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 ──習近平，2013年6月28日

習近平擔心貪汙腐敗會讓中共覆滅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共領導人應該更深入理解中國在後天安門時代的腐敗根源，才會真正明白對抗腐敗和保衛共產黨統治的困難所在。本書對菁英勾結的分析顯示，權貴資本主義和勾結腐敗的根源非常深。腐敗只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外顯病症，而權貴資本主義又源於菁英能輕易竊取公共財產這一事實。在腐敗的醜陋外表下是一個又一個國有資產如何被菁英掠奪的故事，這些菁英不是有權決定國有資產的處分運用，就是以賄賂和暴力奪為己有。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可以被掠奪的公共財產，這種取代毛主義的權貴資本主義就不可能出現。

這並不是把權貴資本主義怪罪給中國的經濟改革，因為經濟改革本身並不必然導致權貴資本主義，波蘭、捷克和波羅的海三小國的例子都是明證。問題的關鍵在於掌控國有資產如何處置的政權到底是什麼性質。當然，東歐國家的私有化過程也有很多缺陷，主要是因為缺少資本市場和監督管理系統等制度因素；過渡期的經濟衰退、貿易中斷、財政困難等問題也讓改革困難重重。但儘管在過渡期充滿混亂和挫折，東歐國家還是沒有走上前蘇聯國家的道路，讓盜賊統治取代共產主義。

最好的解釋是這些後共產主義國家走的政治路徑不同。在最成功的東歐國家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民主轉型和鞏固進展快速，這就制約了統治菁英的大舉掠奪。東歐國家的經驗是有力的反證，有助於理解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權性質和權貴資本主義興起的關聯性。和東歐國家不同，除了在1980年代的短暫時期之外，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依然被一個絲毫無意讓政治體制自由化的列寧主義政權所統治，這個政權也完全不想放棄壟斷權力。但中國又和後蘇維埃的俄國不同。在俄國，舊政權的迅速崩解使得一小群寡頭得以攫取大量財富，但大多數菁英什麼都分不到。而中國的統治菁英依然牢牢掌控政權，有無限的機會把國家的財富慢慢據為己有。

找到財產權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內在連繫，就為制度主義論者提供了一個菁英如何藉由重新定義財產權來掠奪的現代案例。而本研究提出的菁英勾結概念也使我們得以理解權貴資本主義的微觀機制。當公共財產的財產權歷經深刻但又漸進式的轉變時，菁英勾結就是微觀層次上可預期且理性的反應。財產權的制度變革與菁英的適應性反應，兩者互動的結果造成權貴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要全面理解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我們就必須追溯這些制度變革，把它們與菁英的行為反應連繫起來，再探討其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展現。

本研究的重要發現之一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特色在於其分散性。由於行政權的分權下放、政治權力的多頭馬車和經濟部門的多元化，掠奪也必須分散進行，且必須透過勾結來達成，而這又使得低層菁英也能參與分贓。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是一種獨特的「多層次寡頭制」（multilayered oligarchy），也就是各個行政區都有一小群和地方黨政領導依附在一起的菁英，他們在中國的黨國體制中不算什麼高官，卻擁有與其地位不相稱的大權和掠奪能力。

然而，雖然地方政治菁英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得利者，私人企業家的角色也不可或缺。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另一個特色是，政治菁英或紅二代們並沒有辦法把所有財富都據為己有。雖然他們可以貪的很多，但許多財富似乎是被小老百姓出身的私人企業家拿走了，例如導言中提到的樓忠福和王春成這些人，以及無數和地方官員共謀獲利的人。我們的研究顯示，至少在初期階段，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是比較開放的，私人企業家可以靠賄賂進入權錢交織的小圈圈，而且私人企業家要比政治菁英更有能力發揮國有資產的效能，提升其價值。問題在於把無效能的國有資產轉變為有效能的私有資產時，這中間的好處只有少數有關係的生意人才能享有，一般中國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而老百姓才是這些資產的真正所有人。

不要天真的認為這些私人企業家在得到財富和政治權力之後就會從權貴資本主義轉向自由資本主義。雖然中國的私有企業部門自1990年代以來成長驚人，但仍處處受到政府管制，這也和一個個政治菁英的小圈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針對中國私人企業家的政治態度的研究也顯示，他們還是很傾向共產黨宣傳的那一套。理由很簡單，凡是已經在小圈圈裡頭的人，自然想保有特權和原來的制度。

回顧這段歷史，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和深化可以說是鄧小平式威權主義經濟現代化模式的邏輯結果。只要菁英還大權在握，就不可能不去掠奪經濟成長所帶來的財富。在天安門鎮壓事件已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這種現代化模式的限制已經非常明顯。經濟上，成長趨緩突顯了中國經濟體在結構和制度上的缺陷。在政治上，根深柢固的腐敗也讓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憂慮中國共產黨會失去政權。權貴資本主義和勾結腐敗的邏輯完全讓黨的領導人有理由擔心。表面上，他們是害怕腐敗會傷害黨的合法性、破壞經濟成長和脫離群眾。這種傳統看法雖然未必有錯，但我們的研究證明，菁英勾結會在列寧主義政權內部產生自我摧毀的動力，幾乎必然會加速其衰敗。

中國共產黨的終極保衛者人民解放軍內的勾結腐敗也同樣嚴重。自習近平發動反腐敗運動以來，已有36名將軍被捕。根據解放軍自己的說法，90%的職務犯罪發生在軍隊工程建設、醫療衛生、房地產開發租賃、裝備物資採購以及人事財物管理等領域，並以窩案串案居多為其特點。腐敗也已傳染到中國軍隊的最高層。解放軍最高的兩名官員，原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及徐才厚都在2014年到2015年間因收受巨額賄款及賣官被捕。

勾結腐敗到處滋生的現象也許令人震驚，但從理論上不難解釋。中國政權之所以勾結腐敗叢生，是因為這種行為獲利既高，被抓到的風險又低。除此之外，勾結腐敗又會因為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而進一步滋生勾結腐敗。由於搞勾結要比不搞勾結有利，買官的人一定會爬得比正直的同志要快。勾結腐敗還會讓黨國體制內的組織風氣日益敗壞。正如樣本中的案例所見，參與勾結的人會用一些共同犯罪或共同墮落的儀式來建立互信。而在一個勾結泛濫的組織中，光是知道其他同事有在貪汙就會讓人也想貪汙。而如果一個組織的領導人自己貪汙，他也一定會放縱屬下貪汙。

把這些政權衰敗的動能加總起來，就會透過三種機制破壞中共黨國體制的組織完整性。首先，當勾結網絡遍及黨國體制的每一個角落時，它們就顛覆了政治權威。這些網絡把政治權威轉化為私人權力的工具，追求私人利益而不是政權的利益。這些人雖然在表面上忠於黨國，實際上只忠於地方上的老大，不管是黨委書記還是有錢的生意人。其次，勾結網絡對權力和經濟租金你爭我奪，這會危害中共的內部團結並不時促成最高領導層的大清洗。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已讓幾百名官員落馬，其中有許多是習近平敵對派系的人。這種權力鬥爭是勾結網絡叢生的必然結果，也必然會危害到對中共存亡至關重要的黨內團結。第三，當勾結腐敗傳染到黨國體制的安全部門時，一定會損及這些部門的效能和忠誠，而這些部門正是黨國體制賴以生存的基石。

這些重要部門的衰敗不只損害了黨國體制的統治效能，還導致菁英的不團結和權力鬥爭。菁英的不團結起於對權力和經濟利益的你爭我奪。每一個勾結的聯盟都在和其他聯盟爭權奪利。輸家會覺得不公平，只因為贏家會拿到更大的權力。輸家的憤恨不平正是菁英不團結的主要來源。

另一個對中共更為致命的政治結果是，政權衰敗會讓機會主義式的強人有機會用反腐敗的名義摧毀所有政治對手。由於腐敗太過普遍，又多是勾串性質，強人就可以藉機把對手集團連根拔起。要指控對手貪汙並不難，而且由於對手下面的支持者和親信都勾串在一起，一人倒就全部都倒。由於貪腐所激起的民怨太深，採用這種策略的強人一開始的政治聲望會很高。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當初就是用這種策略來打造聲望，最後卻諷刺的自己被以貪汙罪清算。薄熙來最大的對手習近平一上台就猛烈展開反腐敗運動，短短時間就把對手的親信網絡一網打盡。雖然很多人認為這種反腐敗運動對中共是有利的，實際結果可能正好相反。出於政治目的的反腐敗更可能在菁英之間製造不安全感和仇恨，這會危害獨裁政權的政治凝聚力，讓鬥爭更激烈。

如果權貴資本主義在長期會造成經濟衰退並危及中國共產黨的生存，那麼中共是否會採取必要的改革來治療權貴資本主義這個痼疾呢？ 從習近平表現出來的危機感和反腐敗運動來看，他和他的支持者們顯然認為應該要改革。但這種搞運動式的糾正措施和列寧主義政權的自我修正能力是不同的。這種糾正措施只能在狹窄的、技術性的和短暫的意義上有效。被反腐敗打擊的個人落馬了，也被處罰了，掠奪被暫時遏止了。但如果一個政權真的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就不只是要摧毀個別的勾結網絡，還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勾結網絡得以滋生繁榮的環境。本研究的證據顯示，中國共產黨根本無法改變權貴資本主義所依附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因為這些體制正是中共得以壟斷權力的基礎。

由於菁英勾結必然會讓少數人致富並擴大貧富差距，即使腐敗的專制政權倒塌了，社經條件還是不利於鞏固民主或建立自由民主體制。如果這些勾結網絡在專制統治崩解後還能生存下去，他們就能在後威權時代的政治秩序中取得相當有利的位置，危害新生的民主。俄國和烏克蘭在過去20年民主鞏固的失敗經驗可能會在中國重複上演。

一個持平的結論是，中國民主化的道路絕不會是平順的直線發展。如果說自由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助於民主化，那麼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深化會讓民主轉型更加困難和混亂。在權貴資本主義之下，期待由統治菁英來啟動政權轉型是很不可能的。資產階級分裂成親貴集團和被排斥在外的人。統治菁英害怕危及其經濟利益而不願進行政治改革，黨國體制的脆弱性也讓人害怕即使是溫和的改革也會導致革命。要進行完全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也是前景黯淡，因為這會消滅專制統治菁英的尋租來源。

如果政權轉型真的會發生，最有可能是專制政權的突然崩解，原因也許是黨國體制菁英集團的內部分裂、巨大的經濟動盪、阿拉伯之春式的群眾起義讓當局無法快速鎮壓、對外軍事行動失敗等等。但不幸的是，即使舊政權被革命式的推翻了，也不會立刻迎來自由民主。權貴資本主義的餘緒──高度的貧富差異、地方黑道治國、權勢大亨的盤據──會讓那些在舊政權時代獲得巨大非法財富的人在搖搖欲墜的新民主體制中享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力。

《出賣中國：中國官場貪腐分析報告》， 裴敏欣（Minxin Pei）著，梁文傑譯，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