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結束，人們趕著回家時，正是我—天的開始，營業時間從午夜12點到早晨7點，人們稱之為深夜食堂。菜單只有這些，如果客人點其他的，我會盡量做，這是我的經營理念。你問我有沒有客人，人還真不少呢。」

以日劇《深夜食堂》開場口白，套在「120草原自治區grassroots」，對這個活動可以有個最粗淺的概念。

3個多月來，一群人以各式空間藝術為名，但在這片草原上實際生活著，他們多數沒有「名字」、只有「代號」，以「草民」自稱。

「藝術家的遊民」，是外人常給他們的稱號。但其實，他們不全是藝術家，從職業編舞家、熱愛跳舞的室內設計師、來認識外國人練英文的大學生、醫學院準醫生，到紅豆餅小販、日本料理餐廳主管都有。

這裡彷彿是現實與想像世界之間的「結界」，白日如空城、没入城巿裡就是各行各業的尋常百姓；夜幕低垂後，回到草原，點燃魔幻夜空，以另一個姿態在這個平行時空裡生活。

草原上的一切，從莊奕凡開始。

高雄中學畢業的莊奕凡，因為對人有興趣，大學選擇心理系，念了一年後，厭倦以理論為主的教育框架，決定從輔仁大學休學。因為想開咖啡店和人交流，開始學習泡咖啡，每次一泡就2公升，自己喝不完，乾脆搬個箱子到街道上泡給陌生人喝。

「一杯咖啡，一個故事」計畫進行2年多，聽了至少上千人的故事後，莊奕凡對於這樣軟性的活動感到疲倦跟局限。他和一群喝咖啡認識的朋友們，在2016年10月辦完「白晝之夜─拜火遊行」後，漸漸形成「野青眾」團隊，從2017年發起連續2年的跨年活動「百野遶境」、忠孝橋和永福橋下的「野趴」和「HUMAN ZOO人類動物園」、白晝之夜的「與神同遊」，到今年的「草原計畫」。

莊奕凡說，「一杯咖啡，一個故事」重視的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可能，但過於良善的特性讓它無法去談像「裸體除罪化」這樣的議題；而「野青眾」則是強調「把人們對於社會的觀察變成實際行動」。

「原本（草原）計畫說要做藝術聚落啦，那時候有認真想要有排練場、共同工作空間、適合人居住的屋子，原本是要更完整的聚落，」莊奕凡說。後來因為補助款尚未核發，加上他還背負之前辦活動積欠的數十萬債務，在沒錢買建材的狀況下，只好跟著草民「底鍋」租了台小貨車，在台北各處撿拾木材等廢料。不過，光是運費也花了至少7、8萬元。

也因此，草原計畫跳脫一般的「由主辦單位出錢出力，主導規劃、建設、管理」的既有模式，走上少見的「各自發起計畫、搭建住所、自主管理」新興路線。

草民2號，應該就是和莊奕凡到台北各處撿拾木材廢料的「底鍋」。

底鍋，一個高瘦的男生，蓄鬍蓄長髮，有點暴牙，衣衫不整時看起來就像是個流浪漢。他出生白領家庭、全家都是台灣大學畢業生，爸爸電機系畢業後從商，媽媽在大學任教外文系，姊姊則還在德國攻讀經濟博士學位。

國中開始組舞團跳舞的底鍋，曾是台大熱舞社社長，卻有社交障礙，台大土木系畢業後轉行當室內設計師，不僅職場不順遂，感情也受創，人生跌入谷底後辭去工作，直到參與野青眾的「人類動物園」和草原計畫後，才從低潮中找到些人生的意義。

去年以「一支舞，一個故事」行動環島3個月後，底鍋來到草原，先開車在台北到處蒐集被棄置的課桌椅、抽屜等廢料後，花了一個月時間，自己一木一磚，蓋起有煙囪、磚窯可生火，有天窗可以灑下陽光，天花板甚至還有隔熱層的小木屋，在草原「成家」。

「過年時，有連續3個星期，我的戶頭裡只剩下150塊，最後竟然可以不花一毛錢活了下來，」他的語氣充滿感激。他餓時常到處「覓食」，但在草原上生活時，有時一早起來，桌上就擺著一碗乾麵，「也不知道是誰給的，」底鍋說。

於是，底鍋也將自己的小木屋，對所有人開放：「大家給我幫助，我覺得我只是動手的人，這間小屋其實是大家一起蓋的。」這間當初沒有計畫圖、也沒有一致結構的歪斜小屋，成為草原上最多人休息過的地方。分屍案爆發後，底鍋的小木屋也是工人拆除草原建築時，最難拆的一間屋子。

40歲的達叔，在一群以年輕人為主的草原上滿容易辨識出來。達叔是從「過路客」變「住民」。

在高級日本料理餐廳工作的達叔，是資深主管，內場、外場都得顧，每天都是餐廳打烊後最後一個離開的人。家在西門町的他，每天搭捷運上班，卻喜歡用兩條腿從信義區走一個多小時回家，下班沿路遇到便利商店就進去買瓶啤酒：「我喜歡走路，坐在華山的草地上喝酒，想一下一天的事情。」

3月中某天的下班途中，達叔發現華山草原突然多了一頂帳篷，過了幾天後又長出一張破沙發。忍不住好奇心，走進帳篷認識了這群草民們後，本來就喜歡登山露營的他，就在這邊搭起了自己的帳篷。此後，達叔就在草原上「安頓」下來，一待就是一整晚，隔天一早才回家，洗洗澡再去餐廳上工。

草民們口中的「紅豆餅」，白天的工作就是在光華商場附近賣紅豆餅。「紅豆餅」今年才27歲，已是兩個孩子的爸爸，兒子今年上小一，女兒才兩歲半，老婆是家庭主婦，一家四口的生計靠他一個人撐起。

「紅豆餅」的一天通常是從帶老大去學校上課後開啟，然後便在3坪不到的店面賣起紅豆餅，一天要工作12小時後才能收店。冬天旺季，平均一天可以賣上1,000個，夏天每天業績只剩下3、400個。

「紅豆餅」國中起就迷上養蛇和蜥蜴，全盛時期家裡有上百隻的蛇、蠍子、蜘蛛、鳥。現在他家最老的寵物，是一隻14歲的蜜袋鼯，「紅豆餅」驕傲地說，牠不但可能是全台灣最老的蜜袋鼯外，還是讓他認識另一半的媒人。「紅豆餅」的孩子和他一樣，從小就和蛇、蜥蜴、蠍子玩在一起，「我教他們尊重生命，就不會害怕，」他說。

在朋友介紹下來到草原的「紅豆餅」，3月底開始成為草民，從每次來2、3小時，到最後和達叔一樣待到隔天早上才回家；從一個人帶著寵物草原巨蜥來，到假日時帶著老婆、小孩一起來草原上玩耍。

「紅豆餅」以前會把沒賣完的紅豆餅送給左鄰右舍，但發現鄰居其實不缺這些餅後，改送給台北車站附近的遊民們吃。他理解到，同樣是吃東西，這些人的意義卻是不同：「他們（鄰居）吃東西都是興趣或是喜好，但遊民他們吃得很開心，是為了填飽肚子，是用生命去吃的。」

「草原好像不需要太多物質，但事實上世界就應該是這個樣子⋯⋯，草原教會我，我們生活中有太多浪費，」他說。草原上，不時都有人把自己用不到的東西，或是食物帶過來跟大家一起分享，「紅豆餅」也常帶著餅來，幫助許多草民繼續「生存」下來。

六雨，雖在大學主修雕塑，但專長卻是製作動物標本。他跟同班女友交往3年，兩人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小套房同居。女友習慣待在屋子裡，連吃飯也叫外賣，和喜歡往外跑的六雨剛好相反。六雨每個星期四學校的課一結束，就自己跑來草原住上4、5天，再回學校上課。

六雨來到草原，一看到市民大道這側的一棵大樹，就決定在這邊完成一件作品：搭建一棟樹屋，做成他心目中的人偶劇場，跟玩音樂的弟弟在這裡拍攝一支音樂錄影帶。

然後，六雨有了更「原始性」的實驗想法：「我在想有沒有辦法在這裡不花錢的生活⋯⋯有一度我甚至想把草變成食物，但無法。」吃草行不通後，六雨便開始「打獵」：「早上獵到鴿子，把肉煎來吃，骨頭吊起來晾乾，晚上就把骨頭拿去熬湯⋯⋯，廚房有很多東西，麵粉、地瓜啊，放一下，就變成一碗鴿子肉湯麵。」甚至也曾用吹箭方式打過非保育類的喜鵲、魚、黑冠麻鷺和松鼠來吃。

六雨認為自己是有原則的：「只要那天我有打獵，我就不買其他食物來吃。」甚至解釋，「去超市買一盤雞肉煮來吃，同樣也是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命。」這跟打獵的差別只在於「沒有看到那隻動物被殺死時的樣子而已」。

草民大多知道六雨打獵的事情，有人認同甚至跟著打獵，有人只是不反對，沒人出手制止。參加許多動物社團的「紅豆餅」說，只要不是獵食保育類動物，他並不反感，他曾養幾十條蛇，一個月就要餵食上千隻的老鼠。「是寵物就要好好對待牠，是食物就要好好讓牠犧牲，要尊重，不要玩弄生命」──這是「紅豆餅」的詮釋。

草民們都有家，為什麼他們不回家？

草原計畫結束後，已回到內湖與家人同住的底鍋，重新開始當起室內設計師。儘管，爸媽呼喚他回家已多時，之前他仍寧願流浪在外、住在草原上。他提到，當時已一年半都沒工作，回到家裡只會承受很多批判，「他們（家人）覺得我就是個流浪漢。」底鍋認為，在社會體制下，所有人都是被強大負能量壓著，是「草原有包容力，願意傾聽，所以人才會被吸引過來。」

「在這邊有歸屬感，」達叔說。平常生活中再怎麼奇怪的想法，在這裡都會有人很認真地跟你分享和討論。雖然老婆常氣他「有家怎麼不回來」，但唯有草原可以晚上還跟朋友吹笛子玩音樂，不然回到家只會被老婆碎碎念「你可以想想我要睡覺嗎？」

「這裡沒有標籤，大家都只是很單純地想認識你，沒人在意你的職業或收入，」「紅豆餅」說，這是他從小學、國中畢業後，人生第一次再度感受到這種單純的氛圍。備完隔天開店做生意用的奶油，拉下店面鐵門後，「紅豆餅」想了想，對草原下了個註解：「這邊（賣紅豆餅）是生存，那邊（草原）是生活。」

和女友在草原上搭帳蓬住了2個多月的戴致文，目的和其他草民又不同。去年從台大戲劇系畢業、即將到出國攻讀影像藝術的戴致文，白天去圖書館、上法文課、游泳，晚上回到草原的帳篷和外國朋友喝酒聊天，順便練練英文。他的看法是，台北缺少像草原這樣一個空間，除了可以不花任何一毛錢地居住、娛樂、學習知識、看到各種可以不考慮任何票房的自然表演外，最可貴的是和人的交流，「知識跟玩樂可以取代，不能取代的只是感受，人給你的感受最難取代。」

但無論是生活實驗還是藝術課程，在分屍案後煙消雲散。「有點像是在拍電影，還沒完成就被卡了，根本不知道結局是什麼，」原本打算在草原上進行重視人際交流「餐桌計畫」的阿慢說。

分屍案後，許多民眾第一次看到「華山草原」的新聞就是性侵分屍案，草民們也連帶被貼標籤和污名化，「邪教」、「治安死角」、「失序變調」等負面詞彙跟草原計畫幾乎劃上等號，至今仍有些臉書被肉搜的草民還會收到一些不知名的辱罵訊息。

達叔就說，有次他和莊奕凡去超市買了排骨回到草原煮湯招待朋友，拍了一張照片，後來那張照片竟被網友說成是在吃「狗肉鍋」；更有認真的網友，去翻達叔8年前一篇因為失眠而發只有文字的貼文：「我神遊去」，然後留下一句回應「你就是喜歡吸毒」。

一個無辜的女孩遭殺害了，「紅豆餅」知道這類（被貼標籤）的事情一定會發生，但他還是有點氣憤也不解，草原上的人大部分都是好人，「為什麼不讓好人好好生活？」

分屍案爆發後，草原上不時會有草民用各自的方式替死者祈福。草原清空後，阿慢、「紅豆餅」在內的20幾名草民一起到了河濱，大家輪流訴說對於這起案件的感受，「有害怕、有難過、有不知所措、有震驚、有疑問、有憤怒，」阿慢說。在大家的眼淚噴發後，最後，大家手勾手替失去生命的女孩哀悼。

許多草民心中不停想著，「這種事情怎麼可能會發生？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邊？」、「我們做的是錯的事情嗎？」、「女孩的死跟我有關嗎？」和嫌犯草山巖（陳伯謙）熟識的草民，衝擊更是雙重，得要面對「我的朋友是殺人嫌犯」的掙扎。

阿慢說，媒體只會報導案情跟貼標籤，但「除了草原朋友外，從來沒人問說『你們（草民）過得還好嗎？』」她覺得，所有關於草原計畫的評論幾乎都是為了批判而批判，「難道媒體跟鄉民一定要等到有人因此發生事件，才要檢討說報導是傷害人不是幫助人嗎？」

草民們說，殺害女孩的草山巖雖然很早就進駐草原，蓋起自己的木屋「野居草堂」，但鮮少跟其他草民互動。和他熟識的人極少，本來就喜歡打獵的六雨是少數中的一個。

看到凶案報導時，六雨一開始認為是記者亂寫，因為新聞上描寫的陳伯謙跟他印象中那位草山巖實在差太多，「我很想要跟每一個在網路罵他的人，解釋他不是這樣的人。」

直到同樣跟草山巖熟識，也在草原上靠打獵維生的朋友傳來訊息：「如果認識他（草山巖）夠深，知道他如果殺人，滅證手法就是這樣子。」加上，隨著相關案情逐漸被揭露，六雨才開始能把新聞上的人跟他記憶中的人分開，「有人到草堂獻花時，我才意識到受害者是女生，不是草山巖。」

野青眾原本要在合約到期時，舉行最後一場活動「草草了事」。沒想到，在合約到期前一個星期，草原就被全數清空。在合約到期日6月30日的這天晚上，草民們重回已空無一物的草地，和同伴們傾訴案發後自己的心路歷程。

那一夜，是草原的結束，卻是另一個開始。「只要有心，哪裡都可以是草原，」「紅豆餅」說。他們決心再繼續走下去。

原本，野青眾打算在「草原計畫」合約到期、場地清空還給都更處後，不惜違約也要繼續佔領草原。

「我一開始直覺告訴我，應該要佔領。草原佔領後的調性跟能量都會不同，我想看看會長出什麼，」莊奕凡說，台北很少有這樣給年輕人發揮創意的空間，佔領會具有正當性，就是要訴求需要這樣的公共空間。

兇案發生後，沒人敢再提「佔領」的念頭。

「唯一的限制，就是沒有限制」這是莊奕凡發起「草原計畫」最初唯一的核心。但兇案後，他進一步解釋，草原計畫雖主張自由，但不是要做烏托邦，從來沒有要與跟體制切割，「我其實不討厭合法，不是地下走到底，但我邏輯是模糊邊緣，在一個合法範疇裡面做不合法的事情、政治不正確的事情。」野青眾所有的行動都只有一個目的：「製造跟現有體制的討論空間」。

華山大草原的開放性，雖先期望可以容納不同人和不同想法，碰撞出無限的可能性，但沒料到，「悲劇」也在眾多的「可能性」之中，讓莊奕凡學到教訓，他接著想做的是「（參與）資訊不公開，但空間公開」的「城市的微型遊牧聚落」，試圖降低大量不特定人士的參與程度。

「草原上有很多『小點』，我下一步想找空間容納這些不同的小點，並讓小點開始移動，有點像是遊牧聚落，」莊奕凡說。「草原得繼續發生，不能因此解散，或許大家（草民們）在外界攻擊下，會想說我們根本就做錯了⋯⋯但『希望城市可以更好』，這件事情是善意的，沒有人可以質疑，」這是莊奕凡堅持的原因。

當台北其他私人或公共空間仍存著一定的使用門檻跟成本（如經濟條件、行政成本和諸多限制），自然會篩選掉一些沒有足夠經濟、社會資本的人使用，使得都市呈現出來的藝術或生活，會自然地形成主流的框架，這樣的框架就會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而一切幾乎毫無限制的草原，讓這些原本潛藏的可能性都浮現出來。

很多人不知道，僅僅相隔50公尺，已發展成台北文創園區品牌的「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20年前，也是充滿野性的「華山草原」。

華山文創園區的前身台北酒廠在1987年因故關閉，閒置近10年後，一群藝術家闖進去表演舞台劇，曾遭警察以竊佔國土罪逮捕。不久，又有學者和藝術家向管理單位申請舉辦「火鼓祭」，上百人圍著火和鼓聲狂歡跳舞，也被當時的台北市議員王世堅等人直指是「裸露上半身、隨處可見大麻菸蒂」的「搖頭天堂」 。

如今，華山文創園區「進化」成高度商業化的空間，是否就代表了城巿的「進步」？

莊奕凡說：「台灣對於藝術的想像很框架，像是華山文創園區，我覺得那不是藝術，但也無需批判是不是，因為它就是存在。」「紅豆餅」更直言：「那（文創園區）不是文創、是商創。」

台大城鄉所教授王志弘表示，草原計畫和華山文創園區的保留運動相差十幾年，兩者卻有共同點可對照，同樣由藝術家主導並以需要展演空間為名而使用閒置公共空間，「新一代的藝術家找尋其他可能性，像野青眾這樣挪用更多本土元素，想跟生活本身結合，這滿有趣的。」

草原計畫在有合法申請的情況下，即便被居民檢舉環境髒亂、噪音等問題，但都更處並沒有選擇提前解約或清除，王志弘認為，「這代表官方對於這樣的藝術或是生活方式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容忍。」

直到發生殺人案，踩到社會底線之前。

有人認為，如果草原計畫能對於來居住的草民進行一定程度的成員計畫審核，或許，殺人嫌犯就會被排除。對此，莊奕凡說，「我的中心理念是，公共空間就是讓大家使用，我只是需要知道（誰來參與？要做什麼？），不是要審核。」戴致文則直言，審核辦法或許能降低危險，但無法保證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悲劇，「若有管理，我就不會想來住了，真的要審核的話，可能我就會被排除了。」

有草民點出，若真的出現所謂審核機制，排除到最後，這片草原上最後能留下的人，可能會是殺人嫌犯陳伯謙所屬、對外宣稱要「宣揚傳統文化」、模組化的、漂亮的、具教育意義的、可以闔家參觀的「野居草堂」木屋。

以空間角度來看，草原像是社會一面鏡子，社會有什麼需求，這個地方就會出現什麼。有電音趴的需求，就會有鐵道電音趴；有裸體的需求，就會出現裸體；有獵食的需求，就會出現打獵。

外人眼裡，華山草原計畫如《深夜食堂》草原版，提供草民一個逃避白天生存壓力的深夜都市角落，彼此脫下標籤和束縛，相互交流並讓身體和心靈能得到喘息。但因為草原經歷而走出人生低潮的底鍋並不認同，他認為，「沒有任何一個這樣的群體跟空間可以療癒任何一個人。」

底鍋說，他看到有些草民確實變好了，但有些人仍然陷入痛苦中，草原能做的只有協助讓人意識到自我，但從意識到體驗到頓悟仍是遙遠的距離，「我覺得我變好，是因為我努力面對我自己。」

「為什麼有明明有家卻不回家，反而選擇去草原生活？」

具社會學背景的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系副教授莊佳穎指出，台灣人總以為自己很「多元包容」，但其實那種「多元包容」是靠「秩序」和「潔淨」等概念建構起來的，一旦有人超出了那樣的範圍，就會引發社會的不理解跟懷疑。「或許得先做到草原上那些人所說的尊重跟包容，整個台灣社會才有不同的發展可能性，」莊佳穎說。

「如果能在框架下保有這可能性，當然是好的，但官方畢竟作為政府，還是有維持最基本秩序、人身安全的準則，」王志弘認為，或許在案件發生後，官方對於公共空間治理的態度會暫趨保守，但台灣作為相對其他東亞國家更為開放的國家，「容留一點表現的可能性，還是進步城市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