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媒體類比中國經驗，描述義大利是第一個封城的西方國家。這裡的餐廳和咖啡館空無一人，博物館和公園大門深鎖，但公司仍在營業，工廠仍在運轉，貨車在空蕩蕩的馬路上來來回回，成千上萬的勞工繼續上班，直到3月23日才全面停工。

代表500名染疫身亡者親屬向政府提出民事訴訟的律師羅卡笛（Consuelo Locati）說，「一切都太遲了，政府的反應遠遠落在病毒之後。即使在3月5日真的把阿爾札諾鎮和連博諾鎮劃為紅區，也太遲了。不只得病，許多人在垂死掙扎，來不及到醫院就死去。」

病患排山倒海而來，加護病床不夠、呼吸器不足、氧氣筒不敷使用，醫護人員疲於奔命。義大利麻醉與重症醫學會（Società Italiana di Anestesia Analgesia Rianimazione e Terapia Intensiva, SIAARTI）在3月6日發表一份建議書，指出COVID-19疫情造成既有資源與需求極端不均衡，必須建立使用加護醫療資源的規則，也就是搶救病患與否的抉擇標準。

建議書指出，「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規定進入加護病房的病患年齡，把資源留給最有希望存活，以及平均餘命較長的患者。」這項建議引發激烈的討論，在「資源效益最大化」的理性分析下，以搶救最多病患為考量，卻是對老弱者的殘忍。倫巴底政府在3月30日要求養老院若發現75歲以上的長者COVID-19檢測結果為陽性，或有疑似症狀，「就地在養老院治療，不要送往醫院。」進一步剝奪長者就醫的權利。

卡希拉吉（Paolo Casiraghi）是參與民事訴訟的遺屬之一，他去年春天一個月內失去3位親人：岳父、岳母與爸爸；他的妻子是獨生女，一下子從父母呵護的掌上明珠成為孤女。岳父發病兩週、兩次在家昏厥後，才被送進醫院。卡希拉吉說，「前兩次救護車來了，但建議我們讓岳父在家治療，因為醫院人滿為患。最後一次，等了三個多小時，救護車才來。」岳父入院後，岳母隨即發病，也接著入院，「我們希望送進同一家醫院，但貝加莫病床全滿了，最後她被送到米蘭的醫院。」

岳父與岳母在一週內相繼離世，不到一個月後，卡希拉吉的父親也命喪COVID-19。身為一家之主，他不曾對妻子、兒子透露心中的懊悔，但擔任跨國公司業務經理的他經常在高速公路上南北奔波，有時悲從中來，「我停在路肩，自己一個人哭一哭。我後悔，也許不該把他們送進醫院，也許家裡該準備好血氧機，也許我該堅持要醫生開消炎藥而不是退燒藥。」

倫巴底大區是義大利最富裕的區域，為何淪落到醫療資源匱乏，迫使家人、醫護人員必須面對艱難的倫理抉擇？

歐債危機在2011年波及義大利，中央政府債台高築，被迫推行撙節政策，在過去10年大砍370億歐元的健保資金。當其他大區的健保資源日漸緊縮，倫巴底大區的醫療經費逆勢成長了11％，然而資金集中在綜合醫院以及追求卓越的頂尖醫療。倫巴底大區在1985年率先成立的預防醫學部門曾經是全國典範，可是近年來不只縮編一半，負責分析的實驗室也從15家驟降到只有3家。

為人詬病的還有，倫巴底大區把大筆的健保資金挹注在私立醫療機構。貝加莫醫師協會主席馬里諾尼（Guido Marinoni）也是全國醫師協會委員、中央衛生部與大區衛福局的顧問，他同意倫巴底近年來的確偏愛私立醫院，但問題不在於產權私有，而是大區政府無心管理，甚至屈從於醫療資本家的遊說，「舉例來說，允許私人院所經營高利潤的心血管科，卻沒有要求他們承擔利潤微薄的老人臨終醫療。」

家庭醫師不屬於公務員體系，危急時刻一切靠自己。最讓他們心寒的是，中央政府、大區政府沒幫忙張羅口罩、手套等防護器材，當他們透過關係從中國搶購到口罩時，到了義大利海關卻被中央政府攔截。馬里諾尼表示，「他們說，全部由民防部統籌分配，但分給了醫院、急救人員、警察，沒有給家庭醫師。」家庭醫師赤手空拳上戰場，讓自己暴露在風險中，也成為傳播者，光是貝加莫省有21位家庭醫生病逝，四分之一染疫，包括馬里諾尼。然而，省健保局對第一線戰士的犧牲沒有絲毫哀悼，還曾經考慮控告家庭醫師失職。

阿爾札諾醫院院長馬竹里（Giuseppe Marzulli）認為，公、私立醫院之爭是意識形態的政治論辯，並非倫巴底醫療體系在疫情下潰不成軍的主要病灶，他說，「身為公立醫院院長，我樂見大區政府提供了醫療機構更多資源，但作為預防醫學基礎的家庭醫師體系卻像灰姑娘，預算捉襟見肘。」更嚴重的是，2015年的大區健保改革肢解了組織，預防醫學組在健保局，但人力分散在各地的地方衛生單位。「彷彿將軍與士兵分屬不同部隊，將軍沒有直屬的士兵，COVID-19疫情猶如戰爭，但將軍下了指令，沒有士兵可以調度、執行。」

貝加莫省健保局長在去年4月染疫後陣前換將，疫情肆虐下，分崩離析的基層醫療摧枯拉朽，紊亂的指示讓醫護人員和平民百姓都無所適從。幾位受訪的醫師也自我檢討，義大利數十年來沒有傳染病大流行，讓他們低估了COVID-19的威脅。雷穆齊表示，雖然中國政府的疫情資訊不夠透明，但醫學期刊《刺胳針》（Lancet）在2020年1月24日刊出中國研究人員的論文，描述COVID-19的症狀、病情惡化後的高致死率等，「但西方的醫學界，包括我，都因為西方的自負而輕忽了這份研究，如果我們當時馬上著手準備，不致於在疫情爆發時手忙腳亂。」

麵包師傅馬佐拉（Salvatore Mazzola）是另一位參與民事訴訟的遺屬，他有著西西里人的濃密眉毛和黑眼珠，戴著無框眼鏡，一派斯文更像個小學老師。說起父親的死，一切依稀歷歷在目，日期、病況他記得一清二楚。馬佐拉在疫情震央──連博諾小鎮經營麵包店，去年2月中，先是兩個年幼的小孩咳嗽不止，後來輪到他的太太和媽媽咳嗽、失去味覺和嗅覺。小孩、太太與媽媽復原後，馬佐拉的父親朱賽佩在3月9日開始發燒、腹瀉，連吃一週的退燒藥仍無濟於事。3月17日，義大利全國封鎖中，倫巴底的醫療體系搖搖欲墜，規定有任何症狀必須先打緊急專線，不要直接就醫。守法的馬佐拉撥了112緊急專線，一名帶有東歐口音的女性問他患者的呼吸狀態。父親猶豫片刻後，跟馬佐拉說，「總而言之，還行。」轉告完這句話後，接線員說，「明天我們看看要不要派人過去。」

沒有任何醫師來看80歲的朱賽佩，3月29日，病情直轉急下，馬佐拉再次撥了112。這次接線員說，必須知道朱賽佩的血氧指數，但「我連血氧機是什麼都不知道，」馬佐拉跑了幾家藥房都買不到血氧機，最後由一位朋友提供。他含淚飆車回家，把血氧機套上父親的指頭，跳出數字：35。他又撥了112專線，接線員難以置信，「不可能，低到35已經死了。」一番折騰後，把血氧機套上父親耳垂時，電話的另一端聽見朱賽佩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立馬決定派出救護車。儘管救護車在10分鐘後火速抵達，還是太遲了。病毒已經侵襲朱賽佩的肺、腎和四肢，氣若游絲全身痛楚，入院3天後離世。

馬佐拉重複了幾次「總而言之，還行」後，深深吸口氣，像是要把這句話吞回去，改變父親生命的結局。倫巴底模式削弱了基層醫療的功能，疫情來勢洶洶時，平民只好上陣充當醫師。「我懂做麵包，但我不懂怎麼怎診斷。我不知道，那時候父親的呼吸已經相當困難，但他是體育老師，懂得調整呼吸，靠著稀薄的氧氣硬撐。」他相信，如果政府做好防疫規劃讓患者及早就醫，向來強健的父親不會死。

十幾年來，全球化加速跨國的人流與物流，大流行疫病一旦發生，襲擊的速度與規模勢必更加駭人，但義大利的防疫計畫停留在2006年。

曾擔任義大利國防部災害應變措施負責人的退役將軍盧內里（Pier Paolo Lunelli）去年8月接受COVID-19遺屬委託，分析了第一波疫情資料，認為如果義大利遵循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規範準備防疫計畫，許多人不致於走上黃泉路，至少可減少約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數；也就是說，（2020年8月時）犧牲的人數可從35,000人降到25,000人。

68歲的盧內里說起話來仍中氣十足，直言不諱地指出義大利政府面對全球大流行的傳染病壓根沒準備好。SARS在2003年拉起警報後，WHO在2005年通過新版「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並在2007年生效，要求成員國在2012年前提交疫情防治計畫，因為全球大流行並非「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何時」會發生。

義大利並未依照2007年生效的「國際衛生條例」更新。歐洲議會在2013年通過決議，要求成員國必須定期更新防疫計畫並提交自我評估報告，義大利還是無動於衷。盧內里說，「COVID-19在2020年來襲，我們的政府像是沒念書的學生突然上考場，交了白卷，」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義大利政府在自我評估報告胡亂吹噓，「總共有8大關鍵能力，在154道問題裡我們總是給自己打高分，成績名列前茅。」

2019年，在自我評估報告的實驗室網絡執行能力一項，義大利給自己打了100分的滿分；相較之下，德國謙虛地打了73分。2020年第一波COVID-19疫情爆發時，全國人口6千萬的義大利只有31家經過驗證的實驗室可以分析檢驗結果，人口8千萬的德國則有262家。2020年3月初，義大利每週的檢測量不到3萬，遠遠落後德國的12萬；直到4月中，義大利才逐步趕上，但疫情已經是脫韁野馬。

關於控制與預防傳染病的能力，義大利一樣大言不慚給自己打了滿分──去年2月初，中國的疫情震驚世界，當WHO詢問各國應對公共醫療緊急狀態的能力如何時，義大利政府依然執迷不悟，給自己打了5分的最高分。接踵而來的殘酷真相是，醫院在2月底才收到儲備口罩等防護器材的指令，但疫情已爆發，有錢也買不到。

倫巴底政府還反其道而行，加速病毒傳播，在醫院病床滿載之際，要求養老院收治COVID-19病情穩定但尚未完全轉陰的病人，彷彿是把孱弱的養老院長者送入病毒的虎口。根據義大利國家衛生研究院（ISS）統計，2020年2月到4月中，養老院的4成死者染上了COVID-19，由於半數的養老院沒有足夠的檢驗試劑，死於COVID-19的人數很可能低估。

盧內里解釋，防疫計畫並非萬靈丹，像是美國與英國的計畫全球首屈一指，但政治人物的傲慢錯失了施行的良機；即使是防疫模範生德國，也遭到第二波疫情的逆襲。他說，「但有計畫的國家，彌補缺失時有藍圖可以依循，不用從頭摸索。在歐洲國家裡，防疫計畫同樣多年未更新的西班牙和比利時死亡率偏高，並非偶然。」

義大利政府在2020年2月臨時拼湊了一份防疫計畫，但不敢公諸於世，在多方施壓下才公開。羅卡笛解釋，「公開了，就證明了在這之前他們沒有防疫計畫，而且這份計畫需要3到4個月的時間才可能執行，但疫情已經爆發了。到了秋天，這份計畫仍無法遏制第二波疫情，因為內容粗製濫造，根本無法落實。」

早在2009年，俗稱豬流感的A型（H1N1）流感爆發時，倫巴底大區的防疫體系便露出破綻。事後一份檢討報告羅列諸多缺失，包括無法掌控感染和死者的統計數據、醫院與家庭醫師之間缺少協調，缺少防疫計畫的養老院是極脆弱的環節。10年倏忽而過，沒人補破洞，讓COVID-19長驅直入。

潮水退了，裸泳的義大利防疫體系再也遮掩不住。WHO在2020年5月13日傍晚發布〈史無前例的挑戰：義大利對COVID-19的第一反應〉（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Italy’s first response to Covid-19）報告，指出：

「中國傳出疫情的消息後，義大利面對流行疾病並非全無準備。在SARS疫情後，義大利衛生部與大區政府在2006年通過了疫情的準備與應對計畫，2017年再度確認這份報告。」報告的語鋒一轉，「然而，這些計畫理論勝過實作，投資屈指可數，缺少轉換為實際措施的企圖。」

WHO的威尼斯辦公室前主任贊朋（Francesco Zambon）在2020年3月接下撰寫報告的任務，詳實記錄義大利的有效措施，以及犯下的錯誤，好讓別的國家迎戰這前所未見的病毒時，不用重蹈覆轍，「像是義大利給世界的一份遺產，搶救世界其他角落的生命，讓犧牲者不是白白犧牲。」

贊朋有雙細長的手，說起話來有些靦腆但意志堅定。他在威尼斯拿到鋼琴演奏學位後，決定念醫，念完醫學院後，攻讀公共衛生博士，然後又到美國念了一個MBA。進入WHO是他理想中的工作，讓義大利的血淚經驗幫其他國家做好防疫準備，完全呼應他捍衛全球人民健康的理念。然而，這份他和同事快馬加鞭完成的報告只有20小時的生命，5月14日中午旋即被撤下。義大利媒體一度歸咎中國的黑手讓這份報告「被消失」。但贊朋澄清，報告裡有關COVID-19在中國爆發的時序與WHO的最新資訊不吻合，WHO的北京辦公室要求更正，但調整後問題解決，「問題在於義大利，被衛生部徵召回國應對疫情的WHO助理祕書長貴拉（Ranieri Guerra），攔下了這份報告。」

貴拉剛看到這份搭配著精美照片的報告初稿時，還稱許是部傑作，但兩小時後，贊朋收到貴拉的訊息，要求在描述疫情計畫的段落加上「並在2017年更新」。贊朋斷然拒絕，因為2017年的疫情計畫一字不漏、一個標點也不差複製了2006年的疫情計畫，最後他妥協寫上在2017年「再度確認」（reconfirmed）的字眼，表示兩份計畫一模一樣，但經過重新審閱。貴拉仍不滿意，在一則給友人的簡訊透露，已經知會WHO祕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要讓這份報告胎死腹中。

貴拉無所不用其極扼殺這份報告，因為他在2014到2017年間是義大利衛生部疾病預防署署長，而這段期間理應依循WHO與歐盟規範提交防疫計畫與自我評估報告。贊朋直指要害，「他在義大利與WHO同時擔任的角色，顯然有利益衝突。罔顧報告發布前的層層把關與核可，一人就可以隻手遮天，說明了WHO的獨立性蕩然無存。」

如果義大利政府可以讓WHO撤下報告，可以推想中國的影響力。贊朋說，「WHO無法保持獨立性，調查小組很難在中國找出病毒的起源，就像調查小組的成員包括了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密切合作、擔任美國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的達薩克（Peter Daszak），這也是昭然若揭的利益衝突。」

WHO也缺少透明度，例如台灣在2019年12月31日去函指出，儘管中國政府否認武漢的非典型肺炎是SARS，但病人是隔離接受治療，懷疑有人傳人的可能性，但這份警告石沉大海。「不能因為台灣不是會員國就忽視警訊，」贊朋以一個極端的例子做解說，「如果我們發現，從月球回來的太空人帶回致命的病毒，難道我們要因為月球不是WHO的會員，就坐視不管？」

WHO的「命名學」也沾染上政治色彩，由於和2003年爆發的SARS雷同，在2019年底出現的非典型肺炎病毒的正式名稱為SARS-CoV-2，然而，這個病毒所引發的疾病經過一番爭辯後，被稱為COVID-19。贊朋表示，「若稱為SARS-2，難免讓人聯想起源都在中國。不過，這個名字也讓大家很容易明白，這個疾病猶如SARS，不會以為這是普通的流感。」

貝加莫檢察官注意到有關WHO的爭議，傳喚贊朋作證，但WHO為了「保護」他，告知他享有外交豁免權，毋需理會檢察官。但贊朋不想要「保護」，他不顧WHO的警告，逕行與檢察官聯繫，在長達5小時的問訊和盤托出他所知的內幕，「他們非常專業，讓我以身為義大利人為傲，對義大利的司法體系感到驕傲。」但就像阿爾札諾醫院的院長馬竹里，「吹哨者」贊朋的處境愈來愈尷尬，今年3月離開了他熱愛的WHO工作。

一肩扛起500多人訴訟案的律師羅卡笛同樣對義大利的司法體系有信心，他們的官司與貝加莫檢察官的調查平行前進，鍥而不捨讓光一點一點照亮決策的黑箱。和其他的受訪者一樣，羅卡笛認為，許多國家的疫情也相當嚴重，但其他政府或國際組織的疏失，不能掩飾義大利曾犯下的錯誤，不找出錯誤，無法避免重蹈覆轍。

然而，犯錯的政治人物百般阻撓。7月8日羅馬地方法院首次開庭後，對防疫政策爾虞我詐的各黨派在國會的疫情調查委員會達成共識，決議調查僅限於2020年1月30日之前──換句話說，只調查疫情在義大利爆發之前。眼看跨左右黨派沆瀣一氣，COVID-19遺屬立刻舉辦了抗議活動，一整個早上羅卡笛踩著三吋高跟鞋接受採訪，耐心陳述他們的不滿。

抗議活動的兩天後，我和羅卡笛在她家的院子見面。打完一場又一場的硬仗後，她難掩倦容，也難得穿了一雙平底鞋與休閒寬鬆的裙子，彷彿暫時卸下戰靴與盔甲。面對四面八方的壓力，她堅定不移，「政治人物不分黨派阻礙疫情調查，剛好讓大家看到他們同流合汙的荒唐醜態，也更加印證我們的主張：太多人在遮掩真相。」

8月的陽光照得人懶洋洋，許多義大利人度假去，在疫苗加持下，大家迫不及待要把病毒拋諸腦後，但在翻開新頁前，羅卡笛要把COVID-19受難者的故事在歷史上留下一頁，不容抹煞扭曲。羅馬地方法院首次開庭的結果提振了她的士氣，法官駁回所有政府律師團的抗辯，「政府無法繼續在程序上打轉，明年（2022）3月31日下次開庭就是實質的審理，」羅卡笛的棕紅眼睛閃著光，「正如我的意，直球對決讓證據說話，真理是站在我們這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