲介說要『驗貨』，在車上直接要求我跟他上床，不然就要載我到警察局舉報我。」蘇姬阿敏捲曲著上半身，雙臂放在腿上，可以看得出來她回想這不堪回憶的痛苦。「我當然拒絕了他，而他真的就載我到附近的警察局。我下車後馬上拔腿就跑，最後是附近的檳榔攤救了我，不但幫我躲他，還載我到台中火車站。」

蘇姬阿敏成功逃出非法仲介的魔掌之後，她又陸續在幾個工廠打工賺錢。最後她透過非法仲介在台北一個家庭中找到看護的機會。

命運捉弄人，原本以為可以安安穩穩工作的蘇姬阿敏，在這個以禮相待的老闆家中工作一年後，就意外因為食物中毒而入院。

因為身份為非法的關係，雇主不敢帶她到醫院看診。蘇姬阿敏只好自己躲在家裡，默默地期待安然度過病痛。但迎接她的，卻是如地獄的邊境。

「我在朋友家待了一段時間之後，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我朋友後來找上印尼的仲介，印尼仲介還特別飛到台灣，帶我到醫院裡看病。因為那時候沒有錢可以付給醫院，醫院對我的態度相當惡劣，甚至連食物也不提供。在醫院的時候，常常需要靠朋友帶食物給我，我才有東西可以吃。」蘇姬阿敏最後說：「我總共在醫院躺了4個月，最後一個月我甚至陷入昏迷，完全不省人事。」

旁邊忙翻譯的NGO「移工照護」員工羅欽瑪廷（Unt Rochimatin）補充說明，表示這起事件後來也引起印尼政界的注意。當時蘇姬阿敏沒有錢付給台灣醫院，但也不敢貿然出院。幸好透過印尼仲介跟外南夢台灣互助會的力量，由代表外南夢的國會議員妮哈雅圖（Nihayatul Wafiroh）出面，成功讓蘇姬阿敏回到印尼，進入外南夢的公立醫院。

最後，蘇姬阿敏在外南夢的醫院經過26天的治療之後，雖然仍不能行走，但狀況漸漸好轉。蘇姬阿敏在今年受訪時，言談舉止正常，已經恢復到可以像一般人一樣的生活作息。

但並不是每位逃跑的看護都可以像蘇姬阿敏一樣，在經歷這些遭遇後，還能幸運撿回一命。有一些人的生命，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摧殘後，消逝在這場惡夢之中。

「我們只是想知道，女兒在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回來之後就死了？」前印尼在台看護黛西（Desy Ika Safitri ）的父親蘇平蘭（Supilan）眼眶中泛著淚光，一字一句慢慢地說出自己心中卑微的期望。而在一旁的母親蘇伊亞（Suiyah）已經用手捂著臉，眼淚潰堤。

根據黛西父母受訪時表示，黛西在22歲的時候開始到台灣工作，在今年初過世時，她前前後後總共在台灣工作了超過5年。黛西的父親手中拿著女兒生前的照片，透過翻譯慢慢地將他們所知道的經過吐露出來。

黛西的父親指出，黛西在3年的合法工作簽證結束後，因為想要繼續賺錢，不想出境、不願再付給掮客大筆佣金，所以非法滯留台灣在手機殼工廠工作了2年。但在一次車禍事件中，黛西陷入昏迷，進入新北市的醫院。

家人因為沒有錢買到台灣的機票，心急如焚，得到的資訊相當片段。再加上黛西非法滯留的身份，在台灣完全沒有可以幫忙她的人，只有幾位熱心的印尼同胞跟黛西的家人保持聯絡。

黛西在台灣醫院待了3個月的時間，最後透過外南夢的互助會還有印尼政府的幫忙，才將癱瘓的黛西送回家鄉。但不幸的是，黛西最後仍在回鄉2個月之後撒手人寰。

「我們無法判定黛西的死亡最主要的原因為何，因為她在台灣的醫院住了3個月。我們沒有詳細的相關病例。」黛西主治醫師、外南夢縣公立醫院醫師崔斯納（Tresna Risman Tara）接受專訪時指出：「在我們這間醫院裡，從2015年到現在，總共就接受過3個在台灣工作後癱瘓的病患，包括黛西在內的其中兩位過世了。」

蘇姬阿敏跟黛西的例子說明了印尼移工在台灣脆弱的一面，也反應出佐科威推動「零國際幫傭計畫」的原因。

事實上，印尼輸出移工已多年，早就看出台灣法制的不健全。

「你想想看，在一般的公司裡，全公司幾十幾百位員工，只有少數的人是管理層。但是如果你在雇主家裡工作的話，雇主的爸爸、媽媽、兒子、女兒全部都可以使喚你，這樣你的壓力不會大嗎？」印尼Binus大學，專門研究移工議題的教授教授卡蘭保（Charan Bal）受訪時指出：「除此之外，她們必須住在雇主家裡。這樣一天不就是24小時待命嗎？工資還這麼低，合理嗎？」

卡蘭保再補充說：「因為住在雇主的家中，才常有性騷擾或是超越僱傭關係的事情發生。雖然除了台灣之外，新加坡跟香港也都是這樣，但應該要向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看齊，給看護自己的宿舍，才會有健全的工作環境。」而印尼政府其實也了解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佐科威上台後，就提出相關的要求。

雖然台灣政府沒有答應印尼政府的要求，但是在2015年8月，台灣跟印尼、菲律賓、越南與泰國等政府達成協議，將凍漲了18年的家庭看護薪資從15,840元調漲至17,000元。而在2017年2月，印尼官方再度提出要求，希望台灣政府將薪資從17,000元調漲為19,000元。

從近年印尼官員接受採訪時透露的訊息可看出來，印尼政府並不是要停止看護工的輸出，而是希望改善同胞們在國外的待遇。尤其若印尼國內的經濟狀況沒有改變，要禁止國人到海外尋求生計，有如緣木求魚。

根據外媒報導統計，在2014年前往中東禁令未發布前，印尼移工從該區域匯回國內的金額總數是28億7千多萬元美金。而在2015年禁令發布後，金額飆升到35億2千萬美金。

由此可見，雖然海外許多國家的工作環境險惡，不論是廠工或看護，仍希望到國外工作賺錢，維持家庭生計。但看到黛西父母涔涔流下的淚水可以想像，若要他們再選一次，他們可能不會同意讓寶貝女兒，踏上這條不歸路。

不少以往對於出國工作懷有憧憬的印尼女性，在悲傷故事口耳相傳下，動搖了原本美好的台灣夢；加上佐科威的中東禁令以及在今年開始的「零國際幫傭計畫」上路後，她們出國的門檻也相對提升。

在這樣大環境的改變下，台灣若不正視這個狀況，改善外籍看護的勞動條件，原本以為只是印尼政府「狼來了」的虛張聲勢，也可能成真，並且重重影響台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