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1年卸任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後，徐仁修幾乎就從台灣公眾舞台上消失。他40多本著作裡，只有3、4本是在這時間後出版，而過去曾有年達200場演講紀錄，現在也只有在荒野協會內訓或學校中零星見到。

看似消失，但其實過去10年，徐仁修腳步未曾停歇，在中國、馬來西亞、尼加拉瓜等國家，不斷散播荒野理念，促使當地也有像台灣荒野保護協會一樣的自然教育組織。 

「他是走在第一線去佈道的人。」馬來西亞的咖啡達人鄭揚耀，原本只是在2000年擔任徐仁修的導遊，沒想到卻被徐仁修感動說服，最後成了砂勞越荒野協會第一屆會長，如同牙醫師李偉文當初也是聽了徐仁修演講，結果有了台灣荒野保護協會一樣。

身為知名生態攝影家、台灣環保運動先驅者，徐仁修的地位不在搶救多少森林，保護多少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反而是他影響別人去做關鍵事的能力。舉凡談起荒野時孺慕摯愛的熱情，在大自然裡得到心靈喜悅的滿足，「台灣沒有第二個能像他講的這麼有魅力，有煽動性。」李偉文說。 

馬來西亞荒野保護協會第一任會長蘇添益，是在一次演講中認識徐仁修。「我原本是經營企業的，從經營企業走入大自然，然後再走進人文關懷，這都是認識老師之後才發生。」他提到，第一次受到徐仁修感動，是因為透過徐仁修的照片跟解說，才知道馬來西亞的熱帶雨林這麼美，「沒有一個馬來西亞人比這位台灣人更認識我們自己的雨林，身為馬來西亞人，我覺得很丟臉。」就這樣，另一位被徐仁修「感召」的人，義無反顧投入自然生態觀察教育，成為馬來西亞很有生命力的荒野種子。 

英特爾前業務主管王財貴既是徐仁修多年老友，也長期贊助荒野協會。他說，在商場多年，看到會做事的人不少，但具有改變別人生命力量的人就不多了。徐仁修如何成為台灣自然生態教育圈的「精神領袖」？ 或許可以從他在中國所做的事情找到蛛絲馬跡。 

早在2000年，在中國還是環保沙漠時，徐仁修就已在此播種。當年，中國環保作家唐錫陽請徐仁修到新疆參與「大學生綠色營」，與一群來自各地大學生一同考察探險。那次綠色營培養了幾位後來從事環保運動的能手，2005年揭露中國廣東貴嶼電子廢棄物汙染的賴芸就是其中一員。 

賴芸回憶，那次綠色營一路上從荒原、戈壁、湖泊，走到草原、森林、雪山、沙漠，「海拔0米到海拔4,000多米，從低溫零下10幾度到最高溫度60多度，」自然生態的豐富多變令人震撼，難以形容。「參與綠色營、跟徐老師等前輩一起學習的經驗，改變了我的一生。」 

新疆行之後，綠色營開始遇到瓶頸，原本以被破壞的生態區域為目標，進行調查報告集結出書，卻激不起各界搶救響應的火花。徐仁修說：「他們那時候爭論很兇，說是要繼續走調查考察，還是走自然教育。」2006年，綠色營成立10周年時，唐錫陽再度邀請徐仁修演講，也讓綠色營確定轉型走向徐仁修的「自然生態觀察體驗」，訓練自然解說員為重心。從2007年的長白山到去年福建的君子峰營隊，徐仁修連續9年成為綠色營固定講師，每年都從台灣帶隊進行解說員培訓。 

目前，中國各地自然教育的第一線支柱，幾乎都從綠色營開枝散葉，也算是徐仁修的「徒子徒孫」。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為宗旨的北大崇左生物多樣性研究基地副主任秦大公說：「七八百位自然教育的工作者，有三分之二都是徐仁修的學生。」

曾參與綠色營培訓工作的彭永松說：「我們去綠色營當講師都是志工，沒有拿費用。機票錢都是老師想辦法。」沒有演講費，還要張羅講師群的機票，過去10年，徐仁修就靠企業家朋友們贊助撐過來。彭永松強調：「看他那種精神跟毅力，我還比他小10歲哩，當然要挺。」

為什麼願意自掏腰包去中國？徐仁修說：「他們也很窮，綠色營找的經費去補貼大學生就差不多了。這也不是什麼犧牲啦，我也得到很多。」能講話又能拍照，就是最大的享受。「30個人當中，只要有一個像賴芸一樣，就值得了！」對他來說，播下一顆荒野種子是比報酬更重要，更有成就感的事。

近兩年徐仁修在中國炙手可熱。前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選了他10本著作（在台灣都已絕版）套書出版，其中《動物記事》獲選2014年度中國「大眾喜愛的50本書」之一。「我們也很驚訝，這是網路票選的，徐老師根本沒去宣傳居然可以獲選。」徐仁修邀請的綠色營中國講師群之一林國香說。 

2015年11月上旬，感冒未癒的徐仁修來到氣溫攝氏5度的北京，他從這裡一路往南，到杭州、香港、最後落腳深圳再飛回台灣，短短16天行程就安排9場演講。儘管邀約主辦方北大出版社不斷幫他推辭行程，但抵不過各方人情攻勢，行程之中又額外加了清華大學跟北大附中兩場。 

北大附中校長張繼達，近年來致力推廣自然教育，將學生帶到秦嶺、廣西自然保護區進行夏季考察。他說：「作為一個自然愛好者，我仰慕徐老師已經非常久了，聽到他來北京，無論如何也要把他請過來一趟。」演講空檔間，一路上都有人追著徐仁修希望講上兩句話，大膽一點的甚至追到旅館，只為繼續聽他信手拈來的各地冒險故事。

20年前的台灣與現在的中國、馬來西亞，正處在同一個軌跡上，徐仁修同樣扮演在曠野開路的先鋒角色，阿里巴巴公益委員琉璃說，「徐仁修的理念，恰是今日中國所需要的。」 

在第一線擔任自然教育布道者，徐仁修的「扮相」可不是聲嘶力竭控訴破壞的抗爭者，而是以傳遞自然之美的攝影家、作家的感性亮相。雖然，台灣第一篇生態浩劫的評論文章出自於他，發表於1974年《中央日報》副刊的〈失去的地平線〉，用他親眼所見控訴森林被濫墾濫伐的崩毀，但他卻沒有繼續走上控訴之路。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吳明益在《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作家論》中寫到：「與環境議題報導者從報導生態環境的破敗著手不同，徐仁修後來走上的卻是一條以『美』的表述（特別是攝影），喚醒讀者對大地注意的道路。」徐仁修的鏡頭不對著心驚砍伐的現場，反而是大自然裡美麗和諧的照片。 

李偉文認為，徐仁修給荒野協會最大的資產，就是他一開始提出很重要的概念──與大自然做朋友，快快樂樂享受大自然。「現在聽起來好像理所當然，可是在20年前，環保抗爭年代，用美跟良善，而不是悲情，這是很不容易的。」李偉文說，當時他們壓力也很大，「環境問題這麼多，但你們還在那裡看花花草草！」是外界對荒野最常見的批評。 

事後證明，溫和路線確實容易吸引上班族、中產階級加入，志工人數迅速增加，目前荒野已有1萬8千名會員，是台灣僅次於主婦聯盟的綠色環保組織，而且也是台灣各種濕地、棲地保護的重要推手。

「大自然這麼豐富，這麼美，為什麼要去看醜陋的東西？」小時候家住新竹芎林鄉下的徐仁修，不愛上學寫功課，卻很喜歡在田間跟水牛、昆蟲玩。小六，他看到迪士尼出品的《沙漠奇觀》紀錄片，發現自己生活周遭也有類似蛇吃青蛙，蛇吃蛇的故事，就萌生將來也要拍一部這麼有生命力的紀錄片想法。 

「我在尼加拉瓜雨林的河流裡，晚上船慢慢地走，看到鱷魚的眼睛跟你面對面，嚇的都不敢動，過一會，它一躍轉方向，水花跟著飛起來，很野性的震撼力，我就想一輩子都要來拍雨林。」對徐仁修來說，在自然裡長大，也被自然接納療癒，強調自然之美也就變的理所當然。

徐仁修在《猿吼季風林》一書中曾寫，「抵抗那些製造汙染、破壞大地的大企業，其結果就像遇見了希臘神話中的九頭妖龍──你砍去一個龍頭，牠會再長出兩個頭來一樣，不但沒完沒了，還會被套上『環保流氓』的大帽子而無法脫身。」他認為自然教育才能真正改變人心，尤其是小孩的自然教育，當他們體驗到自然的美，「長大之後，若是政府決策官員，他們不會為虎作倀；若是企業家，他們明白，違反自然生態的投資⋯⋯，是極為虧本的。」

不走激烈抗爭的路線，選擇從教育帶來潛移默化的改變，徐仁修對第一線擔負自然教育的解說員標準很嚴苛。「要在一次活動裡創造一輩子的感動。」他強調。 他最討厭「知識型」的解說員，「若到森林裡，你問我認不認識這些動植物呀？我會回答你，我都認識，只有兩樣不認識：這個也不認識、那個也不認識。」徐仁修當然認識這些動植物，所以調侃起那些只談知識的解說員，更具殺傷力。 

彭永松說自己就是被消遣的對象，他引述徐仁修的消遣：「我看你寫文章，都寫這個叫什麼名字，那個叫什麼名字，後面還附拉丁文學名，誰會記得住？你帶人家，是要人家說，哇！它好感動，哇！它好漂亮！」他因而反思，「這方面我跟他學很多，要自己去講在大自然裡的感動。」 

有一回，徐仁修帶一群小朋友夜間溯溪，教小朋友像水獺一樣築堤，做出一個小潭在裡面游泳；遊畢後恢復原狀，最後關掉手電筒摸黑回家。「我都讓他們兩個、兩個一起走，死對頭一組，感情再不好都因為害怕，手牽得很緊阿。」神祕刺激的探索之旅，小孩都覺得自己是英雄，吹牛一個月都不為過。徐仁修曾經花兩年時間在墾丁熱帶季風林裡追蹤一個獼猴家族；為了觀察鷺鷥，兩個月生活在5公尺高的竹臺，一夜大雨後，他發現觀察台下正奔騰著洪流，被圍困了3天。「他是真的進到大自然裡，像苦行僧一樣，拿著生命的代價⋯⋯」王財貴形容。 

從環保第一線退下來投入生態教育的賴芸說：「我們在自然解說這條路上，離徐老師的境界還很遠！」講知識容易，看書背一背就有，但如果不是長年浸淫在自然裡，如何說出大自然裡動人的故事？ 

過去40年，徐仁修到各地綠色社群裡演講，點燃同好熱情。透過他的文字、攝影跟演說，讀者不知不覺被大自然裡的生命吸引，有心的人終究能了解，天地有情，自然有歌，「荒野並不荒，反而處處有生機。」他向《報導者》說明。

70歲，該是退休享福年紀，但徐仁修卻想做新事業，在協會之外另起爐灶成立「荒野基金會」，要把台灣荒野經驗帶到中國、馬來西亞等，在國際華人社區裡開花。 

4月9日上午，徐仁修在松菸文創召開記者會，宣布荒野基金會成立。加上他近期完成《荒野三部曲》套書，與攝影展一併推出，距離他上一次攝影展已經相隔15年。這一切對荒野創始會員再也熟悉不過，因為荒野剛成立那3年，徐仁修也是靠出書辦攝影展替協會找錢。 

「老師已經70歲了，明明沒錢、沒資源，卻還要做一件比20年前成立荒野更大的事！」林國香是荒野協會裡少數支持徐仁修「華人生態教育夢」的一位。

李偉文也認為，跟20年前成立協會時不同，現在社會議題更多元，分散大家關注度。但他又說：「老師能拍能寫，又是超級演講家。」熟識徐仁修的朋友多半是類似心情，這麼難的任務想到就卻步，但如果有那麼一絲絲成功機會，似乎也只有徐仁修才可能。

有人質疑，為什麼徐仁修不關注國內，反而將重心移往中國、馬來西亞的生態教育？「生態有分國界嗎？侯鳥從北邊飛來，也不用簽證，飛走了也不用跟你說一聲。」徐仁修語氣不免急促，「台灣好了，別的國家不好，侯鳥還是不好。」 

「全世界破壞自然最嚴重就是華人。華人很勤勞，旁邊有土地不開墾好像很懶惰，所以破壞也最多。」而他認為，國際綠色組織進不了華人的思維邏輯，所以走在自然保育前端的台灣就更責無旁貸了。

為什麼70歲還要從頭走一遭？當初放棄農林廳公務員鐵飯碗出來當「無業遊民」會不會很掙扎？為什麼賣書、開攝影展的收入多半捐給荒野而不是拿回去養家？為什麼當初沒講師費還要自籌機票錢去中國作生態訓練教育？面對這些問題，徐仁修總是速速一語帶過：「那是你們被這個社會植入一個很奇怪的想法，以為人只有工作、存錢、退休。」 

有次他有感而發：「我很多朋友現在都退休了，整天在那邊甩手說是要養生。但人生不是拿來養生的，是拿來過精彩的，有沒有精彩故事可以分享，可以感動人。」

記者會中，徐仁修談到今年3月剛去雲南高麗貢山，走了9個小時山路，翻過一個山頭，為的就是尋找神祕的「杜鵑花王」。這段追索來自30年前，他念漢聲小百科文章給4歲兒子聽時，讀到一篇「杜鵑花王」的故事。 

當時中國一位植物學家馮國楣，在雲南遍尋杜鵑花王多年卻找不到，一天，他既失望又疲倦，靠在一棵樹旁就睡著了。睡醒後，他居然發現身旁都是杜鵑花，他往上一看，這杜鵑花就從20公尺高的地方掉下來，這一棵就是杜鵑花王。「這是多麼奇妙的事，我們常看到的矮矮的杜鵑花叢，居然在世界的某個地方可以長到20公尺高，這世界比你想的大很多，精彩很多，怎麼可能在家裡待得住？一定要出去看，去探險。」

其實，徐仁修內心還有一件大事要完成，「算是我的一個總結，這個做完了，我就要去寫小說了。」他計畫未來3年要出兩本大書，一本是他觀察台灣過去40年的生態紀錄史，另一本則是熱帶雨林的生態紀錄，他常和好友聊編書想法，「要按時間編，還是以類別來編？每次坐下來喝茶，他就開始講這個。」好友段世同、彭永松都有相同經驗。不計數位照片，徐仁修單單幻燈片就有40萬張。他不像許多生態攝影家獨鍾一種，像老鷹、蘭花或蝴蝶。對他來說，生態是一體的，動植物他都愛，但收攏龐雜的資料，也確實夠徐仁修煩惱。 

70歲的出征，外人看是不捨，但對徐仁修來說，老驥伏櫪未歇於壯志，反倒是人生的圓滿。畢竟，70歲，他還有情書要寫，寫荒野自然、寫美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