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席捲全球至今已近2年，從不知所措、隔離與封城，到迅速研發、生產與接種疫苗，在穿透國界的病毒面前，世界各國逐漸從最初的陌生恐懼，如今努力防疫與之共存。然而，在歐洲的義大利──新冠病毒從中國武漢傳出後首個全球大流行的重災區──仍有一群公民，無法遺忘疫情留下的傷痕。
在義大利疫情最嚴重的貝加莫省，一群親人染疫身亡的家屬從去年4月開始在Facebook集結，以「我們要控訴」（NOI Denunceremo）為名成立社團，希望公開檢討政府防疫措施的不力，進而促使地方檢察官開啟調查，檢視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過失罪責。這股咎責的力量後來衍生為「心平氣和，永遠團結」（Sereni e sempre uniti），共有500位COVID-19死者遺屬向政府發起民事訴訟，7月8日羅馬地方法院首次開庭審理。
旅居義大利多年的媒體工作者鄭傑憶親訪多位在疫情高峰時親人染疫去世的家屬、前醫院院長，以及帶領集體訴訟的律師等關鍵人士，第一手還原病毒在義大利最富裕的北部倫巴底（Lombardy）大區失控的原因。
為了防疫，法庭不對外開放，從南北各地趕來的家屬集聚在羅馬地方法院前。律師羅卡笛（Consuelo Locati）一頭紅髮，蹬著三吋黑色鑲金邊高跟涼鞋，身穿細肩帶小洋裝裹著披肩，她講起話來猶如開庭般，抑揚頓挫條理分明。
「為什麼死這麼多人？為何沒有口罩、沒有呼吸器、沒有氧氣筒？為何連叫一輛救護車都這麼難？理當保護人民生命與健康的政府，究竟犯下哪些錯誤？」羅卡笛丟出一連串的疑問，「我們想要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是一場有關記憶與紀錄的戰爭，我們要逼迫政府公開所有的檔案，把決策過程攤在陽光下，為那些死得毫無尊嚴的亡者，爭取他們應有的尊嚴。」
她相信，司法調查是讓真相水落石出的工具。一年多來，她放下所有工作，全心投入COVID-19亡者遺屬的官司。
羅卡笛居住的貝加莫省（Bergamo）位在北部的倫巴底（Lombardy）大區，是義大利第一波疫情最嚴重的地方，這個鄰近米蘭的工商重鎮約有110萬居民，根據官方統計，去年（2020）3、4月有將近3,000人因COVID-19離世。然而，疫情剛爆發時，手忙腳亂的政府採檢數能量不足，許多在家、在養老院去世的疑似病例未經確診，死亡數字被嚴重低估。
一講起父親，羅卡笛慷慨激昂的語氣頓時軟化；她父親的死，也是驚人統計下的一個數字。
去年春天，COVID-19疫情席捲義大利，羅卡笛和家人無一倖免，病毒最終奪走她父親的性命。她失去味覺與嗅覺，全身痠痛到骨子裡去，但身為長女仍一手張羅父親就醫，看著他上救護車的背影，她明白，再也見不到他了。「問題是，我媽媽無法眼睜睜看著丈夫在家窒息而死。在醫院，我爸爸還有一絲機會得到治療。」
把病重的家人送往醫院，可能天人永隔；在家治療，可能缺氧而死。這個天人交戰的抉擇與後果，至今仍折磨著羅卡笛，也是許多COVID-19失親者揮不去的遺憾與問號。父親過世後，她在Facebook社群裡，發現了成千上萬與她一樣傷心、困惑與憤怒的義大利人。
他們在宣洩情緒或是互相取暖之外，更希望的是採取具體行動。難纏的COVID-19在全球造成超過500萬人死亡，但羅卡笛認為，義大利有超過13萬人因疫情離世——全歐洲死亡人數第二高，僅位居英國之後，主要原因是政治運作失靈，若有更完善的準備與適切的應對，很多人可以倖存。
去年4月，貝加莫的檢察官根據過失導致流行疾病蔓延的刑法罪行，立案調查政府在COVID-19疫情的責任；隨後羅卡笛與幾位律師幫50多位遺屬向法院遞狀，協助檢察官獲得第一手的證詞。律師團接著代表500多位來自南北各地的遺屬提起民事訴訟，指控政府的疏失與不作為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拾，讓他們的親人因缺少醫療而喪生，並求償1億歐元（約新台幣32億元）。除了總理府與衛生部，義大利的健保由各大區政府掌管；由於倫巴底大區在第一波與第二波疫情最嚴重，該大區政府也列為被告。兩千多頁的民事訴狀洋洋灑灑，一一細數政府的怠忽職守。
時間回到去年COVID-19全球大流行前夕，當中國武漢傳出原因不明的非典型肺炎疫情，義大利政府並非毫無作為。
兩名來自湖北的遊客2020年1月31日在羅馬確診後，政府即大動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停飛與中國的直航班機。但決策過程倉促草率，不僅惹得北京不開心，也因為沒有釐清複雜的兩岸關係，進而牽連到台灣的航班。然而，中國遊客繼續經轉機進入義大利，而且不需隔離檢疫。
當時，一名在武漢的義大利交換學生發燒，無法搭上包機返國，外交部長高調派出軍機接他回家。2月15日，這名學生躺在隔離病床上抵達羅馬，隨行的衛生部副部長、多位專家猶如身處生化戰，全身重裝備，口罩、手套、防護鏡、隔離衣一應齊全。返回義大利後，這名學生COVID-19檢測結果為陰性，政府大費周章彷彿白忙一場，但耗資15萬歐元（約新台幣500萬元）的跨國運送病患大戲，讓多數民眾與醫師都以為政府做好萬全的防疫措施。
2月15日，從武漢返回的這位17歲學生住進羅馬醫院隔離時，83歲的奧蘭帝（Alfredo Orlandi）在呼吸困難、高燒兩天後，住進位在貝加莫小鎮阿爾札諾（Alzano Lombardo）的醫院。X光片顯示，奧蘭帝得了肺炎，他年事已高但身子還挺硬朗，一開始醫生相當樂觀，但治療幾天後病情沒有起色，露出非典型肺炎的不祥徵兆。
2月23日是個晴空萬里的星期天，也是嘉年華遊行的日子，陽光普照像在迎接春神的腳步。可是，許多鄉鎮擔憂疫情取消了慶祝活動，預演了未來幾個月肅殺的寂靜；阿爾札諾醫院則接到晴天霹靂的消息──檢測的4名病患全是陽性。病毒已經來到貝加莫省，而且開始奪命，拉維里在23日撒手人寰，是貝加莫省的第一位COVID-19死者，埋伏多時的病毒露出猙獰的面目，在生機盎然的春天展開無聲的殺戮。
當武漢在2020年1月23日封城，向全世界發出嚴峻的疫情警訊時，義大利衛生部卻在1月27日修改指南，只針對「有中國旅行史」或是有接觸史的疑似病例採檢，科多陽「一號病人」與阿爾札諾醫院的4名患者都不符合條件，兩地醫師皆違反當時的政府規範，決定對病人進行採檢，猶如「公民不服從」行動。
「1月22日的衛生部指南規定，任何無法歸咎病因的肺炎患者都是採檢對象，27日的新指南卻限縮範圍，我們花了一個多月找跟中國有關的病患，結果發現的病患都和中國無關，讓醫師錯過檢測疑似病例的機會，」擔任阿爾札諾醫院院長超過20年的馬竹里（Giuseppe Marzulli）認為，這是致命的決策錯誤。
衛生部與掌管健保大權的各大區政府在1月底開會，倫巴底大區因為沒有足夠的拭子與試劑，施壓限縮檢測範圍，即使大規模檢測，有1,100多萬人口的倫巴底，只有3家實驗室經過驗證能夠進行分析。馬竹里說：「一開始病例數暴增時，要等上48小時才有結果。」
「一號病人」確診後，衛生部不再要求受檢者要有中國旅行史，但規定僅採檢有症狀者。「這是致命的連環錯誤，」馬竹里沙啞的聲音像是緊繃的絃，「發現病患染上COVID-19之後，我們全院採檢，發現一些同事呈現陽性，但沒有任何症狀。和SARS不一樣，COVID-19的感染者就算沒有症狀也會傳染，只檢測有症狀者是荒謬的決定。」
發現「一號病人」隔天，與倫巴底大區緊鄰、首府是威尼斯的威內托大區（Veneto），也出現COVID-19病例。去年1月，威內托聽取病毒學家克里森堤（Andrea Crisanti）的建議，採買大批拭子、擴大驗證實驗室，還規劃了試劑的生產、採檢的流程。發現病毒來襲後，威內托立刻封鎖小鎮，並違反衛生部規定，對3,000多位居民普篩，克里森堤去年參與的一項研究，去年6月30日發表在《自然》（Nature）期刊，發現超過40％的COVID-19帶原者無症狀。
衛生部一度警告，違反規定的採檢成本與確診者健保不給付，但兩個北部大區不同的防疫措施有著天壤之別的結果：倫巴底2020年3月的死亡人數較前5年平均值暴增了186.5%，威內托則增加24.3％。
曾擔任貝加莫首府的若望二十三世醫院院長、國際腎臟科權威雷慕齊（Giuseppe Remuzzi）在去年夏天的研究顯示，38.5％的貝加莫成人感染了COVID-19，並推估在第一波疫情有超過9成的感染者沒被追蹤到，貝加莫在第二波的疫情輕微可能是因為許多人有了抗體。但倫巴底大區政府依舊沒有準備好，北部鄰近瑞士的科夢省（Como）與瓦雷澤省（Varese）在去年秋、冬重演了醫療緊繃、死亡人數飆升的悲劇。
確定COVID-19已然入侵阿爾札諾醫院，馬竹里下令禁止人員進出，但封院茲事體大，需要倫巴底大區政府拍板定案；在指示醫護人員張羅病人，並擬出接觸者清單後，他前往與大區政府的官員開會。經過一番爭執，大區政府要求馬竹里立刻重新開門，所持的理由很簡單：病毒已擴散開來，若醫院發現病例就要求封院，倫巴底大半的醫院將要關門。當率先確診「一號病人」的科多陽醫院依舊關閉、專業清潔公司仍在使用機器人進行全院的消毒之際，阿爾札諾醫院在短短的幾小時內，只由院內清潔人員消毒；關閉一個下午後重新開放，醫護人員像往常般工作，繼續收治病人，探病的家屬絡繹不絕。
醫院成了病毒的溫床，COVID-19像是衝破防疫網的鯊魚，在貝加莫為所欲為，但採檢能量不足，阿爾札諾醫院最初只有14個拭子，大區像是擠牙膏般每天送來幾十個，倫巴底政府要求病患必須在急診室等待檢驗結果。馬竹里解釋，「他們得待在這裡兩天，但和住院區不同，急診室並不供應餐點。更何況，在這期間他們無法隔離，最嚴重的時候，急診室擺了20張推床。」在多次抗議後，大區政府在一週後才協助轉移病患，騰出新的病房進行隔離。
第一波院內的篩檢花了一週才完成，星星之火已經燎原：140名住院病患中，34人感染，400多名醫護人員中，有60人感染，包括馬竹里，「如果倫巴底大區的醫院都跟阿爾札諾一樣，『公民不服從』檢驗疑似患者，都會發現COVID-19病毒已經無所不在了。」
馬竹里的揣測並非無中生有。本土「一號病人」確診後，大區政府的疫調顯示感染者分布範圍廣大，例如科多陽農技學校的學生把病毒帶到200公里外的泰林納山谷（Valtellina）。大區政府不願意封鎖阿爾札諾醫院的另一個理由是，首先確診的4名病患中，有2名住院多日，例如2月15日入院的奧蘭帝，而第一位死者拉維里在2月5日到19日間就曾經住院，出院時有劇咳的症狀，病毒很可能在院內傳播多時，並擴散到院外。一名大區官員形容，「牛已經跑出牛棚，關上閘門也沒用了。」
檢察官的調查發現了更令人不安的事實，在阿爾札諾醫院確認病患染疫的前一天，位在貝加莫首府的若望二十三世醫院驗出兩位病人呈COVID-19陽性，但風聲絲毫沒有走漏，其中一位患者與家屬還被施壓不要張揚。如果只有一個病例，也許是單一個案；但如果有兩個病例，意謂著傳染病爆發。馬竹里說，「他們可能是擔憂引發恐慌，但若是刻意隱瞞，沒有通報、進行疫調防堵，這就不只是『過失』導致疫情擴散，而是蓄意讓疫情擴散，罪加一等。」
馬竹里一開始默默承受淪為眾矢之的，但貝加莫的悲慘實情很可能是發生在新聞標題之外，阿爾札諾醫院僅是被推出來祭旗，他決定提前退休，站出來跟控告政府的遺屬站在一起。檢察官調查的通聯紀錄顯示，大區政府施壓醫護人員保持緘默，在3月初通知，沒有大區政府核准，不得接受媒體採訪。
「留在位置上，得悶不吭聲，但只有我們在醫院的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選擇說真話。許多醫師和護士也是受害者，我的醫院有3人不幸去世，許多人病重，」馬竹里重複了幾次他的控訴，「我在意的不是政府犯錯，我在意的是，他們掩飾過錯。義大利是民主國家不是獨裁國家，我們不能放縱這樣的行為。」
阿爾札諾醫院沒有及時清院或封院，是遺屬控訴的第一個罪狀。但馬竹里從後見之明回想，不只醫院該關閉，整個阿爾札諾與比鄰的連博諾鎮（Nembro）都要封鎖──阿爾札諾最早確診的4名病患中，有3名就來自連博諾鎮。
「阿爾札諾醫院一下子發現了4名病人，主管的倫巴底政府沒有封院，阿爾札諾鎮和連博諾鎮也從未被劃為紅區，」羅卡笛強調，「根據2月23日的行政命令，連鎮長都可以要求封鎖，但鎮長沒有做，大區政府沒有做、中央政府也沒有做，這是明顯的政府不作為。」
律師出身的倫巴底大區主席方塔納（Attilio Fontana）受訪時表示，設置紅區是中央政府的權限，因為他無權調度警察或軍人防守封鎖區域。然而，到去年6月為止，有9個大區政府下令設置了116個紅區，然後向中央申請警力協助。
疫情爆發的半年前，孔堤的聯合內閣才經過倒閣、重新組閣的政治風波，試圖扳倒他的極右派聯盟黨（Lega）淪為在野黨，但仍牢牢掌控義大利的經濟心臟──倫巴底大區，防疫措施成為大區政府與中央政府角力的競技場，雙方明爭暗鬥相互推諉。在確診「一號病人」並劃定科多陽等鄉鎮為紅區後，義大利成為「歐洲病夫」的報導蜂擁而出，許多人更怕生計受挫，而不是病毒威脅。
作風民粹的聯盟黨主席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直言反對中央政府愈趨嚴格的防疫措施，「不能讓孔堤把義大利變成歐洲的『傳染病檢疫中心（lazzaretto）』，既然現在的中央政府無能應對緊急狀態，我們已經準備好提前選舉，接掌國家。」
比起科多陽所在的洛迪省（Lodi）以農業見長，緊鄰米蘭的貝加莫省是工商重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靠著紡織、造紙、水泥等產業成為經濟的火車頭之一，當新興國家崛起，一些歐洲產業相繼沒落、城鎮蕭條，貝加莫卻順利往高附加價值的精密機械、航太等產業轉型，近年來成為廉價航空的北義大利基地，旅遊業也是欣欣向榮。病毒步步進逼，但勤奮的貝加莫人放不下興旺的經濟活動，當地工業總會在網路上發布〈奔跑中的貝加莫〉影片，安撫世界各地的客戶。全國三大工會和農牧協會一樣擔憂經濟心臟休克，勞方與資方在2月27日共同發表聲明表示，「經過幾天的緊急情況，必須找到均衡點，僅快回復常態。」
然而，病毒也從不停擺，病毒也在奔跑，所謂的常態已經一去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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