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東柏林的辦公室，34歲的里斯維克接受《報導者》專訪。在我們提問之前，他先問，台灣有沒有什麼數位工具帶來社會改變的「好消息」，經過6年，從矽谷一路追到馬尼拉，他想要重新相信科技一次。

從一個單純的問題出發，來自德國的兩位紀錄片導演，從沒料到自己會一路走進科技的黑暗角落，一個奪走人命的工作現場。

「我一開始就是好奇，為什麼（社交網站）有些貼文能夠發布，有些不行？」6年前的里斯維克，跟著這個提問開始調查，沒想到答案不是人工智慧、不是演算法，而是一個被稱為蜜獾（Honey badger）的神祕計畫。

根據《路透社》的調查，蜜獾計畫是一個專營外包工作的企業，在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為網路業者尋找外聘工作者的專案。求職者只會知道蜜獾計畫的字眼，但除非簽訂工作契約，否則不會知道在菲律賓的自己，正在應徵的工作，拿的其實是來自矽谷的錢；而他們也不會知道，其實社群營運分析師（Community operation analyst）的職稱，說穿了就是社群網站的內容審查員。

花了6年，里斯維克與夥伴布洛克走訪美國加州、緬甸、孟加拉、土耳其、馬尼拉，從內容審查的提問出發，深入觀察並記錄下矽谷決策者面臨的窘境跟內部決策時的真實思考，並帶領觀者直面社交網站興起的幾年間，羅興亞受害者、敘利亞難民、土耳其民眾等，如何被捲入人權漩渦。《網路監護人》（The Cleaners）不僅入圍日舞影展、鹿特丹影展，還拿下國際人權影展、國際紀錄片節等7項電影獎項。

要花6年這麼長的時間，除了因為要納入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視角，最大的困難，還是如何讓這些「社群營運分析師」開口。

「他們全都簽了一份合約，上面有嚴格的保密協定，不能跟任何人提起這份工作的內容，連家人都不能知道，」里斯維克說，在工作的地方，有保全公司確保工作者不能與外人接觸，就連受訪者的家人，也要等到紀錄片放映，才了然自己的小孩、另一半，每天離家是去做什麼。

「我們特地去找法律顧問，才知道企業雖然能夠阻止機密外洩，但不能禁止員工們分享他們的感受，」里斯維克說，讓審查員開口談感受，成為他們的目標。即使如此，拍攝團隊平均還是花上數月時間，才能與受訪者建立信任。最後收進片中的露面受訪者，還是以離職員工為主。

其實，離職員工並不難找，社群營運分析師最長的在職時間只有半年，影片中就活生生地記錄了一名員工從加入到到決定離開的心境變化。

讓他們快速離開的原因，主要是精神壓力。社群營運分析師的工作是這樣的：每一則影片、照片、貼文，都只有幾秒鐘能決定是刪除還是發布，如果花太久時間，他們的工作就無法達標。

幾秒鐘之內，這些遠在菲律賓的年輕人，必須決定敘利亞的軍機轟炸畫面是保留還是刪除？或是判斷出一張軍人帶狗審判跪地男子的照片，是恐怖分子的刑求還是美軍的不道德私刑？

「你要記得，這些人不懂伊斯蘭，也不知道敘利亞發生什麼事，他們更不知道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跟種族歧視之間的關係，但他們幾秒鐘之內，就要決定一則貼文的去留。」

里斯維克在片中舉出幾個判斷失誤的例子，並沿線尋找到貼文的使用者，以及此則貼文的「受害者」，精準點出社群網站審查內容機制的失誤。

不只是判斷上的困難，還有他們承擔的責任。這些從街上、校園裡面被招募的年輕人，只受過幾小時的訓練，卻成為阻止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的前線，「美國國土安全部提供一份清單，我們必須下架上面列的37個恐怖組織，然後刪除他們發布的內容，」一位前任審查員受訪時說，「演算法做不到這件事，但我可以，我必須要幫助人們不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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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些人來說，他們帶著類似宗教的情懷在做的，否則，他們可能做不下去，」里斯維克嘆道。

片中另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審查員，相信自己該為社交平台保護世人，「（如同）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為什麼我不為這個網路世界多承擔一些，讓更多人避開可能受到的傷害呢？」在任職數月後，她最終因承受不住創傷而辭職。「我感覺到我變成不同的人了，像病毒在身體裡滲透一樣，連我的思考方式都出現變化，」這名前任審查員說。

花了6年時間追查，自己也曾試著應徵審查員工作的里斯維克，認為自己是在說一個「新型態工傷」的故事。

審查員每一天目睹暴力、血腥、色情，有時是戰場上屍體四散的影片，有時是孩童身上滿是精液的照片，更甚者，還有自殺的直播。種種不堪的內容，組成審查員的工作日。片中受訪的員工透露，一位專門審查自殺內容的同事，在幾次申請調離工作未果後，最終以上吊自殺作結，「他選擇在筆電螢幕面前上吊，這是他想傳遞的訊息吧，」死者同事說。

「Facebook永遠都說他們是注重（員工）人權的，所以他們的確也要求這些外包單位，為員工提供心理輔導，」里斯維克解釋，但他們實地走訪之後才發現，幾乎是以一擋數百的心理輔導師，的確會對員工們付出關懷，但他們的方式是在集體集會時，問他們「大家還好嗎？」完成了解審查員心理狀態的程序。

「這是一個全新的方式來虐待勞工。過去，工傷是看得見的，但數位時代的新型態工傷、創傷，無法被看見，」里斯維克對《報導者》強調，片中的低薪勞工不只要用幾秒鐘給出矽谷菁英都沒把握的答案，還用生命付出矽谷菁英不肯掏出的成本：是這些不被看見的工傷，幫助Facebook、Google，繼續對全球廣告收入鯨吞蠶食。

10月23號，在美國眾議院的聽證會上，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回答了內容審查相關問題。

祖克柏對現況的理解，與紀錄片和眾議員的掌握明顯不同。美國民主黨眾議員凱蒂・波特（Katie Porter）問道：「Facebook的內容審核，是靠15,000個約聘者盯著謀殺、砍人、自殺跟其他可怕噁心的影片來完成的，是嗎？」這點，祖克柏回覆確認。但對低薪、心理支持不足等血汗條件，祖克柏只說，他會確保工作人員爭取該有的利益。而當眾議員問祖克柏是否願意每天花一個小時，進行Facebook內容審查工作？祖克柏兩次回覆，「為了我們社群最大利益服務，這不是我該做的事。」

「我們不是帶著揭露的心態拍這部片的，而是要讓他們（勞工）的感受被聽見，」與官方說法相較之下，影片顯露出濃濃的揭露意味，里斯維克強調，身處第一線的審查員需要被聽見，現代資訊流在這些發展中國家年輕人身上烙下的，需要被看見──當矽谷不斷強調「創造連結」的美妙，是他們在承擔資訊亂流，每天處理數億則訊息，撐起龐大廣告機器，掙那一小時1到3美元的報酬。

即使，里斯維克帶著清楚意識，訪談聚焦在審查員的感受而不是科技公司機密，但光是工作的傷害與感受，就如同揭開社交網站事業黑洞一般，這是被藏起的成本曝了光，大發利市的另一邊，科技平台沒有說的真相。

《網路監護人》並不只是要指控平台業者。片中除了有Google、Facebook前主管受訪坦承平台責任外，導演的目標，是呈現結構性因素，以人的視角，解釋這份工作為什麼持續存在。於是里斯維克團隊不只運用舊大樓、程式模擬介面，來拍攝審查員工作的畫面，記錄視角也跟著審查員們回到家裡，了解他們的家境，以及這份工作對他們的重要性。

其中，一個前審查員帶著導演進到垃圾場，和自己由木頭搭起的家，赤裸裸的揭露，在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跟城市，如此低落的勞動條件，可能還是比撿拾破爛的工作好一些。而菲律賓政府更是對這類既提供工作機會、又能打入世界頂尖科技產業鏈的外包公司張開雙手，鼓勵進駐。

《網路監護人》上映之後，除了受到獎項肯定，最讓製作團隊欣慰的是在各國引起的討論，誠實反映了各國民眾對社交網站認知的不同；不管是放映後觀眾的問答，或是各地的影評，都成為另一面鏡子，看見社交網站的角色在當代的重要性和爭議性。遺憾的是，不管是拍攝時的邀訪，到放映時的邀請與談，相關平台業者還是一律保持不回應的態度，用沉默面對曝光的黑洞。

業者無聲，但使用者討論震天價響。《網路監護人》在日內瓦、耶路撒冷、莫斯科都得獎，在德國，紀錄片、電視類型獎項都入圍，影片放映後里斯維克也隨即在德國出版書籍，回應需求，德國政府被要求加強對社交平台的施壓。在俄羅斯，人們則熱烈討論美國企業如何把持全球資訊傳遞。

如同戳洞遊戲一樣，里斯維克從審查員的處境，6年一路探進社交平台對於資訊管控的無能與無助，呈現了基層外包勞工的困難之後，里斯維克也不停自問，如果外包人力不是答案，那社交平台會用什麼方式回應？

「我擔心的是，社群平台業者會依此加強用演算法、人工智慧審查的政策，」他說，演算法長期被詬病的不透明、不受監督的特性，是否能真的成為解方，還是創造另外一個連「感受」都無法透露的不可控怪獸，把持幾十億使用者的自由？「科技業者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演算法的危險），如果，他們真的想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