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尊重在地意見！給我生態大公園！」日前，在信義區六張犁陸保廠A、B基地興建709戶公共住宅的說明會上，反對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公宅政策的景勤里居民這麼高喊著。這些憤怒，常見於近年各場公共住宅說明會上，社區居民反對官員規劃的建設提案，認為那會奪去他們珍惜的生活方式。這樣類似的對立場景，在1950年代中期的紐約也曾發生。

那時候，主導紐約都市規劃的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規劃了一條四線道快速道路穿過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又試圖將西村（West Village）視為貧民窟，拆除重建高樓，最後更提出連結荷蘭隧道與威廉斯堡橋的「東西向快速道路」（Lower Manhattan Expressway）計畫。面對強勢的摩西，身為記者的珍・雅各（Jane Jacobs）一邊寫文章，一邊與社區居民組織、辦活動、調查、示威、遊說與參加公聽會，努力擋下這些開發計畫。近日將在「2017 CNEX主題紀錄片影展」播放的紀錄片《紐約大國民：珍．雅各》（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紀錄的就是這段歷史。

在這部片子裡，為市井代言的珍・雅各與規劃官僚的羅伯特・摩西，兩人之間的對立是如此清楚──雅各擁有溫暖人性，摩西則冷酷無情。

雅各著迷於老舊社區的日常生活，她將每個小時都發生不同活動的街道互動，稱為「人行道芭蕾」（sidewalk ballet）。 座落在人行道旁的小店鋪，無形中保障了社區裡行人的安全，小型街廓則讓人們可以不斷發掘新的移動路線與樂趣，而新舊建築的混合使用，則展現了都市生活迷人豐富的一面。摩西熱衷於現代主義的規劃方式，跟珍・雅各那麼不井然有序的社區想像不同，他偏好以空曠公園圍繞高層建築，用高架道路解決塞車問題，讓有序取代雜亂無章。

雅各與同時期的環保運動者、女權運動者相互學習、彼此支援，甚至一同入監。摩西則與財團互通聲息，權力、利益糾纏不清，還稱反對者不過是一群婆婆媽媽的烏合之眾。最後而且最重要的：雅各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而摩西則與那些崩壞的貧民住宅一同成為灰燼。

有趣的是，雖然在這部片中雅各跟摩西的對比明顯（甚至刻意忽略摩西在紐約基礎設施建設上的貢獻），但當代著名的都市社會學者雪倫・朱津（Sharon Zukin）卻認為，他們各自追求的文化價值，其差異並不如一般假設的那麼大，為什麼呢？朱津在《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這本以紐約為研究個案的著作裡，紀錄了近年紐約街區消費空間與都市文化的改變，書中指出這座城市的發展，一方面保留了雅各所熱愛的多樣性都市生活，另一方面卻也無情地在「縉紳化」（gentrification）過程中，排除了那些不合時宜的窮人、移民、少數族裔。

朱津在書中寫到：「雖然雅各不屈不撓努力保存其心目中理想的城中村願景，摩西也一樣全力以赴設法以公司城理念（corporate city）取而代之，他們的理念卻結合創造了今日我們視為純正的混種城市：同時有新潮地區與豪華住宅、移民食品攤販和大型量販店、社區農園及縉紳化。」城市新舊交雜，有機地結合成長，但在此同時，朱津也指出這可能帶來弭平都市多樣性的危機：「雖然這個城市同時重視起源和新開端，它卻並未善盡保護居民、勞工和商店（小規模）、窮困者及中產階級（權利的責任）。」這裡提到的責任，就是整個城市的居民，應該一起對抗房價飆漲的市場力量。

對抗飆漲的房價，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雅各所熱愛的格林威治村為例，雖然在她與官僚對抗中，揭櫫了社區生活對都市發展的重要性，但當投資資本在1980年代因全球化和金融鬆綁湧入時，雅各所喜愛的西村褐岩住宅和蘇活區的時尚倉庫，立刻成為媒體顯貴的囊中物，雅各舊家一帶的族裔社區肉品市場，更逐漸改建成為外觀時尚的居住地段，而東村的藝術家也被迫搬到房價更為便宜的區域。

諷刺的是，雅各推崇的鄰里特色，竟也成為房地產業者墊高房價的操作工具。比方說，走在某個老城區，偶然看到一間整理的頗有味道的小屋，在裡面看一場插畫展或聽一場演講，離開時才發現門口貼著建商的小廣告──原來這是建商在都更前所進行的專案，動工後就會拆除。又譬如在Facebook的時間軸上讀到某篇介紹文化保存重要性的文章，覺得大受激勵，立刻分享給一起奮鬥的夥伴，才發現文章出處是建商經營的粉絲專頁，意在以街區文化作為新建案的行銷特色。「街道文化」、「鄰里關係」，這些當年雅各用以對抗現代主義規劃官僚的語言，此刻卻被房地產商人挪用成為行銷語彙。

迷人的街道生活、巷弄美學，這些新都市中產階級的消費品味，建商一點都不陌生。當各種形式的商業文化都在建構一種新式街道生活，以回應新都市群體的消費習慣與品味政治時，甚至，當街道生活成為一種結合民間投資人、政府、媒體和消費者品味力量的論述時，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樣的情況？

尷尬的是，這個城市看起來高舉街道生活的重要性，市府官員甚至會說，「巷弄美學」就是這城市的迷人底蘊，但是當某些人組織起來，試圖反對某場都市更新、保護某個文化資產時，卻又會被其他人以「財產權」來質疑其立場：「你住在這裡嗎？這是你的房子嗎？你能代表我們社區居民嗎？」然而，在人口全球快速流動的時代裡，以「財產權」來界定社區與「發言權」，只會使街道生活公共性的討論與想像變得過於狹隘，把社區營造窄化為社區美化、社區綠化、社區照顧等形式功能，而非走向更加開放與多元的街區文化。

陳在文中把社區組織分成「以地緣為內聚力的社區組織」和「因社會議題而形成的行動社群」，認為後者藉著重新詮釋街道生活經驗，強調街道仍舊活著，因此才能得到社區居民的積極回應。陳的分析，指出了社區不是被行政疆界所界定、不是因為地緣被預設，而是因為議題與隨著事件開展被捲入的每一個人。

因此，當以「財產權」作為質疑的說法，最終只是強化官僚、建商、產權擁有者的權力，卻削弱了外來租屋者、移居者與聲援者的力量。曾任職於「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張維修（現職綠色和平組織）就曾悲哀地指出：「都市更新體制有如圍城，每個劃定的更新地區猶如一座一座被圍困的城堡，裡面進行著土地所有權的清洗整理工作，城內有產權者的意見不同，沒有產權只有離開，或者必須壓榨自己才能勉強留下來。」

但請記得從紀錄片的亢奮中抽離出來，冷靜地思考朱津在《裸城》一書結論所說的這句話：「我們需要的是，由下而上為此（對抗市場）建立起政治意志，並且在包括許多中產階級內的廣泛選民公眾中，建立起這種抵抗，但要這麼做，可能需要一種修辭，將落地生根的社會目標和穩定租金的經濟目標，聯繫上純正性的文化力量。」這裡提及的修辭，若以本文開頭提及的公共住宅為例，除了政府單位（都市發展局）應提供相對優惠的租金，讓年輕人、弱勢者在城市有個落腳與發展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也應該由下而上，一起建立社區文化的多樣性與公共性。

因為，就在此刻，正有無數個來自其他地方的年輕人，投入不同議題的社造運動裡，他們有的關心居住正義、有的關心文資保存、有的關心無家者權益、有的關心反迫遷運動。這些可愛的年輕人在這個不可愛的城市裡，做著一點都不討喜但重要的工作，左要面對居民的冷嘲熱諷，右要應付現實的經濟壓力。他們在這城市並無落腳之處，卻為了這城市的多樣性而努力著。

如果，這個城市的市民真的認為街道生活是重要的、都市多樣性是迷人的，開放與合作是我們得以繼續前進的新起點，那麼，我們就有義務和責任，設計更完善的制度、打造更友善的居住環境、迎來更開放的公共論述，讓許多想留在這城市中繼續努力的人，得以落腳，開始他們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