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於10月初開始歐洲巡迴展,這是台灣建築界近日的大新聞。無論如何,該事務所主持建築師黃聲遠對此覺得有點尷尬,也期許自己不需要真以為「非我不可」。他最希望這件事能達成的是:讓我們的建築人多經驗一些國際真實。
現在,黃聲遠樂於分享他在芬蘭所體驗的空間之旅,源頭可溯及他念建築時與芬蘭建築家阿爾瓦・阿爾托的精神交會。奇妙的是,這道建築之路走了二、三十年,黃聲遠發現:台灣田中央與芬蘭建築這一回的相遇,其實是久別重逢⋯⋯。
「田中央工作群」這一回到歐洲舉行巡迴展,是想要快樂地跨越一些隱形的限制。其實,這也和我們面對建築的態度一樣,常常是為了上一個案子未完成的部分,去啟動下一個案子。例如我們既然已經在東京TOTO「間.美術館」(Gallery.Ma)與台灣「學學文創」辦過「Living in Place」個展,這些經驗如果可以試試在歐洲面對國際的規格,將很有助於鬆開自己的思路。
無論如何,雖然有些朋友將這件事高興地視為台灣經驗的輸出,例如終於讓台灣建築被看見,或是描述:田中央為第一個被邀請到歐洲辦「巡迴展」的台灣建築師團隊等,但這實在不是重點,也讓我有點尷尬。這件事是很辛苦,但也沒那麼「阿信」。
我的著眼點是:讓島嶼上的建築人多經驗一些國際真實。
尤其,我們能辦成這些展覽,是因為幸運得到很多貴人的督促和幫助。能代替大家做點事,是眾人賦予我們這個角色,所以並不需要真以為非自己不可。就像身為建築人,也不需要覺得建築就是最重要的。
從籌備日本展到如今在芬蘭開跑歐洲巡迴展「Making Places」,2、3年下來,田中央不知不覺已經將這類工作當做很日常的事。就像我們平常已經在跑3千米、5千米、「半馬」,現在要跑「全馬」了,會更自然的去接受它,不怕每一次的準備都得從零開始。同事們喜歡反省挑戰:還可以這樣嗎?還可以那樣嗎?
也像田中央的建築作品,別人見到常問:怎麼不怕困難?怎麼做到的?如何跟公眾溝通?其實對田中央人來說,那些過程就像「飯一定得吃」那樣不得不順其自然。我們也希望自己能一直有勇氣超越,去迎向之前尚未解決的問題,見到更本質或被遺忘的事。
這就是我所說的,我們要學習辦展覽,就要與做建築的態度一模一樣。
這一回田中央和「嶼山工房」(合作展場設計)的夥伴到芬蘭辦展、演講與參訪,感覺那種對自然的呼應又回來了,而且有點像是回到「純真年代」。
對學建築的人來說,不會不知道北歐建築、尤其是芬蘭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的建築。但不再只是case study,我在想芬蘭建築界之所以會注意台灣的作品,接著邀請我們到阿爾瓦.阿爾托博物館(Alvar Aalto Museum)辦展,也許是因為田中央的設計行動對芬蘭人而言也是有感應的,也許我們與阿爾托、與當地當代的一些建築師,對自然與地景的感情有點像。
例如,芬蘭重要的建築家尤哈.列文斯卡(Juha Leiviskä),這一回親自帶著我們參觀他的作品。當我們抵達光之影教堂(Myyrmäki Church),從路邊下車處走到教堂入口的這一段路,他就是義無反顧的設計成讓人得從樹林之間穿過去。列文斯卡說,當初競圖時他極力主張不要清除這片樹林。
這讓我不禁想起田中央的一些堅持。下了車、從新省道進入礁溪鄉公所之前,得從楓香樹陣中穿過去。而想從楊士芳紀念林園走到宜蘭縣社會福利館,則得先越過土垣和竹林,再從光大巷穿過去⋯⋯。無論是列文斯卡或田中央的建築本質,都想和大環境、歷史地貌息息相關。
當然,宜蘭的地形與芬蘭相比沒有那麼單純。台灣的地貌比較複雜濃郁,例如有許多聚落、陡峭的河流、貼近的高山等等,而芬蘭的地景則比較開展,有大片大片的森林、湖泊、平原。但是,我真的覺得芬蘭一些建築師、評論家同樣永遠把自然地景放在心裡,這可能是個我們能與阿爾托博物館有緣最明顯的線索。
來到芬蘭,也有點回到純真年代,我的意思是,有如一趟跨越時空的旅行。在我們對建築什麼都不知道的「小時候」(指在大學念建築的時代),阿爾托的作品是書上的經典,直到現在。像是賽內察羅(Saynätsalo)市市政廳(Town Hall)、阿爾托大學主樓(Main Building, Aalto University),我們在書中不知看過多少次了。30多年過去,終於靜靜的踏進這些房子裡。
阿爾托的作品,是在網路資訊爆炸之前、媒體資源有限的時候,就已經被精選而出、成為世界級的經典,沉澱在一代人心裡。在尚未到現場之前,也許很多人以為他的建築圈子屬於金字塔的尖端。但到了現場之後,一定會發現不只是那種感覺。
阿爾托的作品真像某個時間點上的風土建築,很自然的充滿表現,想要很舒服的欲望可以感覺得出來。他有點「騷包」。例如,在賽內察羅市政廳裡的議場中,阿爾托將議場光線透過一些懸空的木板樑,處理的非常溫潤、間接,但同時也有一點點誇張、一點點煽情。
在此,我先回頭說說關於田中央與籃球的例子。陳哲生(田中央的建築師)今年到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書(帶設計),他在這學期開課前依系上制度先面試學生,挑出了4位大四學生進入他的studio。前一陣子,我到學校幫那些學生一個一個單獨聊聊設計時才發現,這4人都是籃球系隊。當然哲生事前並不知道。
這種一再重複的巧合恐怕就不是偶然,我們的夥伴中,還曾經連續幾年有過4、5位不同大學建築系籃球隊隊長。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聚集,田中央人、實習生或是我們在學校帶的學生,經常對人的主體、身體與環境有感,是喜歡行動、會去戶外的人。我們對自然、地景、陽光空氣水有著類似感應這件事,可能是滿本質的。
再回到籃球這個「巧合」,我的觀察是:一個人如果不是有點騷包、不是有點喜歡和人互動,就不會去打籃球。有些運動比較不重表現,籃球則是在合作之中,仍然稍微鼓舞有點表現的傾向,不怕被看,同時也不怕衝撞。打籃球也不是在走伸展台,只是在掌握大局之中偶爾「來那麼一下」、有天份的來一點漂亮的上籃,然後若無其事的被看到。
阿爾托的作品正是如此。在他的設計中,偶爾會來一點瓷磚、木材、磚頭,觸感都非常好,性感性感的,有些樓梯等細節甚至有點「神經質」。但他從不擔心「表現」,就像快樂的打球。而且,他從不會搞過頭,沒有很用力的做到整個花掉。
50多歲才到了阿爾托的現場,如果我是在2、30歲的時候來看他,也許就不是這個感覺了。
阿爾托的建築也很「地景」,例如阿爾托大學大會議廳就房子不像房子,陡得像座山,廳中的光線彷彿從洞中灑下。走到背面走到戶外回看,又像是梯田大地。當時,早期的現代主義建築已經主流好一陣子了,強調通用建築中的點線面,而且通常不講究地景。阿爾托則不受限制。
奇妙的是,走進這座會議廳,第一個感覺竟然是熟悉:這和很久以前設計的礁溪鄉公所真有點像。都很「地景內部」,同時也都有一點點煽情。礁溪鄉公所3樓的光線,跟阿爾托大學大會議廳的調調實在相似,只是不知現在的使用狀況如何。我不是說田中央做的設計和阿爾托一樣好,而是感慨:其實我們也努力過⋯⋯。
無論如何,阿爾托大學會議廳的室內保持了單純的室內,室外就是單純的室外,並不強調連結與重疊。想看會議廳剖面的另外一面,你只能走出去再繞到後方,以腦袋中的記憶、運用一些推理去了解內外的關係。
而實際走到戶外,人在室內時實在無法想像它的背面竟長成這個樣子,材料回應了外面的地景簡潔大塊而不打算影響室內,階梯狀的高窗結構尺度,也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高和陡。看剖面圖,才可以整合想像這棟建築內外神奇的相輔相乘的關係。
我自己的個性是比較喜歡讓各種空間重疊存在。但是豐富也可能帶來複雜,於是可以體會到阿爾托設計這大會議室為什麼會顯得優雅且輕鬆愉快,也許內外透過光的抽象連結就好,審美上並沒有一定要讓人的視線可以隨意在室內外穿進穿出。
也許芬蘭的地理環境正適合室內就是室內、戶外就是戶外,慢下來轉換,反而並不想要很流暢的進進出出,他們屋子裡都必須有暖氣,人太快的穿來穿去會很奇怪吧。但我們亞洲卻很適合模糊的半戶外空間。最基本的、氣候的差異,影響時間感,也影響審美。
所以,無論怎麼做建築,最後常得回到「人」和環境互動的本身,自己去判斷每一件事可以如何發生。而不是說,一定得是哪一種建築。這是阿爾托「提醒」我的事。
而當我們知道很多事情沒有絕對答案的時候,就不再能忍受某些成見。不過,那終究會面臨在推翻成見成功之後、我們真的想要建構什麼這個問題。
我頭腦沒有很好,這個問題還沒有想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一直覺得,透過文化、藝術等方式去建立一些什麼是很不錯的,包括建築。像是,很多社會運動常常有些浪漫的歌曲伴隨。「Life goes on.」人生必須走下去,必須有些能長久持續的事。文化藝術在運動之中做為感情的依託,滿重要。我想,建築應該也可以當成一種更長久的語言來邀請溝通、對話。
田中央歐洲巡迴展策展人王俊雄(實踐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就曾經點破田中央的核心價值:田中央與黃聲遠的作品之所以那麼注重公共性與開放性,是因為想對抗我們曾經被戒嚴這件事。我們骨子裡可能真是這樣。只是,當年因為留學而錯過了最風起雲湧的那幾年,現在則更堅定需要以更長的時間來彌補、實踐。
田中央這一回的歐洲巡迴展,芬蘭重量級的建築師、建築評論家尤哈尼.帕拉斯瑪(Juhani Pallasmaa)也主動擔任另一位策展人。這驚喜提醒了我們:這社會實在待田中央不薄。而且人真的可以留下多一些空白、真的去看到別人的需求,不是只解決自己的問題。
帕拉斯瑪就是會讓自己腦袋思緒有點空間的人。阿爾托生前設計了近兩百件建築或都市規畫案,為了讓我們準確的了解阿爾托建築與赫爾辛基的精神,帕拉斯瑪親自做出建議,他精挑細選與田中央相關的案子,而不是將阿爾托當做一個名牌來介紹。
例如,帕拉斯瑪特別推薦賽內察羅市市政廳、赫爾辛基市的國家年金局(National Pensions Institute),是因為想到了田中央也常常設計政府機關、也常常有類似會想到人的互動的建築。這代表他兩次到宜蘭來看我們的作品,一邊看還一邊認真為我們比較、思考。
之前他來到宜蘭,我曾經在聊天時隨口提過,「我喜歡還看得到動物的人。」後來我們來到芬蘭,帕拉斯瑪就特別提醒我,參觀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Helsinki University Library, Kaisa House)時可以注意一下其中的彩繪與裝飾,我們才會注意到那裡呈現了非常多芬蘭傳說中的動植物等等故事。他非常記得我們對自然的感應,甚至邀我下次一起去Mushroom hunting(採集香菇)。
他建議的參訪點都耐人尋味,擁有似曾相識或久違的品質。不是隨興介紹,而是思考過的、想推薦跟田中央有關的芬蘭建築與地景。
我很喜歡赫爾辛基這個城市對自然地景的包容度。它建城一百多年,都市計畫上很有智慧的沒有將大地景完全抹掉。他們在馬路中間的電車軌道,交叉口多向高度不同,但他們仍能順著地勢鋪設而不是先拉平,所以才保得住小丘陵綿延的感覺。現在赫爾辛基正為了電車無障礙而抬高一點路中央候車區的高度,連結路旁人行道的通道也在調整,連過來連過去看似沒有固定章法。但是不管怎麼轉,都會保持很平滑的、很有施工品質的連結。
赫爾辛基廣場房子的方向也轉來轉去,沒有一定的座向。我想是因為這裡有海灣地形,決定建築要面朝東南西北哪一方,這事變得有點複雜,又要照顧到地形又要照顧到光。
不過,芬蘭的建築與公共設施無論多麼有機、建材如何拼貼(就像阿爾托經常運用磚頭、木材、磁磚等等),他們通常表現得差不多就收手了,覺得夠了就好,沒有要人「看我看我」。常常是乍看不覺得特別,近看才發現很多細節,包括門窗開關的五金、屋中的回音,都注意控制。
芬蘭不只房子不吵,人也不吵。這一次在赫爾辛基演講的場地,主辦方安排了比較另類、新潮的藝文中心「G Livelab」。其中一位演講者也來自台灣,是建築師謝英俊,他分享了多年來在各地災區協助居民重建家園的經驗,也將在赫爾辛基市郊的難民營,協助來自中東、非洲的難民自力造屋。但是,就算是在這麼時尚的空間擠了兩百多人,很多還是大學生,也是安安靜靜聽完了鼓掌,問問題也很平靜。到于韋斯居萊(Jyväskylä)市阿爾托博物館參觀我們展覽的人也是,各種年齡層的人都有,就算是跟著爸媽來的小孩,也可以看了好一陣子,然後安安靜靜沒注意到他們何時消失。
但是,當他們真要表達情感時又絕對不吝嗇。像是建築師列文斯卡在聽完田中央的演講之後,竟特別向工作人員表達,「我感動得快要哭了。」雙手則摸著他的心⋯⋯高齡80的他,隔天還特別帶我們參觀一大圈他設計的建築,熱情解說的模樣,就像是帶人去看看他心愛的孩子孫子一般。
有時候我會想,芬蘭和台灣雖然風土民情大不同,但是北歐的地理特性其實和宜蘭很像:這兩個地區都處在不跟別人連得很緊的位置上,除非你很刻意的要來北歐,不然不容易從歐洲其他地方自動經過。歷經2、30年才自然的來到這裡,是有點緣分吧。
我們以交朋友的方式來到芬蘭。工作中,更有機會先看到人本質中好的一面,也希望能自然喚醒自己好的那一部份。因此,田中央的歐洲巡迴展有點像是本質的探索之旅。很多人問我這個展覽會巡迴到什麼時候,不必想太多吧,不忘回到本質繼續努力做就好。
巡迴展下一站是愛沙尼亞,將於2017年1月12日開展,地點是在首都塔林(Tallinn)的愛沙尼亞建築博物館(The Museum of Estonian Architecture)。到時候的天氣會比我們10月在赫爾辛基時酷寒許多,但每一個夥伴都對這趟未知的旅程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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