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凌晨，士林地檢署法醫廖書緯突然在床上睜開雙眼，他發現自己幾乎吸不到空氣，健壯的身體一下氣喘如牛，警覺心提醒他要趕快到醫院採檢，因為這樣的症狀並不是第一次發生。

就在COVID-19疫情三級警戒範圍從雙北一舉擴大至全國那天，廖書緯也曾察覺自己的身體異狀──不只喉嚨痛，呼吸也不順暢。兩次發作間隔不到一週，儘管PCR結果暫時讓他放下心中大石頭，但每日工作內容卻讓他很難真正安心躲開瘟疫的追趕。

但自5月疫情嚴峻以來，法醫們的工作量變得更重了，排在班表上的待驗遺體，從2具增加到一天10具以上，他們只得加速在各地奔波完成司法相驗，否則遺體將塞車卡在殯儀館或醫院，無法火化或埋葬。

就在身體出現異狀的前幾天，廖書緯才完成一起司法相驗案件。五月中旬，台北市警方獲報在河邊發現一具男性水流屍，在消防人員出動將遺體打撈上岸後，現場警員找到了死者的證件和手機，於是報請檢察官將遺體移至殯儀館存放，以利後續調查相驗。

因為溺水死亡屬於非病死，這類案件通常會啟動司法相驗，由法醫來確認死因以及是否有他殺可能；但廖書緯說，這件不起眼的溺水案件卻成為一個警訊，提醒疫情所帶來的風險，更成為行政相驗與司法相驗矛盾的開始。

依照現有規定，死者若是病死後落水，理應屬於行政相驗的範疇；相對的，若是自殺投水就屬非病死，會啟動司法相驗。但死亡總是在資訊不透明的狀態下發生，多數案子又都是踩在邊界上，在判斷該由哪個部門來負責之前，前線人員就得先行承擔所有染疫風險。

以這起溺水案件為例，調查死亡原因的過程中，警方發現死者手機留有一封訊息：「我身體不舒服，發燒要去醫院檢查。」這讓檢警心中頓時亮起紅燈，研判死者有確診可能，於是火速商請法醫完成PCR檢驗。數個小時過後，檢驗結果出爐，呈陽性反應，而當時遺體處理流程中的所有對口皆沒有完整防護，最多是戴上一般醫療口罩。

「直到那次我們才發現，每一具遺體都是高風險，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廖書緯說。自三級警戒發布至今，他一共採檢了9起疑似確診的案件，當中有8起呈現PCR陽性。

但什麼是相驗？又為什麼需要相驗？

士林地檢署襄閱檢察官張紜瑋解釋，除了在診療過程中死亡，醫院或診所可參考死者病歷直接發給死亡證明書外，其他任何在醫療院所外死亡的狀況，都需要經過醫師或檢察官與法醫「相驗」，來解讀死亡原因及死亡方式，才可發出死亡證明。「相驗」就是透過檢視遺體、釐清死因的意思，相驗後發給死亡證明書或相驗證明書，屍體才能火化及進行後續喪葬事宜，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

在這個相驗的過程中，依據狀況不同，又分為兩種，一是「行政相驗」，二是「司法相驗」。張紜瑋指出，行政相驗通常不涉及犯罪嫌疑，以病死或自然死亡為主，例如有民眾在家中死亡，警方或里長獲報到場後，訪查得知死者是在宅病死或年邁無疾而終等，便可以通報衛生局來啟動行政相驗，並由各區衛生所指派合作的醫師前往現場驗屍，確定死因沒有疑慮後，由醫師開立死亡證明書。

此外，若是發生死亡車禍、災難、他殺、自殺或是其餘非病死或疑似非病死等狀況，則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18條，「非病死或疑為非病死者」，相驗則交由檢察機關來負責；若行政相驗醫師覺得死因需進一步調查，也可按照《醫師法》第16條，將相驗轉介到司法機關，也就是啟動「司法相驗」。這樣的流程主要是為了釐清死亡是否涉及犯罪，就會由警察、檢察官接手進行調查，製作筆錄，最終再由法醫進行驗屍或解剖來找出確切死因。

儘管皆有各自分工，但張紜瑋強調，實務上，行政相驗和司法相驗的界線其實相當模糊，長年糾結不清。按照流程，行政相驗要轉到司法相驗有幾項檢核要素，包括是否有意外保險、糾紛、外傷、傳染病死亡或是無法預期和解釋之死亡等。這些要素需交由來相驗的醫師負責填寫，但現場狀況往往非常複雜，難以在第一時間釐清。

然而疫情迸發期間，司法相驗與行政相驗兩者界線模糊的問題卻一再擴大，多起民眾疑似感染、待在家中來不及就醫迅速死亡的案件，讓相驗流程演變成檢警與衛生單位互推皮球的戲碼，從基層警員的抱怨便可見一般。

6月6日，台北市一名警員孫孟群在社群媒體Facebook上描述了自己遇到的狀況。他在值班時接到通報，有民眾疑似在家中死亡，依疫情狀況通常要詢問相關疾病史、接觸史與身體狀況。詢問後，他得知死者有慢性疾病，年紀大，且上週有感冒症狀，119到場量測體溫有發燒。

按照刑事局所修訂的「防疫期間相驗作業流程」，上述跡象皆顯示死者疑似有罹患COVID-19的可能，必須通報衛生單位到場，再決定該走行政相驗或司法相驗。但在接連與醫院、1922與台北市衛生局聯繫後，該名警員得到的答案，是死者非屬居家檢疫、居家隔離或遭匡列的對象，也不是確診者，所以衛生單位不會到場處理，應直接報請檢察官啟動司法相驗，同時讓法醫採檢。

「因為衛生單位沒有來評估或快篩，我們完全不知道死者是否因染疫死亡，到了現場，我距離死者僅有3步之遙，跟家屬更是只有1公尺不到，」孫孟群如此描述。

案發隔日，在死者和家屬紛紛接受PCR檢驗後悉數確診。這樣的消息讓警員感到憤怒，痛批衛生單位堅持不到場，反而將案件一律推到檢警和司法相驗上，讓疫情難以受到控制。

新北市板橋一名王姓警員私下表示，就算衛生單位定出相關流程，但疫情讓流程變得更加複雜。按照常理，該啟動行政相驗或司法相驗，得仰賴現場警察的判斷；有時衛生局認為死者為非病死，就不願到場協助，或明顯是病死，但家屬因爲投保項目不同會影響後續理賠金額，就會要求司法相驗來進一步釐清死因，狀況不一而足。

「但現在最無解的狀況是獨居者在家中死亡，這樣根本無從判斷起。」王姓警員表示，他曾在5月中疫情爆發時，前往處理一起死亡案件，死者咳血且嘴角有口沫，疑似因肺部病變，他判斷狀況是病死，理應交由行政相驗，但死者倒臥家中浴室，又沒有家屬在場，為了謹慎起見，只好讓案件進入司法相驗。

在死亡前線，第一線的警員往往是第一批抵達的人，他們必須進入住宅、封鎖現場，看顧遺體並且與家屬接觸，因此冒著極大的風險。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至6月22日止，全國警察已有59人確診，台北28人最多、新北25人次之，幾乎全集中在雙北地區。

新北市的新莊分局就曾在5月25日接獲一起死亡案件通報，但直至27號才收到死後確診通知；負責處理遺體的鑑識小隊跟偵查隊值班人員因此被緊急匡列做PCR篩檢，所幸最後全員陰性。至此以後，新北市警察局才下令：只要前往不明原因死亡的現場，警員需全部穿著防護衣，加強防護等級。

模糊的流程讓位處最前端的警察蒙受各種染疫風險，然而更大的隱憂卻是那些沒有被即時發現的確診者──他們可能是死者家屬、可能是現場接觸者，也可能是前來偵訊的司法人員或運送遺體的葬儀社。隱形的傳播鏈容易造成疫調的破口，輕易將感染擴散。

為此，由數位基層檢察官所組成的「劍青檢改」就在6月初發表聲明，直指病死、猝死案件，應先由衛生局派員進行行政相驗，才能第一時間確認是否病死、是否可能確診，並即時對家屬及相關接觸者進行快篩、疫調和匡列，如此才能將病毒截堵於最前線。若醫師認為死因為非病死或疑似非病死，在完成必要疫調等處置後，可再報請檢察官進行司法相驗。

但衛生單位則持不同看法。對於這類猝死案件，有醫師就認為屍體的採檢並非他們的權責，加上發生原因不明，本就該由司法介入，才能進一步釐清死因。

經過連日的爭鋒相對，台北市首先修改了相驗SOP，規定未來接到通報時，衛生局和警方都應赴現場，確認個案死亡是否與疫情有關，再進行分流處理，務求不再有推卸責任的情況發生。但直到6月18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才宣布在疫情期間，雙北猝死案件一律對死者進行PCR篩檢，行政相驗由醫師執行，司法相驗則由法醫採檢，避免死後才發現確診的狀況被遺漏。

那麼，針對猝死案件一律採檢的做法，能有效消除行政相驗與司法相驗之間的體制矛盾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先清楚釐清死因，才能明確實踐分流，但死亡本身又往往是曖昧的。除了猝死案件增加，自疫苗開放施打以來，每日指揮中心也都會宣布接種後死亡的通報數，截至7月1日，國內已累計271例疫苗接種後死亡事件，但具體死因是否與疫苗直接相關，至今尚未有完整定論，死因判定成為棘手難題，也更凸顯病理解剖的重要性。

指揮中心專家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在記者會中就提到，病患死亡之後，要依靠病理解剖來判斷是否有感染以外的原因，這確實很有幫助，但這又需要家屬同意。「初期個案很突然，也分散在不同醫院，沒辦法事前取得家屬同意。現在許多（個案）也都已經火化，確實看到的都是不完整的資料，很難判斷死因，因此會嘗試蒐集死者過去幾個月的就醫紀錄，尋找相關原因，」他說。

無論是猝死或是接種後死亡，皆直接涉及是否為病死的定義，這會觸發不同的相驗模式；無論是行政相驗或司法相驗，現在規範猝死案件一律要進行PCR檢測，但死因的判斷還是得仰賴法醫們的專業，一名從業超過10年的資深法醫如此強調。

以士林地檢署的相驗數字為例，啟動司法相驗後發現死者屬於病死與自然死的比例為40%以上，這凸顯行政與司法相驗在本質上就難以區分。既然分流不易，從遺體發現就開始由國家介入，從頭建立完整的遺體運送、相驗流程，或許是必要解方。

按照現有的《殯葬管理條例》第69條規定，意外事件或是不明原因死亡之屍體，在處理程序完結後，必須經由家屬認領，並且委託殯葬業者和公立殯儀館提供運送服務；過程中，警方不得擅自轉介屍體，也不准殯葬業者在未經允許下擅自搬運。

法條立意良善，刻意避免有疑慮的屍體運送成為一門公私合力的搶手生意，但在大型流行性疾病發生的特殊時刻，卻常常衍生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

廖書緯解釋，實務上若出現死因不明的狀況，遺體絕對是最重要的證據；但實際相驗的場地、流程或是相驗的時間皆沒有固定，可能是當場相驗或在醫院相驗，好一點的可以移至殯儀館，但這一切都得端看葬儀社和家屬怎麼做決定。在那之前，勘驗規定警方得在現場顧看逐漸腐敗的屍體，且不得移動，這樣的彈性恰好滿足了法務部所主導的「尊重且有溫度的相驗」。

「那我想問，屍體是不是證據？相驗是不是偵查犯罪很重要的一環？全程是否應該交由公權力處理？以上皆是。但實務上民間卻可以參與相驗解剖過程，屍體更常常被私自移動，甚至遭到破壞，」廖書緯質疑。

過往，也曾發生業者自行縫合屍體的案例。據判決書內容顯示，2016年，一名呂姓女子因跌倒撞到頭部不幸死亡，遺體交由司法相驗；雲林縣葬儀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黃明政竟心生歹念，趁家屬痛失親人、身心俱疲之際，謊稱「法醫解剖後之屍體縫合費用」要2萬元、解剖助理費1萬2,000元，傳遞「法醫僅負責解剖而不負責縫合屍體」的錯誤資訊，並藉此詐財。此外，黃明政為了取信家屬，還要求不知情的員工拆除法醫縫合完成的遺體胸腹部部分縫線，再重新縫合。

承平時期，遺體處置都如此不嚴謹，疫情期間高風險的遺體，不是更應該經過緊密的統籌，由國家統一建立流程來處理嗎？廖書緯如此反問。

由於法醫鑑識工作是司法檢察業務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且攸關國家民主進步象徵及人權法治精神，在過去解剖室環境極為簡陋之下，不只毫無隔離及防護措施，對往生者尊嚴及家屬感受也毫無尊重。因此過去幾年，法務部陸續在全台建設五大「相驗解剖中心」，試圖改善法醫解剖環境。直到去年（2020）在北、中、南、東共有11間殯儀館設有達生物安全標準BSL2+以上的「負壓隔離解剖室」。

然而，位於台北市第二殯儀館的相驗解剖中心因新大樓改建，於2019年9月停用至今，預計明年（2022）完工後才會重新啟用。在疫情爆發急需相驗遺體、卻缺乏專業設備的狀況下，整個雙北地區所有疑似或是確診者遺體，都送往新北市板橋殯儀館內存放，等待僅剩一間的「相驗暨解剖中心」進行相驗。

在經歷了數次疑似確診跡象，甚至啟動整個地檢署消毒後，廖書緯認為，「現在的做法，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承平時期沒問題，疫情爆發，困境就會再度發生！」

從遺體運送、相驗到解剖，這長達數小時到數天的過程中，是死者走過的最後一段路。為了尊重、更為了生物安全的建立，從一線人員的經驗中取經，包含廖書緯在內，多位法醫均建議劃設一條建立在公部門底下的「屍體證物監管鏈」。

這些站在死亡前線的人期待，未來遺體處置應將所有案件都移置相驗解剖中心，該中心有專責的遺體運送處置人員、有專門的SOP，加上足夠的設備和相應的法規，讓調查蒐證完成後，遺體就能被專責人員儘速移置中心，端看跡證再決定該啟動司法相驗或行政相驗，待相驗完成再交由家屬完成殯葬事宜，如此不僅可減少行政、司法上的體制矛盾，也能讓相驗效率有所提升。

「讓遺體得到妥善照顧，不只是為了亡者，更是為了生人；不要單單把眼光放在疫情而應急，而是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廖書緯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