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5日，我突然間收到許多朋友來訊轉貼法文與英文的報導，標題上寫著「《浩劫》（Shoah）法國名導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享年92歲」。

這則消息令我百感交集，回想起我在策劃2014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時，他已屆88歲高齡應邀來台擔任評審的回憶。

2014年TIDF的「記錄X記憶：訪談（Documemory: Interview）」單元由活動統籌吳凡策劃，企圖討論記錄片中「記憶」與「真實」的關係，該年以紀錄片中常見的創作手法──訪談，作為切入點。片單中挑選了朗茲曼的兩部作品，其一是被喻為影史最偉大的紀錄片《浩劫》（Shoah，1985），其二為續作《浩劫：未竟審判》（The Last of the Unjust，2013）。

朗茲曼出生於1925年，在一個東歐移民法國的猶太家庭裡長大，二次大戰期間積極參與地下抗德工作。他在1950年代與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與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成為戰友，並曾與西蒙波娃有過一段同居戀情。1986年起接任《現代》雜誌（Les Temps Modernes）總編輯，是重要的知識分子。他從1970年開始拍攝紀錄片，所有影片關注納粹大屠殺的真相與其對後世的影響。除了曾獲得法國政府頒發榮譽軍團勳章、柏林國際影展的榮譽金熊獎，其代表作《浩劫》更多次在各種國際票選中，寫入史上最偉大紀錄片之列。

當時影展正在策劃階段，同事們半開玩笑地說：「要不，我們邀請朗茲曼來台吧！」我心想，這超重量級又年事已高的傳奇導演，不可能來吧！但又不想直接回絕同事們的期待，我上網查看了他近年出席公開活動的照片，確定他的氣色和談話狀況都不錯後，硬著頭皮寄送了邀請電郵。

幾天之後，我收到朗茲曼的正面回覆，他非常樂意來台，辦公室一陣歡呼，我則還是難以置信，接著回到現實：一位88歲的老人，要怎麼忍受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TIDF真的有能力可以接待他嗎？

我與他陸續通了幾封信，也通了電話，確定來台行程等許多條件和細節。他因健康問題，必須乘坐商務艙，法國在台協會得知消息後馬上接手聯繫。我們原建議他搭乘巴黎─台北的長榮直飛航班，他卻堅持要搭法國航空，還因此必須在阿姆斯特丹機場轉機，我們即告知航空公司，一定要準備好輪椅接送。

於此同時，同事們正在進行影片字幕的審譯工作，面對長達566分鐘的《浩劫》，是最艱鉅的工作。這部鉅作完成於1985年，原名Shoah是希伯來文「浩劫」的意思，朗茲曼自1974年開始拍攝，四處尋找納粹大屠殺集中營的生還者，並採訪他們。他共走訪14個國家，拍下了350小時的素材，耗費11年時間才製作完成。

在TIDF試片時，我又看了一次《浩劫》。在納粹大屠殺發生的40年後，朗茲曼仿彿邀請觀眾，與他一起再度搭上這班死亡列車，走上一趟不停追訪倖存者、證人與屠殺者的旅程。影片看似單純，就是這樣一位接著一位，一位再接著一位，透過採訪，主角們講述自己在集中營的回憶與經驗，而鏡頭則總是鎖定在臉部，伴隨著一字一句的宛如證言般的訪談，是所有主角的眼神和表情。

但影片卻也同時異常複雜，因為朗茲曼斷然地拒絕使用資料影片，他認為猶太浩劫本身無法言說，無法解釋，無法以影像再現，《浩劫》的主題是死亡而非倖存，因為死者亦無法為死者發聲。他也說：「我並非記錄了影片之前就存在的事實，我必須創造那個事實。」

朗茲曼以受訪者西蒙．斯瑞伯尼克（Simon Srebnik）拉開影片序幕，這位從波蘭集中營死裡逃生的猶太人搭著小船哼著歌，回到當年發生慘劇的地方，臉色一沉地說：「人們是不可能講述這件事的，更沒有人能再現這裡發生過的事，絕對不可能！更何況不會有人能體會。而我自己⋯⋯我很難相信自己現在站在這裡。不！我無法相信。」

做為導演，朗茲曼也透過許多安排，企圖引導出「真實」。片中最被議論的一段，是理髮師博巴（Abraham Bomba）的橋段，他曾在「特務單位」為即將步入毒氣室的人進行最後一次理髮工作，在片中，他一邊理髮，一邊講述著過去經驗而瀕臨崩潰。而事實上，博巴早已不再執業，這個「理髮場景」，是朗茲曼租來經過佈置而成的，顧客也都是臨時演員。

以朗茲曼自己的話來說，《浩劫》不是傳統紀錄片，而是「真實的虛構（a fiction of the real）」，他寧願冒著在拍攝倫理與道德上的風險，去達成他理想中的歷史意義與使命，如他所說：「《浩劫》的緣起完全無關於記憶，反倒是那些揮之不去卻又無法追憶的部分⋯⋯在片中，那些無法追憶的才能召喚、才能標誌時間。」

《浩劫》之所以偉大，不只在於主題與深度，還有面對人類浩劫與真相缺失時，所進行的影像辯證與思考。影片於1985年推出後在全世界引起極大迴響，許多國家的總統親臨放映指定觀看，在這數十年間也不斷重新播映，甚至再次上映，影響無數觀眾，奠定了朗茲曼的崇高地位。

這一趟「從早看到晚」的《浩劫》之旅，帶觀眾走入歷史的黑暗之心，重新創造了一個意志世界，絕對是畢生難忘的觀影經驗，但那更接近一種凌虐式的精神煉獄，我依然記得離開戲院後，身體湧出的那股強烈不適感，噁心想吐，那些從地獄回來的人們面容，會深深烙印在腦海裡。

距離拍攝《浩劫》時隔38年後，2013年坎城影展上，朗茲曼帶著新片《浩劫：未竟審判》參加首映。影片運用了在《浩劫》時就拍攝的素材，包括1975年，朗茲曼在羅馬訪問了世上僅存的納粹時期猶太長老穆莫史坦（Benjamin Murmelstein），但當時因還有疑慮而沒有放入《浩劫》中。而朗茲曼87歲時，決心再重訪此地，為納粹迫害猶太人及「最終解決方案」留下證言，放入《浩劫：未竟審判》裡。

朗茲曼說：「我不太確定這部片是否還會引起許多爭議，畢竟事實已在眼前，我們都知道兇手是誰，而非是猶太同胞迫害自家人。藉由這部片，我相信穆莫史坦會得到更多的理解、同情，也希望那些迫害者可以冷靜下來，我如此期待著。」出席坎城影展時，他對影片侃侃而談，其動態成為我當時決定是否邀請他來台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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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在飯店大廳準備迎接朗茲曼，心情忐忑。電梯開門後，他在接待人員的攙扶下準備check in，我走上前向他介紹我就是策展人，謝謝你願意前來。大塊頭的他，像是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有辦法對我說：「這趟飛行真的好遠好久，我真的好累。」然後坐在沙發上喘氣休息。

眼前的他顯然非常疲勞，我們趕緊幫他提行李進入房間休息。累癱了的朗茲曼要我們幫他整理行李、協助換衣物，這才發現，偌重的兩個行李箱中，除了衣物之外，有一半是書，另一半是藥。接著他進入沉沉的睡眠，我與接待則在房間安靜地等待他醒來。

接下來的3天，他因時差而顯得昏昏沉沉，情緒起伏也很大。我因影展已開幕無法一直待在他身邊，只好請會法文的國際連絡也加入接待行列。換句話說，總共有兩位會法文的男生隨侍在旁，照顧生活起居，但朗茲曼常提出接待無法回應和略帶無理的要求，然後生氣地咆嘯一句：「打電話給策展人！」

想當然，他太高估自己的體力和精神狀態了（我們也是），忙碌的評審工作加上座談行程，根本難以負荷，導致進度嚴重落後，最後只得壓縮時間努力追趕。但同時他也不甘寂寞，仍想參加影展酒會等其他活動，記得當時太晚抵達酒會的他，因無法久站而坐在輪椅上，落寞地看著人群散去，我與接待陪他在五星級酒店，點了一客牛肉漢堡與紅酒，然後吃了一根香蕉作為該日的句點（香蕉通常都是每日句點），才心滿意足回到飯店準備休息。

其中一天，我們安排他在《浩劫：未竟審判》結束後，進行一小時延伸座談，但朗茲曼直到座談開始前的15分鐘，仍在床上熟睡。我匆忙趕到飯店與接待進入房間將他搖醒，幫忙換裝整理，安排搭車動線。

等計程車抵達地點，他的雙手搭在我與接待的肩膀上、緩慢地走往影廳時，座談早已開始了約10分鐘，主持人們正以介紹影片的方式拖延時間。當我們步入戲院的那一刻，觀眾們響起極大的掌聲，朗茲曼上台後竟神采奕奕開始暢談，我與接待則累癱地蹲在戲院一角，他甚至希望座談時間可以拉長，非常享受與影迷的互動。

但就在此時，有位觀眾問到，《浩劫》是在講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那他又怎麼看待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迫害？突然間朗茲曼臉色一變，拒絕回答這個問題，並說這對他是一種汙辱，隨即馬上結束座談。朗茲曼當時的反應，讓我想起歐洲有評論者批評他的作品總以猶太主義為中心，並長期接受以色列政府的資助，還明指他選擇性的偏袒部分事實，一味地捍衛以色列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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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在TIDF的日子，朗茲曼與接待爭吵，也與接待交心，交涉情況時好時壞。他每餐一定要在好餐廳吃美食、喝好酒，並絲毫不隱藏的自己的任性與蠻橫，當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就會發怒（譬如按摩師手藝不合他意），以不堪入耳的字眼辱罵，常使工作人員精神壓力極大。

他總共在TIDF待滿10天，是停留時間最長的外賓，每天我都會向工作人員確認他的狀況後才能入睡。而在各種接待狀況不斷後，我一邊看著他不便的身軀和漠然的臉龐，一邊深思，似乎才逐漸明白，我們（影展以及接待人員）好像成為了他那強旺又頑固性格的遊戲對手／發洩對象，彼此在精神上進行較勁和搏鬥。到最後，我們累了，他也軟化了，互相折磨的結果竟是彼此認同，然後成為朋友。我不禁想著，難道這就是他創作之所以強悍有力的原因嗎？

他離開台灣之前，我到飯店與他告別，再次向他致謝，他也謝謝我們所做的一切。搭上接駁車後，他拉下車窗，用厚實的手掌輕撫我的臉龐與我道別，並說歡迎我去巴黎找他。當下我的感受複雜錯亂，接待的重擔雖因此解脫放下，但仍很不解這10天所發生的美好與衝突所為何來，一切都是如此直接而強烈。

這個月初接到朗茲曼的死訊，我閱讀了許多相關報導。7月12日他的葬禮在拿破崙墓的所在地「巴黎榮軍院」舉行，棺木以國旗覆蓋，法國總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出席致詞：「《浩劫》是一部反映罕見罪行的罕見作品，是反抗的呐喊，是拒絕遺忘，這部影片是一座『眼淚與真相的豐碑』。」

另一則報導則提到，朗茲曼年僅23歲的兒子Felix，在2017年1月死於癌症，他的妻子表示這對朗茲曼是很大的打擊，走不出喪子的傷痛，不然應該可以活到百歲。

朗茲曼當時為兒子撰寫的訃文中，引用了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詩《告別》（L'adieu）：

我摘下這朵石楠花 秋天過了請你銘記 我們在今生已難再相見 這朵石楠時節餘香 請你銘記我會等你

我開始想像他那強人性格之於日常生活，之於孩子、妻子、家庭是否會有不同的人格面向？並在信箱中搜尋他的郵件地址，重讀曾與他來往的通信紀錄，寫下這篇4年前他來台灣時，短暫相處的點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