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車在路口迎面相遇，誰該先行？交通規則要駕駛看紅綠燈，還有法規、號誌、區劃和慣例決定。專制社會沒有這種問題，貴族、皇室車轎出巡，滿街庶民都得走避，趴跪路邊，連抬頭望都是冒犯。在專制社會，人們需求互相牴觸時，按照階級、身分規則，來判斷權利的優先順序，決定了哪些人專門壓迫別人，哪些人專門受人壓迫。轉型為平等社會時，問題變得複雜許多，需要漫長的來往交涉，建立信任、分享決定權。更加困難的是我們對平等仍感陌生、無從想像它的模樣。如果父母習慣掌控兒女的隱私，無視兒女的意願，那麼兒女長大後，一夕之間被伴侶要求尊重彼此界線，也會感到不公平、受壓迫，匪夷所思，強人所難，荒謬又霸道。

日劇《四重奏》中，溫柔的太太卷真紀（松隆子飾）離家和四重奏樂團單身夥伴們同住。晚飯時，別府司（松田龍平飾）、世吹雀（滿島光飾）順手擠了檸檬汁灑在整盤炸雞上，家森諭高（高橋一生飾）驚呼阻止不及，開始說教。兩人聽了不爽，你一言我一語圍攻他。但家森諭高狼狽堅持「有吃炸雞要淋檸檬的人，也有怎樣都不想加檸檬的人」，炸雞該留到大家夾進自己盤子之後，再照各自的喜好添加檸檬汁。

世吹雀嫌他龜毛找碴：「只是淋個檸檬而已，沒必要生氣吧。」

別府司一貫溫和但仍不免怨氣：「以後會注意的，就是個檸檬而已。」

卷真紀迅捷地接手翻譯，解釋「家森的意思是為何不先問一句要淋上檸檬嗎」。終於達成共識，別府司爽快道歉：「抱歉，早知道淋之前先問一下就好了。」

沒想到家森諭高不領情，還不依不饒，加碼質疑「詢問要不要淋檸檬的文化」。如果別人問「要淋上檸檬嗎」，家森諭高就只能回答「好」，搞得好像淋上檸檬是理所當然。「我明明不想加，卻只能說好。這根本是威脅。」

別府司問：「那該怎麼說？」

卷真紀說：「這裡有檸檬。」

別府司、世吹雀：「⋯⋯。」

看來家森諭高這個人真的很奇怪。一般人就算不想加檸檬汁，也不會當眾大剌剌說出來，害對方沒面子，畢竟小事忍忍就過了。

《四重奏》可說是一篇精采論文，辯證「忍忍就過了」背後龐大的隱形代價：個人事事忍讓、放棄己見、隱瞞感受，向內移民，隔絕了和身邊人互相關心理解的機會，那漫長痛苦的孤立。這齣戲是給成年人討論的公民課，想像從專制社會步入平等，所需要的轉型正義。人們需求互相牴觸、意見不同而感違和時，應該要事先提出協商，而不是射後不理。應該要平等協商，而不是悶不吭聲占對方便宜。表面理性客觀中立所潛藏的不平等預設，理所當然高姿態的措詞，應該要被指出。

這場戲石破天驚，是眾人為共同生活而協商立法，參與共同治理。是國會的雛形。

然而出乎意料，《四重奏》還有後著。

家森諭高在晚餐桌上控訴「我被淋檸檬汁派一路霸凌的辛酸史」後，卷真紀提醒他，炸雞要冷掉了。家森諭高才趕忙請大家開動：「真是非常抱歉。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也有過這種事，我成了班會的議題⋯⋯。」

世吹雀連聲追問他做了什麼，他抵死不說：「你不用去想像我的心理陰影。」

別府司好心岔題救場，三人的注意力也就被帶到別處去了。觀眾不知道為什麼家森諭高變成班會的議題，倒是四重奏像小學生開班會討論過挑戰怎樣激怒好好先生別府司（雖然說好了輪流倒垃圾，三人卻擺爛，讓別府司倒到生氣、罵他們「不倒垃圾的人也是垃圾」）。班會是淋檸檬汁派討論怎麼跟家森諭高吃炸雞嗎？直到《劇作家坂元裕二》書中，該劇的編劇坂元裕二受訪解答了這個謎：

「《四重奏》中有一場戲，家森開玩笑似地說過：『小學五年級時我曾在班會上成為被討論的議題。』大家也當耳邊風般聽過去，不過我本身真的發生過這樣的事。現在回想起來，從那時起我的作風就跟現在一樣了。

小學三年級時，已經上課了，可是大家還是很吵鬧，被惹怒的老師處罰大家跪坐在地板上，可是我並沒有參與吵鬧，所以向老師抗議，不願意跪坐。當我辯解：『那時我沒跟著吵鬧。』卻被老師指責：『認為只有自己沒錯，太任性了。』當時雖然只是小學三年級，不過心中卻想著：『這傢伙說這什麼話。』（笑）就算被罵：『別自以為是！』我還是抗爭到底，結果，日後竟然還召開班會，把我當成議題來討論（笑）。」

「『我沒做的事，為何連我也被遷怒。』老師指責：『那是你自我中心的惡劣想法。』即使到了現在，也無法消除那股怨恨（笑）。五年級時也發生過同樣的事。國語課時對宮澤賢治詩作的解釋出現自己與其他39人不一樣的情況。我說：『我認為這首詩的意思是那樣。』老師則看著教師手冊說：『解答寫的就是這樣，就在這裡。』我堅持：『可是我認為不是如此。』邊哭邊對全班辯解，當時大概是我錯了（笑）。類似這種就算自己是少數派也不在意的狀態，大概一輩子都不會改變吧。」

「我並不認為『我才是正確的』，也沒有所謂的主張，只是身為人在某些抉擇狀態下，可能需要選擇自己的立場。現在也是，如果進入商店突然被告知『這款襯衫很受歡迎喔』，我會立刻轉身走人（笑）。」

我想只要把文中所有的「（笑）」拿掉，就是嚴酷的真相。文中反省「當時大概是我錯了」，顯然是一句反話。坂元裕二的觀點是自己遭受了言語暴力霸凌，「即使到了現在，也無法消除那股怨恨。」似乎在場所有人都無法理解他的個人主義、他對詩的詮釋，他只能服從老師，只能從眾。他不知道哪裡出了錯，為什麼別人不能瞭解他的想法？

《四重奏》的炸雞辯論，看似神經喜劇；卻延續了坂元裕二小學三年級時的當眾辯解，那是悲劇一場。家森諭高彷彿仍是當年那個孩子，全班同學靜默非難圍攻他，他獨自面對老師的一連串否定。老師說你錯了就是錯了，他搜索枯腸拼命想找句話表達他的道理，卻結巴語塞，孤立無援，開始疑心自己錯了。

有些痛苦經驗，在多年後仍會強迫當事人不斷回溯，重歷惡夢。每逢和人意見不合、難以溝通，受挫吞忍而感孤寂，每逢提案被打槍，或是投注心血卻銷路欠佳⋯⋯傷害總在重演，總在喚起童年的傷害。也許有很多年，他在那股深刻的怨恨中苦思脫困，而不得其解。也許只能指望出現一個卷真紀，能溫柔地理解他、接手為他向世界翻譯。

這麼精采的戲，原來是人生血淚寫成，回應一個渺遠的遺憾，期許一個小小的圓滿。期待我們的社會尊重每個人，那麼生活就能幸福。

然而在書末附錄了坂元裕二在《四重奏》企劃初期撰寫的角色履歷，對此的描述截然不同：

「諭高的黃金時代是10歲時，當時他被稱為神童，成績優秀，體育萬能，短時間內就學會了小提琴，諭高總是受大家歡迎，無論男孩女孩都圍在他身旁。小學四年級的暑假，他騎著自行車去環遊日本一周，在北海道知床比著『耶』的照片還登上了報紙，那是個充滿成就感的夏天。下學期開始時他帶著充分日曬過的臉龐回到學校，發現班上流行起一種他不知道的遊戲。原本還以為是什麼，仔細一看就是彈橡皮筋。」

「『咦？橡皮筋？』諭高不自覺失笑，心想不知為何真是可悲啊。那個瞬間，上學期為止，感情都很好的同學們，看他的眼神突然變了。休息時間跟大家攀談，誰也沒回應。吃飯時只能獨自進食，放學後邀大家打棒球竟沒人到場。

某天，班上召開班會，討論議題是小山內（註：後來劇本改為家森）諭高瞧不起人的態度。在老師的同意下，班會決議要求諭高向大家道歉。不知為何必須向大家道歉的諭高回絕了這項決議。他笑稱，玩橡皮筋很有趣嗎？那種遊戲毫無意義吧。

隔天開始老師點名時，便跳過諭高的名字，大家也不跟諭高說話。這種狀況持續了兩年半，直到他畢業為止。諭高無論怎麼想都不覺得自己有錯，所以到畢業為止都沒有道歉。他覺得，不是大家不跟我說話，而是我不願跟大家說話。」

在這個版本中，他不再是一個邊哭邊對全班辯解的可憐蟲，而是一個恃寵而驕的臭屁鬼，像是富家子酒駕撞死人不知悔改、殺人犯被銬出庭向媒體鏡頭冷笑，形象將暴力和傲慢融為一體。別人真不知道哪裡出了錯，為什麼他不能瞭解別人的想法？師生嘗試用懲罰來改變他的態度。就像日本古代農村社會以「村八分」制裁犯錯者，人人無視他，婚喪喜慶、廟會熱鬧沒他的份，眾人一起幫人蓋房搬家也不邀他，可說是內部流放制。甚至他態度改變與否，也已沒人理會。

這段喜劇，是從小學三年級師生觀點出發，嘲諷坂元裕二同學缺乏自知之明。在回憶中永遠缺席的師生被告，在此由律師坂元裕二代為辯護，對原告坂元裕二作出強力反擊。這是一個孤獨的孩子在徒勞地試圖解釋「一群好人為何無故傷害我」。也是一個成年人傷害過別人以後，承認自己也可能傷害別人：當年以為全班師生傷害我，其實是我傷害了大家。

這兩個版本，有可能是同一個故事嗎？這是他覺醒開始為自己負責，還是重複陷於過度自責？真相是什麼？

師生持續兩年半的霸凌，足以摧毀一個人。角色履歷版本的家森諭高，一輩子都困在這個進退失措的迷宮中，難以脫身。

在《四重奏》的結局，四人重聚吃炸雞。別府司、世吹雀學乖了把炸雞旁的檸檬拿開，順手也把裝飾的香芹撥開。炸雞糾察隊家森諭高馬上現身，阻止開動的兩人，開始說教，要求兩人尊重香芹的存在：「打從心裡說，謝謝香芹。你們吃不吃都沒關係，只是不要忘記香芹在那裡。」

什麼我們又錯了！別府司、世吹雀乖乖照辦以後，心有不甘地互望。世吹雀突然抓起檸檬灑遍炸雞，嬉笑著抓走整盤炸雞報復。家森諭高大叫：「住手住手！是怎麼樣！革命嗎？叛變嗎？叛亂嗎？」

看了幾次都沒發現，讀過《劇作家坂元裕二》以後才察覺，《四重奏》結局裡家森諭高的措詞，已3次承認自己是個獨裁者。不知何時，他知道了自己原本不自覺的強勢。這是屬於此時此刻心中的真相。

對於心懷創傷的人來說，同樣的傷害，總在所遇到不同人的身上重演，課題總是鬼祟糾纏不放。其實沒有兩次傷害是一樣的，因為沒有兩個對象是一樣的。有人昔日是受害者，潛抑的怒火，在下次與不同人衝突時爆發，可能變成了加害者，情緒複雜而難以自知。小學時的真相，無法作為中年時的答案。關係是兩個人帶著各自過往看不見的殘骸，共同踏入一個黑暗密室交涉，真相曖昧難明。只能在每一次衝突後點起燭火照亮意義，不厭其煩、追根究柢去釐清彼此的感受來龍去脈，去改變互動的模式。

此中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