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憲法法庭今日公告的《113年憲暫裁字第1號》，15名大法官多數同意新法條存在違憲疑慮，可能對《憲法》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亦即造成憲法機關職權的位移、危害法治國原則與權力分立，因此具有暫時處分的急迫性，而15人中僅有張瓊文、蔡彩貞部分反對此裁定。

立法院在5月28日三讀通過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刑法》條文修正案遭到憲法法庭裁定「暫時處分」生效後，國民黨立院黨團批評「司法自主獨立已死」，大法官身為憲法防線，卻眷戀權位，自甘為民進黨政府服務，今日是司法獨立最可悲的一刻。國民黨團認為，憲法法庭過於迅速召開程序，過程中延宕公告聲請書，大法官們還在法庭上引導式提問，他們為此表達最強烈抗議。

民進黨立院黨團則呼籲在野黨停止詆毀大法官，「國家只有一部憲法，任何人都要尊重、服從」，他們也重申，從大法官的裁定內容便可初步判斷，本次修法的諸多爭議性條文確實有違憲之虞。

以下為憲法法庭今日公告的《113年憲暫裁字第1號》重點整理：

憲法法庭認為立法院在《憲法》沒有明文規定下，課予總統義務，要求應即時或限期回應立法委員的口頭或書面提問，產生是否逾越立法院職權分際，致有牴觸《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之違憲疑義，因此與總統回答有關的條文遭到暫時處分而凍結。

與藐視國會相關的條文和《刑法》「藐視國會罪」皆被凍結。憲法法庭指出「行政院對立法院所負責任，乃屬政治責任，不是法律責任」，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立法院若自行立法要求各部會首長盡法律義務，恐違反憲法機關平等的精神。

憲法法庭也表示，移送彈劾或懲戒的權限涉及立法、行政、監察三方權限，立法院對其他機關的公務員無彈劾權與移送懲戒權，因此相關條文存在違憲疑義，綜合上述原因，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

本次修法賦予立法院強化人事同意權的「具結」和「罰鍰」部分被凍結，憲法法庭認為，新法影響既有人事提名權的行使方式，恐妨害相關機關職權；況且被提名人不一定具有公職人員身分，也非司法訴訟案件中的案件當事人或證人，若要求他們因其答詢內容、所提供資料受到罰鍰，恐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因此需暫停適用。不過修法後要求被提名人繳交最高學歷證明、刑案紀錄表等細節目前仍有效。

立法院能否擴大「調查權」？憲法法庭聲明，調查權雖是立法院必要的輔助性權力，但仍應受權力分立、制衡原則限制，目前的新法規定調查權適用在「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之事項」，其涵蓋內容相當廣泛，與過往釋字585號中定義的立法院調查權有明顯差異。

憲法法庭進一步表示，立法院要求調查事項時，需要提供資料的對象應局限於「有關機關」，不包含私法人、團體等組織和「社會上有關係人員」，且受調查者僅負有陳述證言，協助立法院行使調查權的義務，不具有提供資料、物件的義務。憲法法庭裁定修法新增的權限過廣，存在違憲疑慮。

憲法法庭表示過往法律、釋憲案例中皆未見立法院要求人民提供資料的義務，此外，修法中對提供資料設定新義務，但未設定「資料範圍、拒絕提供資料之正當事由，發生爭議時的解決機制」，也未保障人民受《憲法》保障的隱私權、資訊隱私權，因此相關條文同樣有違憲疑慮。

綜觀本次裁定，四聲請單位要求的暫時處分，憲法法庭幾乎全數裁准，惟有部分細節保留，爭議核心在於立院新增職權可能影響各憲法機關的既有權力，破壞權力分立原則，並且新增職權對受影響的當事人保護、救濟疑似不足。

回顧7月10日準備庭的朝野攻防，當日剛開庭不久，民眾黨立委黃國昌隨即質疑司法院未將「聲請書」送往相對機關（立法院），他們只能在前一天（7月9日）上網閱覽公開卷證，導致立法院無法提前針對各聲請人的訴訟標的提出論述。黃國昌認為，此情況違反《憲法訴訟法》第17條「相對人受通知權」，他更要求審判長許宗力解釋，當日準備程序是為「緊急處分」或下一次的「言詞辯論」而召開。

許宗力現場回應，《憲法訴訟法》規定暫時處分前可要求當事人、關係人到庭陳述意見，並為此召開準備程序庭，且所有聲請書均已公告上網，相對機關已經閱卷，程序並無疑慮。司法院也在7月7日、7月11日分別發布新聞稿表示：憲法法庭已於7月3日寄送準備程序通知書、7月4日寄送開庭通知書，且根據《憲法訴訟法》第19條，相關通知以「通知書」送達，並未如外界質疑的「未循往例辦理」。

釐清程序問題後，雙方則根據暫時處分的「必要性、急迫性、不可回復性」進行陳述。聲請人一方由總統賴清德的訴訟代理人洪偉勝率先發言，他主張總統由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並非立法院不信任投票的對象，因此總統和立法院同時具有直接民主的正當性，不存在並立、負責的關係，立法院對總統也僅有「聽取國情報告」的權力，不包含質詢。

行政院訴訟代理人李荃和則主攻本次修法的「人事同意權」條文，他援引釋字632號解釋，過往「被審查人一旦被提名，最不利的情況僅是不同意，無法出任特定職位」，修法後則增添被提名後的各項限制和義務，包含對陳述具結、違反程序的相關罰則，「讓他（被提名人）承擔比無法通過審查更不利的法律結果。」

李荃和還質疑，未來立委可能要求被提名人反覆補件、反覆審查而癱瘓行政人事。他也再度提及爭議多時的「被質詢者義務」，認為不得反質詢、不得隱匿資料、不得虛偽答覆等情境皆缺乏明確的法律定義，且修法後新增被質詢者的罰鍰、連續處罰、移送彈劾懲戒和《刑法》「藐視國會罪」等條文，皆有難以回復權力的疑慮。

立法院民進黨黨團訴訟代理人陳鵬光的主張也延續李荃和結論，他表示，若被質詢人必須揭露機密事項，「對外公開的確會造成難以回復的狀況。」陳鵬光進一步分析，假設行政部門因新法的質詢或提名規則造成損害、行政效率不彰，目前仍無法釐清其「失能的責任」究竟來自機關本身，或是遭立法院影響。

此外，新法加強立委「調查權」，監察院訴訟代理人李元德則對此論述：「這些規定並沒有排除監察院，使得監察委員在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權限時，還是負有出席立法院調查程序的義務。」李元德也指出，當兩院皆有調查權，不論監察院和立法院的調查結果是否相同，都會遭外界質疑，上述矛盾將損害監委的公正性、獨立性，等同於破壞現有憲政體制，實質造成監察院廢撤。

面對四聲請單位的說法，立法院由國民黨立委吳宗憲領銜論述，他認為本次修法賦予立委「調查權」只是根據釋字585號將其法制化，並非創設新的權力。吳宗憲說，過往立委為質詢索取資料，行使文件調閱權時，常見行政機關拖延，或先行篩選、塗抹關鍵內容，導致立委「沒有辦法向政府取得最真實、最完整的資訊」，顯示行政權與立法權失衡。

後續立法院各代表的發言也多圍繞於此，立法院訴訟代理人林石猛反駁四聲請人主張，他認為行政院在「覆議」失敗後提起訴訟，等同讓司法院凌駕立法院。林石猛說，監察院、總統府若認為權力遭侵害，應先透過《憲法訴訟法》第65條規定的協商程序處理，假設雙方沒有結果，再向憲法法庭提起訴訟。

至於民進黨黨團的聲請案，林石猛形容「僅是包裹式聲請」，未詳細列舉各條文必須暫時處分的理由，他形容「在法律剛施行之際，少數黨在表決失敗以後，就要求憲法法庭以司法之名站在太上立法院的地位」，因此林石猛主張四單位聲請皆不合法。

黃國昌重申，他無法接受司法院本次開庭前的程序，並強調修法後的立法院調查權行使對象為「議案」，監察院則「對人」，且監察院手上還多了彈劾權，因此立法院並未侵害監察院既有職權。

至於二、三讀期間的爭議，黃國昌表示，「舉手表決」明訂在立法院議事規則中，過去從未被挑戰違憲，且二讀當天是民進黨黨團杯葛議事在先，立法院院長韓國瑜才不得已採舉手表決，民進黨過去也有多次強行修法紀錄，「我們現在所通過的國會改革法案經過這麼縝密的程序，竟然被他們誣指為毀憲亂政。」

民進黨黨團在5月表決大戰期間為了拖延程序，曾提案將多項法條做標點符號、文字的細部修正，國民黨立委翁曉玲在準備程序庭上提出此事，並說：「他們（民進黨黨團）在本案條文二讀的時候，其實就多項法條的立場是從反對改為支持，與其他多數委員意見是相同的。」

翁曉玲援引113年憲裁字第16號解釋，她主張法律公布施行後經過相當時日，當立法委員認有違憲疑義，應先行提出修正案，並於確定修法未成後，再由四分之一以上立委提案聲請釋憲，因此民進黨黨團不應向憲法法庭提訴。

翁曉玲認為，修法不會造成人民有任何重大損害，縱使未來恐處罰說謊官員或義務人，他們仍可向行政法院提起救濟，況且立法院本會期在7月16日結束，「聲請人說國會改革的法案如果不馬上停止，就會有急迫性，有難以回復的重大損害，這些都是憑空想像，目前都沒有發生，未來也不會發生。」

最後兩名立法院的訴訟代理人仉桂美、陳清秀重述上述各代表發言，強調本次修法不具違憲疑慮，由於尚未發生因新法衍生的損害，所以聲請人一方的主張不具「急迫性、不可恢復性」，他們反對暫時處分。陳清秀更說，總統賴清德不得半數人民同意支持，是「少數總統」，若他代表全體國民執政，其統治正當性不足，才需要國會站在行政與民意之間溝通。

待雙方完成陳述後，當天出席的15名大法官共有5人向各單位提問，第一位發言的大法官呂太郎點名立法院回答：「假設行政院覆議失敗後，又認為法律違憲，是不是它（行政院）也要接受？如果是，它（接受）的法理是什麼，理由是什麼？」

林石猛表示，既然最高行政首長（行政院）的覆議案被拒絕，那在被民意（此處意指立委）淘汰的情況下，《憲法》上的誡命就是要接受，若未來發生侵害權力的狀況，則是個案救濟的問題，憲法法庭不須幫行政院先預估風險。

黃國昌則補充，行政機關跟立法機關各自承擔政治責任，行政院覆議失敗後得接受結果，「我們必須要進一步去看，在具體的實踐上面，他（聲請人）到底有什麼受到《憲法》保護的重要權力？」黃國昌再度批評各聲請人的緣由只是幻想，未來受處罰的公務員若不服立法院決議，才可進入行政救濟和違憲審查。

接著呂太郎要求聲請方回應立法院，行政院訴訟代理人陳信安認為釋字419號並未排除行政院在覆議後的釋憲權。

釋字419號在1996年公告，當時行政院長任命仍須經立法院同意，直到隔年修憲後，總統便可直接任命行政院長。陳信安因此主張，目前行政院僅向立法院負政治責任，雙方互相制衡。他強調，基於憲法機關忠誠義務，各機關必須竭力維護憲法秩序，「（行政院）怎麼可以放任這個違憲的法律繼續存在？」

由於林石猛在陳述階段曾援引《憲法訴訟法》第65條，質疑聲請方尚未經過協商便上訴憲法法庭，大法官詹森林也進一步點名聲請方，並指出聲請方呈交的資料中也未對此論述。

陳信安表示，《憲法訴訟法》第65條僅包含「權限爭議」，但同法第47條明載：「國家最高機關，因本身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就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所以陳信安分析，本次爭議牽涉違憲與否，應採廣義解讀，由47條為主。

但林石猛認為，第47條必須限縮目的，不應包含行政院覆議失敗後的憲法訴訟及暫時處分。詹森林再追問陳信安：「立法院這樣子的抗辯，你要如何去直球對決？」

陳信安回應，第65條並未涉及法規本身，其情境是「行使職權」發生爭議，第47條則是以「法規」為主，因行政院認定新法有違憲疑慮，才會依第47條聲請憲法法庭。陳鵬光則說：「按照65條是可以透過機關之間的協商，讓一個已經違憲的問題變成不違憲嗎？」

對於雙方爭持不下的「聲請合理性」，大法官蔡宗珍則詢問立法院：「是不是想根本的挑戰釋字585號解釋？」她也要求立法院回答：本次修法客觀上是否已形成憲政爭議？而立法院制訂《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為「涉己事務」，他們又根據何種法源要求人民配合調查權、聽證權？

當日被反覆提及的「釋字585號」解釋做成於2004年，當時國民黨暨親民黨等泛藍陣營立委質疑發生在總統大選前夕的「319槍擊案」為綠營政治操作，故立法成立「319真相調查委員會」，賦予委員會擁有對該案關係人的偵查權、裁罰權。

當時行政院也為此提起覆議並失敗，隨後大法官在同年底作出解釋：立法院調查權雖為憲法職權，但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並非毫無限制」，，案件應由檢察機關偵查追訴，因此該法違憲。

黃國昌再度主張，本次修法皆有法源可循，且立法院不否認在釋字585號中，法規可做為暫時處分的標的；他們的論述是針對各聲請人資料不全、未對暫時處分和釋憲作完整解釋，「要求顛覆現在的法規範秩序，他（聲請方）應該要承擔非常重的舉證責任，」他無法理解為何司法院會受理本案。

聲請合理性的攻防結束後，大法官尤伯祥進一步詢問立法院：若在憲法法庭作成判決前，總統賴清德已拒絕立法院邀請出席，立法院將如何回應？此外，若行政院指出新法違憲提起覆議，如今覆議卻失敗，「是否要先執行法律，未來再就爭議提請憲法法庭？」

尤伯祥還指著黃國昌呈交的答辯書第10頁，要求他現場定義「何謂反質詢」。尤伯祥說，該文件寫道，質詢沒有違反明確性原則，所以反質詢也不會；但尤伯祥認為，我國並非內閣制，立委不是政策的執行者，因此行政官員對立委的提問並非質詢，也就沒有反質詢的疑慮。

對尤伯祥的3項提問，林石猛重提《憲法訴訟法》第65條，他不否認本次修法牽涉各機關權限，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爭執，都要透過司法救濟途徑來解決」，林石猛心中更理想的方法仍是由各機關先行協商，否則第65條形同虛設。

黃國昌也援引《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他稱「總統國情報告」並非接受質詢，且修法後總統是否赴國會，仍須由立委決議。黃國昌說，立法院尚未邀請總統賴清德出席、尚未對此黨團協商、尚未決定形式，「他會用什麼理由不來，就變成我要進行虛無飄渺的幻想，」且總統賴清德不曾對本事發表言論，所以黃國昌也無法預判實際情況。

大法官朱富美則提問，現行《公務員懲戒法》的懲戒則由當事人主管機關決定，但未來立法院也可將符合「反質詢、虛偽答復、藐視國會」等行為的公務員移送懲戒，那本條修法是否影響權力分立原則？

此外，朱富美也質疑新修版《刑法》第141之1的「藐視國會罪」性質模糊，該法將對進行「虛偽陳述」的公務員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萬以下罰金。此處的「虛偽陳述」來自《刑法》第168條「偽證罪」，但朱富美指出，形成偽證罪須有明確的案情、事實，當出庭者的發言違背事實後，法官才可審判對方進行虛偽陳述，藐視國會罪恐缺乏此原則。

吳宗憲表示，虛偽陳述者須經過立法院院會表決同意，才會接著移送偵辦，並沒有急迫性或權益受損的情況發生。黃國昌重申，新法上路至今沒有任何案例出現，他認為本次修法比許多先進國家更嚴謹，「（聲請方）幻想出來的危險到底在哪裡？沒有任何人在特定程序中受到立法院任何的壓迫。」

李荃和則回覆，發生偽證罪的時間點是在檢察官偵查期間，且當事人也會對證詞進行具結，但藐視國會罪沒有定義其發生時間，不含具結程序，等同於「抽象危險犯」，皆讓聲請方擔心該法涵蓋過廣。

雙方攻防近3小時，且各單位代表的發言都超過審判長許宗力口頭要求的5分鐘，已嚴重超過原定的開庭時間，但黃國昌尚未回答「反質詢」一事，尤伯祥希望他3日內補件說明。黃國昌則在7月15日公開補充答辯書，他主張反質詢的定義是：「對立委提出之質詢不予答復，反對質詢委員提出質疑、責難、詰問、或提出與質詢無關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