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7日上午6點25分，數百名身著黑衫的以色列人在沙漠小鎮雷姆（Re’im）的郊外集結。天才微亮，空蕩蕩的舞台音卻響起著名的電音舞曲〈Clear Test Signal〉，重低音的強勁音浪讓整個沙漠微微震動，但站在舞台前的這群黑衣人卻毫無反應，沒有人搖擺雙手，沒有人群衝浪，沒有人隨節奏起舞，甚至沒有人發出任何其他的聲音。

這段動感的電音持續播放了1分多鐘後，在6點29分前，所有人默默移動到各自的位置。1年前的同一時間，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越過加薩邊境，突襲了正在舉行的以色列超新星音樂節──那首電音舞曲正是當時音樂節被槍聲打斷前，現場演出的最後一曲。6點29分，則是第一聲空襲警報響起，正式宣告戰爭爆發的瞬間。

按照活動程序，這數百名身著黑衣的死難者遺族或被綁架者家屬，將在6點29分默哀1分鐘。但現場僅沉默了幾秒，一聲撕心裂肺的嚎哭尖叫就劃破了沙漠的黎明，並隨國際媒體的直播而傳遍全世界。

但同一時間，攻占加薩走廊的以色列軍隊，卻趁著夜色再度包圍了加薩北部重鎮賈巴利亞（​​Jabalia），這是1年之內，以軍第三度殺入這座難民營之城；在北方戰線，攻入黎巴嫩南部的以軍則和真主黨（Hezbollah）展開纏鬥，以色列空軍更在7日清晨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Beirut）發動密集空襲，巨大的爆炸火球照亮了整座城市的夜空，讓這座曾被稱為「中東巴黎」的百萬人都會在恐懼中再次失眠。

自2023年10月7日戰爭爆發以來，以色列國內已有超過1,700人喪生，其中約7成死亡發生在哈瑪斯突襲的當天。黎巴嫩方面則有超過2,000人死亡。而在巴勒斯坦，光是加薩走廊的死亡人數就接近4萬2,000人，其中絕大多數死者都是非武裝的巴勒斯坦平民。

儘管造成了極為慘烈的人命犧牲，以色列與哈瑪斯卻都堅持一場無法完成的戰略目標。雙方各自以為的「復仇之戰」，已淪為一場瀕臨失控且完全看不到終點的殺戮大混戰。

在2023年10月7日襲擊事件後，以色列國會隨即決定向哈瑪斯正式宣戰，並授權軍方在10月27日對加薩走廊發動大規模地面侵攻。然而，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主要集中在兩大核心任務上：第一，解救被哈瑪斯擄獲並帶入加薩的255名以色列人質；第二，徹底消滅策劃襲擊的哈瑪斯勢力。

但在進入人口密集且滿布地下密道的加薩走廊後，以軍儘管重創了哈瑪斯的武裝戰力，但解救人質的任務卻極不順利。以色列始終無法確認數百名人質的安全與所處位置，救援行動不但屢屢撲空，更多次誤殺人質，這讓被綁者家屬和以色列社會極為悲憤，更多次發動全國示威向以色列政府抗議。

與此同時，以軍在加薩的密集轟炸也造成了極大量的巴勒斯坦平民死傷，儘管以色列政府主張這都是因為哈瑪斯戰士把人質、武器與人員裝備藏在平民密集區裡，但醫院、學校、供水與民生電力設備屢遭轟炸的行為，也讓以色列被指責「違反戰爭罪」而遭受極大的國際壓力。因此從加薩戰事爆發以來，以美國、卡達和埃及為首的國際調停團，不斷穿梭於以色列政府與哈瑪斯領導人之間，中介停火與換俘談判，並在2023年11月底促成以色列與哈瑪斯迄今唯一一次的換俘行動。

一開始，雙方的換俘交換尚稱順利，但雙方很快就為了換俘名單、交換人數與停火承諾陷入僵局。以色列指控哈瑪斯涉嫌虐待人質並故意抽換交換名單；哈瑪斯則反控以色列違反停火承諾，並涉嫌隱瞞人質的軍事背景。於是，雙方換俘行動只維持了一個星期，就在11月30日宣告破裂。

截至戰爭屆滿一週年為止，在2023年10月7日攻擊當天被哈瑪斯擄走的255名以色列人質中，只有154人獲釋，剩餘的101人至今仍被關押在加薩的哈瑪斯地道裡──根據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的統計，在101名受困人質中，已知至少35人死亡。但由於以軍的日夜轟炸，以及加薩缺水、缺電、斷絕糧食與醫藥的狀況極為嚴重，因此人質的安全與健康狀況恐比外界預期更為危殆。

換俘談判破裂之後，哈瑪斯堅持除非加薩停火，否則不會再釋放人質；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則不斷藉由政治手段干擾國際停火交涉，主張必須徹底擊潰哈瑪斯、或至少以武力達成壓倒性勝利，否則以色列將永遠無法擺脫10月7日的危機與無助感，進而讓國家生存與人民安全陷入惡性循環的恐懼深淵。

與此同時，以黎巴嫩為根據地的真主黨亦自10月8日開始，持續朝以色列北部發射火箭與飛彈，以此聲援哈瑪斯「對以色列非法統治的抵抗」；遠在葉門的胡塞軍（Houthis）亦以同樣理由，襲擊出入紅海的國際貨輪，並向2,000公里以外的以色列發射彈道飛彈與無人機攻擊。

由於哈瑪斯、真主黨、胡塞軍的背後，皆有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長期提供金流、訓練、軍火武器與政治支援，因此以色列也將這一系列的攻擊視為與伊朗的代理人戰爭，雙方的衝突也因此從加薩戰場延伸至整個中東地區。

以色列與伊朗的第一波正面衝突，發生在2024年4月1日，以軍空襲伊朗駐敘利亞的大使館園區，擊殺了伊朗革命衛隊在黎巴嫩與敘利亞地區的指揮官札赫迪（Mohammad Reza Zahedi）准將。作為對等報復，伊朗則於4月13日深夜向以色列發射300枚導彈與自殺無人機──儘管攻擊行動事先被美國發現並聯合國際盟軍出手攔截，但這已是伊朗歷史上第一次從本土對以色列發動空襲行動。

第二波升級則發生在2024年7月31日，長期流亡海外並受卡達庇護的哈瑪斯領導人哈尼亞（Ismail Haniyeh），在特別前往參加伊朗新任總統就職典禮時，在下榻賓館遭事先安裝的遙控炸彈暗殺。由於爆炸發生地在伊朗首都，事發賓館又有伊朗國安單位安排的最高規格維安保護，因此整起事件讓伊朗政府極為憤怒且尷尬。但由於擔心和以色列的衝突失控升級，伊朗當時並未就哈尼亞之死做出軍事回應。

哈尼亞之死，讓陷入加薩僵局的以色列軍民士氣為之大振，原本因為人質危機與國際譴責而陷入聲望谷底的納坦雅胡，國內政治民調也因此明顯回升。但8月31日，以色列卻遭遇了一次慘敗的人質解救行動──以軍的特種部隊在加薩南部拉法市（Rafah）的地下密道裡，發現6名以色列人質遺體，他們都是近距離遭到行刑式處決，且死亡時間在24小時之內。換言之，哈瑪斯已經改變了人質策略，只要以軍嘗試強行攻堅，人質的生命安全就可能遭遇危險。

拉法地道的人質死亡事件，讓以色列社會輿論極為憤慨，許多人質家屬憤怒地指責納坦雅胡政府「將沒有終點的殺戮置於確保人質生命安全之前」，以色列各大城市都出現大規模的反納坦雅胡抗議，就連以國組織規模最大的新總工會（Histadrut）更一度號召全國總罷工，要求政府重啟換俘談判（但是次總罷工行動被以色列法院下令取消，因為以國罷工法不允許「政治目的的組織罷工」）。

但在以色列舉國沸騰之際，納坦雅胡卻發起了第三波升級攻勢──2024年9月17日，真主黨在黎巴嫩、敘利亞的領導幹部，突然同步發生數千起的呼叫器自爆事件。10天之後，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更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區的地下碉堡裡，遭到以色列空襲刺殺。

64歲的納斯魯拉，不僅是叱吒中東政壇的真主黨靈魂人物，也是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的政治領袖，更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頭號代理人。1982年6月，以色列為了肅清藏匿於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簡稱「巴解」）與其領導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遂以「加利利和平行動」（Operation Peace for Galilee）為名揮軍入侵黎巴嫩。起初，以色列對外宣稱「在黎巴嫩只會是短期攻勢」，目的只是要肅清從黎巴嫩南方襲擊以色列北境的巴解武裝，結果以軍卻一路攻進首都貝魯特，甚至介入酣戰中的黎巴嫩內戰，意圖聯合黎巴嫩基督教馬龍派「長槍黨」（Kataeb Party）的武裝民兵，肅清黎國境內的巴人武裝，並建立一個與以色列親善的阿拉伯國家政權。但以色列不僅在黎巴嫩陷入苦戰，還涉入巴人難民營的屠殺醜聞，並激發了黎巴嫩各個派系以「抵抗以色列侵略」為名的武裝反擊──其中最為剽悍且手段爭議、屢屢涉入恐怖攻擊的單位，即是納斯魯拉所加入的真主黨。

自從1992年成為真主黨領導人以來，納斯魯拉就是以色列的最大區域死敵之一。他一方面與長期占領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軍隊周旋，二方面以伊朗代理人的身分從德黑蘭與大馬士革取得大量軍火與金援，三方面也擴大真主黨的政治與慈善部門，並積極參與黎巴嫩的派系政治，四方面也號召穆斯林團結、長期支持哈瑪斯等巴勒斯坦團體對於「以色列非法占領」的武裝抵抗。

但納斯魯拉與真主黨卻同時在世界各地涉入恐怖活動，像是1994年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以色列文化中心爆炸案、2005年遜尼派穆斯林出身的前黎巴嫩總理哈里里（Rafic Hariri）炸彈刺殺案、2012年保加利亞的以色列旅行團遭遇自殺炸彈攻擊事件，都被指控與真主黨有關。此外，在對抗以色列之外，真主黨也涉入敘利亞內戰，除了代表伊朗協助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血腥鎮壓，真主黨也涉入毒品走私、人口販運、洗錢，並擁兵自重成為黎巴嫩最有實力的軍閥力量。

納斯魯拉之死對中東局勢造成了極大的政治衝擊，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國內聲望也因此大幅飆升。他強調，以色列軍隊成功擊斃納斯魯拉並重創真主黨的行動，不僅消除了長年威脅以色列的安全隱患，還逆轉了自10月7日哈瑪斯突襲以來的區域局勢，讓以色列重新掌握「確保國家生存與安全的主動權」。同時，以色列軍隊迅速集結，並攻入黎巴嫩南部，試圖徹底摧毀真主黨在當地的武裝部署，進一步保障以色列北部邊境的安全。然而，這也標誌著以色列正式開啟了除加薩戰爭以外的「第二戰線」，讓區域局勢更接近全面失控的中東大戰。

以色列國防部表示，以軍對黎巴嫩南部的攻略將是一場「規模有限的短期衝突」。以軍計劃逐村掃蕩真主黨的武裝殘餘勢力和軍事設備，並推進至黎巴嫩境內40公里的利塔尼河（Litani River），以此建立一個作為以色列與黎巴嫩邊境的緩衝地帶，確保以北方邊境的長期安全。

支持軍事行動的意見認為，以色列必須趁此機會殲滅群龍無首的真主黨，甚至應該重新占領黎巴嫩南部才能確保國家安全。樂觀意見主張，真主黨雖然是黎巴嫩最強大的武裝組織，但其在黎巴嫩國內與阿拉伯世界裡並不是那麼受歡迎──根據1989年黎國各個派系政黨為了結束內戰而簽署的《塔伊夫協議》（Taif Agreement）與2006年聯合國安理會1701號決議，黎巴嫩各個政黨必須解除武裝，並將民兵指揮權與武器統一交由黎巴嫩國防部管理。但真主黨卻一直以「抵抗以色列任務未完」為由拒絕交出武力。因此，當納斯魯拉的死訊傳開之後，也有不少意見希望國際社會能以此為契機，促成真主黨的去武裝化，讓長年癱瘓於宗派政治的黎巴嫩能有機會重新和解成正常國家。

但質疑輿論卻指出，以色列目前的戰略口號與軍事目標，都與1982年的加利利和平行動極為類似，假若以色列士兵在前線被真主黨俘虜、或者陷入長期游擊戰，黎南戰場昔日作為「以色列的越戰」的陰影，恐將再一次讓以色列陷入安全困境，甚至重蹈覆轍製造出一個更具攻擊性的新版真主黨。

除了黎巴嫩戰場的前景難料，伊朗與美國的反應也是以色列關注的重點──2024年10月1日晚間，在納斯魯拉死後的第4天，伊朗再次朝以色列發射了180多枚彈道飛彈。儘管絕大多數的伊朗飛彈都被防空系統攔截、或落入無人地區，但納坦雅胡卻再次強調「以色列有仇必報」並暗示對伊朗本土再次發動空襲。

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升溫，不僅讓國際油價應聲飆漲，也讓中東各國繃緊神經。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長期以來，納坦雅胡就一直希望能對伊朗的核子計畫採取軍事行動，以阻止伊朗突破濃縮鈾的技術門檻、取得製造核武的能力。但伊朗的核能開發設施分散在伊朗各地，許多機敏單位是在深埋於山區的地下工廠，光靠以色列的空軍能力與一般空襲，根本不可能有效摧毀這些核子設施。

此外，許多鷹派意見也認為以色列應該空襲伊朗的油田或石油出口設施，以中斷伊朗政權的重要財源。但伊朗的石油資產多集中在阿拉伯灣一帶，除了國際油價必將因此恐慌暴漲，也很容易影響其他阿拉伯國家的石油航運，進而引發全球性的石油危機。

除此之外，以色列對伊朗與黎巴嫩的軍事行動，也引發美國政府的高度不滿。白宮、美國國防部與國務院都各自向媒體抱怨「以色列攻擊真主黨的軍事行動，事前完全沒有通知美國」，納坦雅胡甚至故意不給拜登總統（Joe Biden）通知電話──這一方面不僅讓在阿拉伯世界積極奔走加薩停火的美國極為尷尬，也讓駐中東的美軍部隊必須慌亂地重新部署，以因應伊朗可能發起的報復攻擊。

事實上，拜登雖然支持以色列的自我防衛，但他與納坦雅胡的關係卻長期緊張。特別是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的慘況，讓美國年輕選民與進步派輿論相當憤怒，這都讓傳統上與美國猶太選民關係密切的民主黨立場尷尬。再加上美國總統大選情勢膠著，就算中東石油在美國消費占比不到10%，但局勢緊張導致的國際油價上漲仍會對執政的民主黨選情造成衝擊，這也都讓白宮對於以色列的大膽冒進極為感冒。

除了軍事與國際政治的壓力以外，以色列走疲的「戰時經濟」，也可能是回頭倒打納坦雅胡的最大問題。

根據以色列中央銀行的年中報告，從戰爭爆發至今年（2024）6月底為止，以色列GDP相較前一年度衰退了1.5%。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並與伊朗不斷飛彈交火之前，以國央行更預估：如果加薩戰爭持續行進到2025年，以色列將會因此消耗超過660億美元（約新台幣1.9兆元）的預算──這大約是以色列全年GDP的12%以上。

以色列左翼的《國土報》與右翼的《耶路撒冷郵報》（Jerusalem Post）皆認為，儘管以色列目前的社會供需與經濟尚稱穩定，但從去年10月7日戰爭開打以來，以色列確實逐漸出現國內不景氣與政府財政失衡的壓力，這一方面是因為以色列的勞動力市場被戰爭嚴重打亂──以色列徵召後備役軍人的行動，讓許多中小企業陷入癱瘓，除了國安與軍工產業，所有企業幾乎陷入衰退；同時，以色列因為政治因素，凍結了巴勒斯坦人從約旦河西岸進入以色列的「短期工作許可」，這也使得原本依賴廉價巴人勞工的營造業、農業、畜牧業成本大漲，進而影響蔬果食糧等民生物價。

除了勞動力不穩與經濟壓力日益加劇外，以色列的國防支出因為持續超過1年的密集戰鬥而大幅增加，這讓政府的預算赤字在1年之間暴增了1倍。面對這樣的財政困境，以色列政壇正醞釀削減其他領域的預算，甚至考慮加稅以應對龐大的支出需求。然而，納坦雅胡由於聯合政府內部的政治結盟壓力，仍持續容忍極端正統的哈雷迪猶太社群（Haredim）因宗教理由拒絕服兵役（哈雷迪成年男子被要求全心投入信仰修行，多數既不從事商業生產也不服兵役），並且不願削減對該社群的社福補助。這一長期以來的族群分歧，隨著戰時經濟的緊縮而加劇，進一步刺激了國內的輿論對立，形成更加尖銳的社會對抗。

然而以色列央行的經濟預估，還沒列入以色列對黎巴嫩戰線、同伊朗正面衝突，甚至是未來可可能軍事統治加薩的戰爭成本。因此以色列輿論對於未來的國家經濟展望，大多抱持蕭條將至的悲觀態度。

隨著黎巴嫩戰線的開啟，以及以色列與伊朗可能大幅升級的軍事衝突，以色列輿論的「圍城心理」也愈發強烈。在此狀態下，所有無論是加薩的人道危機、超過4萬平民慘死、或者讓以色列人質安全回家、甚至是咎責納坦雅胡政府對於10月7日攻擊事件的政治責任，在「戰爭是為了確保以色列生存權利」的終極口號前，所有的道德質問都必須退居二線，但這也重創了以色列的政治道德、國際形象、甚至是國家團結。

《國土報》指出，納坦雅胡在10月7日的悼念發言中，不斷強調復仇與勝利，並將以色列在加薩和黎巴嫩的「如入無人之境」視為凱旋的預兆。

「但我們有權質問，為什麼戰爭1年多還沒能結束，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質仍在哈瑪斯手中、或早已死在加薩的地道裡，但為什麼應該要負起責任的政治人物，卻還是大權在握，指揮戰爭令旗？」《國土報》質問，「令人感到驚駭的是，以色列社會對於這些不公義的冷漠以對，大家好像已經習慣了，甚至相信戰爭的發展正在往好的方向走──這是很危險的徵兆，更可能讓以色列淪入更險峻失敗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