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敗的龐然巨型建築物，像是廢棄工廠，佈滿鏽蝕。19歲失業的阿強，手上拿著大大小小的空瓶罐，一層層往上爬到蓄水池的頂樓，卻是一滴水也不剩。最後迫不得已，只好跑去商場大樓的公共廁所偷水。

缺水，是馬來西亞的日常。不分季節、不論貧窮富有，沒有人可以例外，三天兩頭就會碰上無水可用的麻煩。不同的是，有錢有權的人，水車在旁隨時待命；沒錢沒權的小老百姓，只能乾巴巴地等著不知何時才會出現的水車。

「他們都是陸地上的魚，都快渴死了。」擔任《分貝人生》剪接指導、金鐘獎與金馬獎最佳剪輯得主陳曉東的形容，最是貼切。許多出身馬來西亞的導演，電影作品中關於水的主題一直存在，「你可以看到蔡明亮的電影都一直在拍水，演員總是不斷在喝水或是幫枯萎的植物澆水。」

年平均降雨量達2,000～2,500毫米的馬來西亞（與台灣相當），沒有旱災，為何還會缺水？沒人知道答案。

不過，對馬來西亞人來說，太多事情沒有答案，已經沒有追問的必要。就像溫水煮青蛙，只剩下麻木。缺水，不過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一場意外車禍，奪走主角阿強妹妹的生命，找不到兇手，無處求償；沒有妹妹的出生證明，無法從醫院帶走妹妹的遺體。阿強回不到原來工作的修車廠，因為被老闆發現偷零件去賣。為了偽造妹妹出生證明，朋友建議偷車去賣，得手之後又在半路上發生撞人車禍⋯⋯。

90多分鐘的影片，說的是短短兩天發生的故事，卻讓人在螢幕前有些坐立難安。腦中不禁想起入圍今年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的突尼西亞電影《美麗與獵犬》 （Beauty and the Dogs）。場景安排同樣是緊湊地聚焦在一個晚上發生的事件，原本該提供保護的警察，成了罪惡的幫兇，甚至是罪惡本身，人民只能等著被任意宰割，想要爭取，卻永遠不得其門入。

愈是用力，鏡頭內的主角愈是陷入更幽暗的深淵；鏡頭外的觀眾，愈是按耐不住地想要逃離，不想去知道還有多少厄運等在前方。

那些都是無時無刻不在上演的生活現實，是真真實實用肉身搏鬥的生存困境。但馬來西亞人面對這一切，似乎已見怪不怪。即使有多麼荒謬，也只是默默地接受它。

「如果我一直待在馬來西亞，我也會覺得一切很正常。」若非當初陳勝吉選擇來台灣念了5年的書，或許就不會有《分貝人生》這部片。一旦拉開了與家鄉的距離，有了強烈的對照組，他開始認真看待自己國家的現實和生存困境。

金馬創投會議閉幕典禮上，在舉行頒獎之前，陳勝吉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總認為得獎絕對輪不到他。頒獎前還很輕鬆地和製片人聊起，那個誰誰誰有可能得獎。到了現場，故意站在很後面，好提早離開去吃東西，一邊惦記著隔天一大早得搭飛機回馬來西亞，爸媽交代他一定要買盒鳳梨酥，但身上卻沒帶多少現金，還在煩惱著要怎麼買時，突然之間，台上喊出陳勝吉的名字。

3年後，他完成了《分貝人生》，成為華語影壇的注目焦點。今年6月底，憑藉《分貝人生》獲得上海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最佳影片與最佳攝影獎；由中國導演賈樟柯創立的「第一屆平遙國際電影節」，入選「影展之最」單元；10月底，入選「2017新加坡國際電影節」競賽單元；11月初，入選「第48屆印度國際影展」的「主競賽單元」。

但最初，《分貝人生》並非出自陳勝吉的原創，他甚至曾一度拒絕擔任這部片的導演。真正的催生者是製片王禮霖，他擬好故事大綱，卻沒有適合的導演人選。

2013年的「BMW短片競賽」，陳勝吉憑藉《32℃深夜KK》奪得「最佳導演」、「最佳劇本」等等5項大獎。王禮霖知道，理想的導演人選就在眼前，卻被陳勝吉一口回絕。「一開始我不想拍，是因為拍電影太難了，」陳勝吉說，「不單單只是你想拍個故事那麼簡單，你還要找到對的人：對的工作人員、對的投資者、對的演員、對的團隊。」

一晃眼，便是大半年過去，導演空缺仍懸在那。為了參加金馬創投，陳勝吉沒想太多，便點頭答應掛名。怎知參加工作坊第一天，劇本被打槍，有老師甚至直截了當地說「這不用拍了」，自信心被嚴重打擊。又怎會料到，幾天之後他竟拿下了百萬首獎。陳勝吉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土地，完成第一部長片。

電子街、印刷厰、汽車廠、住宅區，毫無章法地散落在擁擠的城市土地；大片木屋區以都更為名，任由怪手橫行，後方不遠處的高樓早已等不及，一棟棟爭先恐後地竄起；作為進步象徵的高架道路，粗暴地切割整個地景。

擁擠的國民住宅，是專屬底層人民的「格子籠」，是男主角阿強和沒有出生證明的妹妹、情緒不穩定的母親三人，在城市僅有的一方立身之地。

這裡是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舊城區「富都」（Pudu），曾是早期華人的聚集地，又稱為「半山芭」，意思是「半開發」。90年代曾經風華一時，如今就像是慢慢老去的生命，只剩下老人和新移入的移工。

人蛇雜處、新舊交替的雜亂無章，是陳勝吉選定富都作為《分貝人生》電影主場景的原因。「在這樣老去的地方，一定會有新生命的誕生。但這些新生命，沒辦法一出生就可以選擇離開這個地方，非得要在這裡活了一陣子，才有能力離開。」

就像電影主角阿強，在讓人喘不過氣的無望感中，還是得奮力碰撞，尋求出口。

影片中的他總是不停地在移動。搖晃的手持攝影鏡頭，牽引著觀眾的目光，尾隨在阿強的摩托車之後四處穿梭。一如這部電影的英文片名：Shuttle Life，「每個人都是在自己的人生中不斷穿梭，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轉角會遇到什麼事情。」製片王禮霖談到當初決定英文片名的緣由時說道。

車禍事件，總是發生得莫名且突然。在馬來西亞，車禍和缺水一樣，太常發生到已經是稀鬆平常。撞後不理是常態，找警察這件理所當然的步驟，更不存在馬來西亞人的邏輯裡。找警察，就得「給好處」，靠自己才是上策，政府已沒有讓人相信的理由。

如同發生在2014年的馬航MH370失蹤事件，馬來西亞政府在全球所有人眼前，表演了一齣再寫實不過的荒謬劇。一開始說飛機是在南海消失的，所有國家大家一起幫忙找；幾天之後，又說收到的最後一封情報顯示，飛機是往印度洋方向。這讓陳勝吉很不解，「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這是小孩在玩家家酒嗎？」

這則新聞和整部電影的主題並沒有直接關聯，只不過是幾秒鐘的新聞播報畫面，卻隱藏了陳勝吉的一樁心事：為整個事件留存歷史記憶。「在馬來西亞，沒有人會想要記錄這件事，我希望記在《分貝人生》這部電影中。」

這部電影整個拍攝期只有20多天，資金和時間顯得捉襟見肘。80％的鏡頭是用手持式攝影機拍攝而成。一方面，在預算不多的情況下，與其花時間去架設複雜的軌道鏡頭、移動鏡頭，不如改用手持攝影機拍攝。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拍攝方式也比較符合主角阿強的心境，他不停地經歷一個又一個的衝擊。

或許是成長經歷使然，對陳勝吉而言，「不足」從來就不是問題。「我不是會排斥很多東西的人，因為我覺得每個創作都伴隨著一定的限制，那個限制來的時候，你就是看看你要怎樣去講這個東西，把它弄得更好。」

拿到百萬首獎回到馬來西亞之後，製片王禮霖就開始四處提案，尋找投資人。其中一家就是劉德華電影公司在馬來西亞的分公司，原本都已經簽了備忘錄，但磨合了6個月之後，因彼此對劇本走向有不同想法，最後決定不合作。直到遇見現在的投資人，15分鐘之內就決定投資，「但他只要求一件事，希望我們可以真的去幫助到貧窮的人。所以從今年1月開始，我們和非營利組織合作放映電影，或是舉辦慈善募款活動。」王禮霖說。

不過資金並不是最頭痛的問題。如果現在問劇組人員，這部片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所有人應該會異口同聲回答：電影中飾演阿強妹妹的小女孩陳彥雯，鏡頭前的她，古靈精怪的可愛表情，深邃水亮的大眼睛，在暗沈壓抑的電影基調之外，透出些許生命中難得的光亮。

當初她是陪著姊姊來試鏡，但大家發現妹妹很可愛，就讓她試試，怎知道卻是一連串「悲劇」的開始。

她才6歲，沒有演過戲。每次開拍前，她都要先哭一小時。初期排練的時候，工作人員還會去哄她，後來發現哄她完全是個錯誤。有一天大家問她，為什麼每次開拍前都要哭？「我第一次演戲，我會怕，你懂嗎？」小大人的回答，讓在場的工作人員哭笑不得。

車禍那場戲，她必須躺在地上，但無論大家如何費盡唇舌說服，她就是不肯躺在地上，因為嫌髒。無奈之下，陳勝吉和副導、第二副導、製片、選角指導，全都的人都躺在地上，跟她說沒事。但沒多久開始下起雨來，折騰了大半天，戲還是沒拍成。

「她的名字叫Angel，大家都覺得她取錯名字了，應該叫Evil。」陳勝吉笑說。當時一邊拍她，一邊找其他人選當備案，以防萬一。原本Angel要拍3天的戲，另一個接受表演訓練的9歲小女孩，10多分鐘就完成了。但最後，劇組仍決定用Angel，她自然不做作的演出，會讓人留下記憶點。

為了安撫Angel，選角指導特別另外聘一位助理處理拍片的事情，她自己則是全程照顧妹妹，還製作了一本妹妹專屬的獨家手工劇本。她跑去買了一本空白筆記本，將妹妹的台詞剪下來貼在筆記本上，自己畫插畫，貼上道具照片以及和妹妹對戲演員的照片；每個場景開拍前，她會帶著妹妹先去熟悉環境，解說劇情；每天會出功課給妹妹，像是自己喝牛奶、不要媽媽餵，和現場的工作人員打招呼、說話等等，做完就打勾，打完所有的勾勾，才開始拍戲。

拍攝時現場最難搞的是妹妹，而不是導演。煩躁的時候，陳勝吉就自己一個人走得遠遠的，不會在現場把情緒發洩出來。

他也沒有非要不可的頑固執著。「他的想法一直在變，而且變得很快，他不會執著於自己某些設定好的東西。」擔任《分貝人生》、《血觀音》、《通靈少女》、《麻醉風暴》攝影，剛獲得金鐘獎最佳攝影的陳克勤說。

在創作時是如此，對於導演這個角色也是如此。「他不眷戀電影導演這個職位，如果有話想說，不一定要拍電影，他可以寫文章，可以用其他方式呈現。電影並不是他唯一的表達媒介。」這是陳克勤最欣賞陳勝吉的一點。

2013年，拍攝短片《神算》時兩人就認識，陳勝吉是燈光師，他是攝影師。這次拍《分貝人生》決定找陳克勤合作，「因為我需要一個可以跟我討論，而不只是按著指示去做的攝影。」開拍前一個月，陳克勤便提前飛到馬來西亞，住在劇組辦公室的樓上。所有場景陳克勤都跟著去了兩次以上，一起和陳勝吉模擬演員會如何走位。

「我不喜歡一個人，自己一個人太有盲點了。」陳勝吉是這樣看待自己的工作。

當然，他仍有自己的堅持，就如同陳曉東老師形容他是一個「控制狂」，非得要劇本完成後，才開始拍攝，「絕對不會發生邊拍攝編寫劇本」。只是，在堅持之外，他也願意打開自己，讓其他意見進來。

電影從原本的120分鐘濃縮成最後定案的90多分鐘版本，是他和陳曉東討論的成果。當時《分貝人生》已經在馬來西亞花費幾個月剪接完成。某天，陳曉東意外接到電話，希望可以再幫忙修剪新的版本。後來製片跟陳曉東聯絡，他才知道這部片的導演竟是那位10年前，沒上過他在台藝大的課，卻抱著自己的畢業作品主動找上門請他幫忙的陳勝吉。

「當時看到的版本，每個鏡頭都很長、很完整，但是角色的情緒不是很連貫。」陳曉東第一次看到影片時，當下的想法是，每個鏡頭按部就班、符合時間邏輯地完整交代角色的行程，卻缺乏足夠的張力。「你會很冷靜地看到這個男生一直在移動，但是很規律地移動。當他遇到什麼樣困難的時候，就應該集中處理人物的情緒，而不用管它是發生在白天或晚上。」

陳曉東花費了一個月的時間，重新剪了一個版本。幾天後陳勝吉立刻從馬來西亞飛到台灣，又再花了3星期的時間修改，最後定案。

透過《分貝人生》，終於完成陳勝吉一直惦記著的一件事。

「它可能看起來不是很厲害的一部片子，但就是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事情，我只是想告訴來看電影的人，我成長的土地就是很真實的長這個樣子。」馬來西亞很少寫實電影，當地發生的事情，也沒有人願意拍下來。陳勝吉只想證明，馬來西亞不只有好萊塢電影，不是只有商業電影。

「他用不花俏的方式，很誠實地把他的觀察透過鏡頭給我們看，讓我們知道這就是他們真正的現實。藉由他的電影，我們認識了這個社會，而且可以感同身受。」

聽完陳曉東老師對這部片的評語，想起了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在《雕刻時光》書中曾寫道：「人之所以走進電影院，往往因為渴望時間──為了失去或錯過的時光，為了未曾擁有過的時光。人為了生活經驗走進電影院⋯⋯在真正的電影中，觀眾不僅是觀眾，也是見證者。」

當然，電影作品永遠都是在未完成狀態，我們總是經過時間的沈澱之後，發現還有更多還可以更好的可能。「這是他的第一部長片，他還沒有成功到，把主角逼到極致。你只有更誠實、更殘忍，讓我們感受到完完全全的痛。」這是陳曉東對他得更深一層期許。

今年陳勝吉再度入圍金馬創投，繼續在自己的土地上，說著自己最熟悉的故事。「回家吧，一起回家吧⋯⋯」電影片尾，妹妹稚氣的歌聲唱著馬來童謠，期盼的雨水終於來了。但對於馬來西亞社會底層人民，對於MH37失蹤乘客的家人，什麼時候才能等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