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諮商室門口，午後4點的陽光斜斜打在貞璇（化名）的側臉，她笑著揮手說再見，並與心理師連玉如約好下週碰面。

貞璇自大學開始接受校內心理諮商，上研究所後才遇見真正契合的心理師，每週一次的晤談，是她極少數能坦誠做自己的時刻。在兩人獨處的小房間裡，她得以大哭大笑，卸下無懈可擊的武裝。極需安全感的貞璇，從心理師身上感受到同理與包容，因而總是信守承諾準時赴約。期間，連玉如多次中斷她的自殺念頭。不知不覺，貞璇的諮商持續了42次。

只是，貞璇沒有赴下一次的約，她在生日前自殺，比其他同學早一步從人生「畢業」了。

曾經甜美的笑容被定格在四四方方的相框裡，貞璇房間牆壁上，有著一張她小時候的蠟筆畫，紙面上有數艘色彩斑斕的船隻停泊港口。對貞璇周遭的親友來說，她像是去到很遠的國度，一趟不告而別的單程旅行。她靈動的雙眼、纖瘦的身軀，漂亮的臉龐背後，卻有揮之不去的黑暗和沉重，讓她結束生命前的好長一段時間，像泡在一座深不見底、無處落腳的海洋，彷彿一個溺水的人。

對像貞璇一樣在情緒困擾裡載浮載沉的年輕人，大專院校裡的心理輔導是其中一根可以求助的浮木，而這浮木乘載的重量在這幾年間愈來愈重了。

以台灣大學為例，根據學生心理輔導中心統計顯示，平均每16個台大學生裡，就有一人使用過校內心理諮商服務；若以服務總量觀之，已經突破10,000人次，比4年前增長了3,000人次。在105學年度時，台大心輔中心聘有17位專任、15位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而108學年度已擴編到25位專任、16位兼任人員。

即便有更多的臨床、諮商心理師和社工師為台大學生服務，仍無法完全承接增加的需求，有困擾的學生想預約到心理諮商還得碰碰運氣。

當愈來愈多頂大學生走進諮商室，一方面反映年輕菁英對於心理健康更加重視，另一方面則透露出一則值得探問的訊息──在人生正要啟程至下個階段、看似充滿希望的他們，為什麼會陷入情緒困擾？令人稱羨的學歷或背景無法成為這群年輕人免於心理痛苦的防護罩嗎？

在台大學生之間流傳著一個公開的祕密，一個無奈的黑色幽默，幾乎學生都能指認出校園裡的哪些建築物曾發生過自殺案件。即便新聞草草帶過、校方基於保護心態不會公布統計數字，但從新生變成畢業生的幾年間，學生們似乎總有機會遇上，像是一記哀傷的信號彈。夢生直到後來與他校的朋友聊起，才意會到台大生茶餘飯後的內容在別處實非常態。

在台大已經待了7年的小嵐（化名），從大學部一路念到研究所，她回憶起大四的那一年，有個文學院的女生上吊自殺，「當下全部的情緒都是我好羨慕她，她怎麼做到的？」在這種想法湧上心頭之後，意識到應當自救的小嵐第一次到心輔中心尋求協助。對於沒有情緒困擾的同學們，自殺事件令人哀悼和惋惜，而聽在深陷痛苦的人耳裡，卻是一段刺激的讖言，暗示著從掙扎裡解脫的管道。

無法繼續保持最優秀的表現，可能是不少台大生和追求高成就的年輕人內心共同的焦慮。他們在求學過程中已經習慣站在最前面的位置。

台大經濟學系教授駱明慶在〈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多元入學的影響〉一文中探討多元入學對台大學生背景分布造成的影響，結果顯示，制度改變雖增加不同高中的學子進入窄門的機會，但有高達7成的學生仍來自各地第一志願或學費不斐的私立高中。其中，光是建中、北一女、師大附中、中一中和武陵高中5所「明星學校」就佔了錄取總體學生的4成。換句話說，他們在過往的升學體制裡已是被篩選過的「通關者」，台大則是下一個激戰的競技場，所謂大神或怪咖紛紛現身，以提醒他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硬道理」。

從頗具代表性的畢業生致詞就能感受到競爭帶來的不安。2019年台大的學生代表這麼說：

「到底要如何才能在這強者環繞的校園、乃至充滿不確定感的未來裡，脫穎而出？那時的我們都沒有答案，唯一共同的想法只有：『唉！人生好難！』」

一句「人生好難」透露出「優秀還得更優秀」的壓力，高自我要求和完美主義就像是這些高學業成就青年的緊箍咒，讓他們無法輕易放過自己。台大心輔中心臨床心理師黃揚文便表示，害怕失敗是台大學生普遍的特質，但若非如此思考，他們可能也很難進到台大。不僅如此，還得非常努力才能假裝毫不費力，「就是像鴨子划水一樣，表面上都很優雅，但在你們沒看到的時候，很認真在念書跟寫報告，出來玩就是當作沒事。」

考上台大研究所時，貞璇在社群媒體上寫下，她得繼續在所謂主流的康莊大道上奔跑，不敢延畢、不敢休學，也不敢停下腳步去思考想要成為怎樣的人，害怕「一時任性」便會辜負了誰的期待，又或是鬆懈大意就會落後了誰。她說，身處在逆爭上游的魚群裡，她沒有勇氣游向他方，因她不是為了自己而活。

至於為誰，貞璇也不曉得，所有人彷彿都在看她。要登上頂峰恰如薛西弗斯的寓言，過程中的種種壓力是不斷滾落的沉重大石，貞璇自問，「人生沒有比追求卓越更重要的事了嗎？」最終，她選擇了不再通往未來的那條路，懸置的問題沒有等到回答。

這些高學業成就青年是被鑲嵌在升學競爭體制裡最深的一群人，他們的悲歡也被台灣的社會氛圍擠壓成不同的形狀，以適應生存。

中研院社會所副所長吳齊殷長年投入青少年研究，更參與自1999年起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Taiwan Youth Project, TYP），此計畫為了解在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中成長的青少年，如何受到各種力量形塑影響。吳齊殷從資料庫中分析發現：台灣青少年的學業成就和情緒困擾呈現正向關係，學業成就高的青少年，心理痛苦的程度也高。

這結果與一般西方研究相悖，在歐美國家通常成績優秀的學生擁有較佳的心理健康狀態，而台灣的數據趨勢則與韓國類似。「這可能跟所謂的升學競爭是相關的，被儒家文化影響的這種社會，太把價值定於一尊，」吳齊殷指出，學歷在台灣仍是社會審視個人價值的主要標準之一，使得所有人都被迫擠進升學競爭的管道裡，而未考慮個人稟賦所在。

升學主義對學生造成的傷害不是新鮮事，這種填鴨式教育早在1990年代就受到詬病。1994年4月10日，各界團體發起「410大遊行」，在國父紀念館廣場上焚燒寫著標語的大型紙板，其中一張便是「悼升學主義」，遊行成員更在後來組成410教改聯盟，提出廣設高中大學等訴求，奠定後續台灣教改的主調。

民間和政府都積極想拿掉青少年身上沉重的學業負擔，不少教養雜誌和專欄文章紛紛強調應該讓學生「多元學習」，探索自身興趣所在、發展不同領域的專長，讓孩子「成為他自己」頓時變成最熱門的口號。

小嵐便是在這波聲稱多元價值的風潮裡成長。在她出生前的1994年，台灣實施第一屆學測，提供大學聯考以外的選擇；在她要上小學的2001年，高中體系也跟進多元入學的政策方向，將高中聯考改為基測，兩者的改革重點皆為抹去大考成績作為唯一標準，納入在校成績和多元學習表現。

然改革有利有弊，駱明慶和伊慶春等學者利用TYP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在多元入學制度實施後，國中學生的升學壓力並未減輕，反倒因為投入課外活動和增進才藝表現而變得更忙碌了。青少年們除了要考試之外，還得參與各項活動累積履歷，才能在新制度中進到理想的學校。

若以電子遊戲來比喻，最終任務還是拿到一張好學歷。對於90後出生的這代年輕人而言，讀書考試是升學遊戲裡的主線，而練就各種才藝、精進不同能力則是無法隨便捨棄的副本。從放榜新聞的主角便可見一斑──只會讀書的「書呆子」已不受媒體青睞，會玩又會考試的才子才女們才是新寵。

在頂大，這種規則更加適用，畢竟在這裡學業成績只是基本款，各式各樣的比較日日都在上演。曾在政大商學院就讀的Andy（化名）便一度深受這種比較的困擾，他表示在菁英聚集的環境裡，儘管大家表面和氣，私下卻偷偷衡量彼此的成就高低，「像是又有誰當了什麼代表大使，誰拿到了什麼頂尖企業的實習，或是秀出一些出國交換的照片。」這些比較也在各個社群媒體上演，舉凡Facebook和Instagram都成為個人表現的競技場。

即便來自當地的第一志願高中，小嵐在入學不久後就覺得自己並不是個「真正的」台大人，她發現同學們有各式各樣的專長，喜歡音樂、熟悉電影、懂得批判思考⋯⋯其他人在各個領域的優秀表現造成她莫大的焦慮，「每個雜誌都在講『追求自我，不讀書也沒關係』的時候，你是一個只會讀書的人，這件事情對我傷害滿大的。」

在追求多元卓越的社會氛圍裡，小嵐是被貶值的異邦人，羨慕同學的同時，也反過來質疑自我的價值，「我只會考試，現在卻連我自己都不認同這個考試，可是當我否定了這些東西，就等於否定了我自己。」

入學制度和教育典範的轉變立意良善，卻造成尷尬的非預期結果，它既未讓學生脫離非得掙個好成績的壓力核心，又擴大了必須在其他領域追求頂尖的守備範圍；「多元」不是體察差異、適性發展的選擇題，而是包山包海的必考題，把成為「菁英」的門檻愈墊愈高，加強競爭焦慮的惡性循環。

情節仍在賦格，更年輕世代的青少年面對相似的困境。在北部明星高中任教的社會科老師羅開瑞（化名）便觀察到，即便新課綱調整給學生更多空間選擇，但也可能讓他們無所適從，所有決定都會在系統留下紀錄，為打造「金光閃閃」的學習歷程檔案以便升學，學生以至於家長的考量不免摻入現實因素，「我很支持108課綱，但也很清楚高中就是升學機器。」第一線教學工作者看見了制度的契機，同時深諳從未真正解構的升學主義會如何將結果扭曲。

離開北一女已經4年，夢生偶爾還是會想起課本和參考書堆積的教室，備考的低氣壓充斥坐了40人左右的空間，從早上7點多開始，考卷會慢慢增生，搭配老師授課時的「鼓勵」。補習班是放學後的下一站，往台北車站的路上常見建中和北一女的學生，卡其色混雜著翠綠，像是把樹木連根拔起的大型土石流，他們會流向補習班擁擠逼仄的座位，固著成靜物。無法適應這樣生態的人，就淪為升學戰爭的弱者。

夢生回憶在學校和補習班接收的訓話，「你要撐下去，考生就是某種戰士的樣子，你要去戰鬥，撐下去就會是你的，你現在如果做不到這件事情，只是你太軟弱。」大人們以過來人身分諄諄教誨，把應考壓力視為人生任務的一關，此時投降就預告未來的節節敗退。

也是在那個時候，夢生開始陷入情緒困擾，提不起力氣到學校上課，她不清楚自己為何要待在那裡。但考生沒有時間可以浪費，夢生還是拼盡全力考上台大。

上大學後，反而必須花更多時間直面過往的傷口。她說自己隨著年紀增長，愈來愈無法忍受競爭，「大家都在強調成績和競爭的時候，你是跟不上那個競爭的人，其實是會很痛苦的，這件事情讓我一方面想要成為最前面的人，另一方面又覺得最前面的人是繼續這個循環的某種共犯。」

對於升學競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長年研究青少年的吳齊殷表示，並非所有人都能在狹小的管道裡平順成長，很多人是一路奮力拼搏硬撐，「他就是犧牲整個成長過程中所有可能的那些歡樂，一心就是要走這條路，要跟人家匹敵，可能也如願以償，表面上看起來他是成功的，但是因為付出的代價太高，over原來作為一個人的能力。」吳齊殷更說，犧牲所累積的辛苦並不會消失，反而是在人生階段轉換時，隨著更多生命議題的出現而爆發為情緒困擾。

網路上流傳著一張對比歐美和台灣人才養成差異的迷因（meme）哏圖，若將人生階段分為學前、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學，歐美作法是逐步培養生活管理、環境探索、夢想找尋、生涯選擇和實務等能力，台灣則是直到高中都塞滿了讀書考試，大學後得要一舉練成一身武功。

夢生苦笑說道：「高中以前把你當作一個小孩、一個不成熟的人，可是一到大學，根本只是過了一個暑假，馬上被這個社會認為，你就是一個要為自己負責的人、獨立成熟的人。」

發展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c H. Erikson）將人格發展區分成不同階段，他提出「心理社會延宕期」（psychosocial moratorium）的概念，這通常指涉青少年末期和成人前期，此時自我認同仍然彈性流動，和各種議題形成衝突與矛盾，最終調和穩定。若以昆蟲的生命週期來比喻，便是毛毛蟲從束縛的蛹羽化成蝶，找到自己姿態的過程。

對有優秀學業表現的年輕人而言，他們的命運就像這個島嶼社會一樣，快速壓縮現代化，沒有時間叛逆和思索，便已經長成了20幾歲的「大人」。被推遲的青春期挾著心理風暴，停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來路堆著未妥善處理的情緒舊傷，該踏上的去路卻混沌不明。

國片《陽光普照》裡，由演員許光漢飾演的哥哥阿豪和補習班同學講過一個難懂的故事──司馬光跟小朋友玩捉迷藏，砸破水缸之後卻看見自己。阿豪用以隱喻自己的故事，其原型正是來自自殺離世的五年級作家袁哲生，他在小說集《寂寞的遊戲》裡寫道，看見水缸裡赤裸的小男孩，司馬光隨著大夥大笑，直到認出男孩和他有張一模一樣的臉。「所有的人好像看見鬼魂一樣開始四下逃散，只剩下司馬光一個人怔在原地，不知該如何面對自己。」玩遊戲的司馬光是「鬼」，打碎脆弱的遮蔽，或許躲在水缸裡寂寞的他才是真正的人。

喜愛文學的夢生也是袁哲生的讀者，懂得渴望陰影的感受，她說人天生喜歡躲藏、渴望完美消失，夢生其實也不是想要死掉，因死去會給周圍的人帶來痛苦，「所謂的消失是我根本連存在都沒有存在過」。

活在光亮裡的人好像沒資格憂傷，情緒困擾造成的失能和學業菁英原先的優秀是一組映襯。貞璇曾說，活著對她成了一種罪，為了穩定控制不了的負面情緒，藥物使得她不哭不笑、不吃不睡，出色的工作能力也被剝奪，她變得不能識字，甚至一度忘記回家的路該怎麼走。

小嵐不想讓人發現脆弱面，在情緒低潮的日子裡，她幾乎與所有人都斷了聯繫。幾次輔導老師因擔心直接到宿舍敲門，小嵐沒有勇氣看到老師的臉，只能躲在門後斷續回話，這個房間是她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小嵐說，朋友熟知的都是她好的部分，「我很怕別人不想當我的垃圾桶，而我造成他的困擾，我扣分了，或我不是他們以前喜歡的，他跟我交朋友的時候我是快樂的。」優秀的她和憂鬱的她彷彿不是同一個個體。

除了害怕造成別人困擾，在社會眼光下被視為「條件優渥」的他／她們也經常無法輕易開口求助。夢生想過，是否因為一路以來的重心只有念書，缺乏生活經驗才導致心理素質不堪一擊，「玻璃心」反倒成為養尊處優的證明，「會想說這就是階級病，你可以想那麼多，或是有一大堆這種煩惱，是因為不用擔心物質上的生活才會這樣。」對所處階級的反省讓夢生在使用資源時懷抱罪惡感，甚而質疑自身生命經驗和情緒感受。

被「高材生」或「資優生」標籤貼上的生命格外容易被注目，但當他們殞落，註解往往是一時衝動、想不開，又或者在成長過程中經歷太少挫折，才會「抗壓性不足」。

這些懷有相似感受的人，走過許多雷同經驗，卻被拆散成一個個毫無共同命運的個人。

「如果有一天，你遇見跟你個性、脈絡、背景完全一樣的人，你會愛上他嗎？」面對心理師的提問，貞璇毫不猶豫地回答她會。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在夾縫中求生存，一路努力至今，擁有令人稱羨的一切，優秀、敏感、驕傲又自卑。在過度掌控的家庭中長大，物質生活無虞，但極度渴望愛與被愛。」已逝的貞璇將對話保留在網路帳號裡，曾經發生的隻字片語成為接近她的線索。

在競爭變得前所未有激烈的時代，連情緒都得被放在競爭力的尺度下衡量。回顧博客來網路書店2019年的年度百大暢銷排行榜，裡面就有15本書的主題談的是心理勵志；而今年的上半年有27本關於情緒和壓力的書籍出版，平均約6天就出版一本新書。談論情緒無疑成為當今顯學，但最常見的仍是將情緒看成需要被控管和調整的物件。於是，有許許多多雜誌和專欄教大眾如何養成高情商（EQ），更成為父母教育孩子的重點之一。

高EQ被定義成新時代的競爭力，將情緒管理也納入競爭文化的一環，彷彿遊戲中可以設定的能力值一樣。陷入情緒困擾的青年經常會被視為：擁有高智商卻沒有高情商。

「我沒有辦法接受有人說『她怎麼會這麼想不開』這種話，」貞璇的大學學妹詩恩（化名）也同樣有情緒困擾，她說，貞璇的離開雖然讓她悲痛，但更直接的情緒是憤怒和憎恨，「她很努力，她吃7種藥，我吃4種、5種就已經人癱在那裡，」詩恩坦言，被藥物副作用拖垮如同喪屍，只有經歷過的人才刻骨銘心，她無法接受其他人對貞璇恣意評價，「我都不知道她是怎麼光鮮亮麗出門，因為那是非常耗力的，我敢說我絕對辦不到。」

走進高學業成就青年的生命，可以看見諸多壓抑自我的身影，因社會文化和教育將負面情緒看成可恥的象徵。他們是這樣一路用力對抗內外的壓力，被沒有終點的比較擠壓到幾乎破碎。

試圖緩慢從情緒低谷爬出的小嵐，自剖憂鬱期的時候她總是覺得很丟臉，也無法把原因歸咎到是社會或升學主義的錯，「那更像是對自我能力的否定，大家也都被結構這樣弄，為什麼有些人克服得了，我是一個克服不了的人，我為什麼那麼敏感、那麼容易憂鬱？」

升學主義、地位焦慮、來自各方的期望、難以捨棄的完美主義，又或是敏感脆弱的心靈⋯⋯無論何者，對與痛苦纏鬥至今的學業菁英們來說，在20多年的人生裡，也許只是想聽見有人這麼告訴他「請不要再那麼努力了」，將之從殘酷的競爭裡解放出來，而不是再多一句「你這麼優秀，一定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