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將近讀完《巴西:被殖民掠奪的熱帶天堂,以狂歡掩飾創傷的森巴王國》這本書時,2022年的巴西總統選舉正在白熱化階段。巴西的總統選舉是4年一度的,所以它總會與男子足球世界盃在同一年舉行。平時是先踢世界盃,幾個月後始再選總統。但由於今屆男子足球世界盃改在年底舉行,所以總統大選的次輪投票只比世界盃開幕早幾個星期舉行。
最後競逐連任的極右派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以些微票數不敵回鍋參選的前總統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中間偏左的魯拉重奪總統寶座後,會為巴西帶來怎樣的轉變,尚需時間觀察。但就像世界不少地方一樣,巴西這場激烈的選戰,也在反映著社會的高度對立和撕裂。波索納洛以巴西男足的黃色球衣為動員的顏色,已令該世界知名的球衣成為了巴西極右派的象徵,左派球迷唯有與之切割。而次輪選舉結果公布後,有波索納洛支持者在多處堵路要求推翻選舉結果。他們的行動,以至甚囂塵上的軍事政變傳聞,都令人擔憂巴西的選舉民主制度是否能順利運作。然而,動盪的政治,對巴西來說並非新鮮事。
現代「巴西」的出現,是歐洲殖民主義掠奪的產物。《巴西》中文譯本書名的副題將巴西形容為「被殖民掠奪的熱帶天堂」,實是恰到好處。
不過,之後的多黨民主選舉則是改造了政治鬥爭的遊戲規則。民主制度下,民意也可以是被政治領袖操弄成為保住個人權力和地位的工具──20世紀三〇至五〇年代在巴西政壇呼風喚雨的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應就是箇中的佼佼者。但是,民主體制讓尊重制度的人可以合法抗爭、減少反抗的風險,這著實是民主制度的可貴之處。
民主選舉在巴西的發展並不一帆風順,而是跌跌撞撞的經驗。民主權利有時會得以擴張;有時又會收縮。例如在八〇年代末總統恢復由全民普選產生之前,巴西曾經歷過20年的右翼軍人政權獨裁統治時期。
每一次的民主倒退都有其獨特的時空背景和原因。六〇年代的右翼軍人之所以能成功政變終結民主政體,跟冷戰背景下美國中央情報局要在巴西防共的戰略意圖不無關係。但不論每一次「民主危機」或「民主倒退」的成因是什麼,它都是在反映著一個現象:輸家(或可能的輸家)無法或者不願意承擔不能把持政權的代價。
既然輸不起,他們就需要建立一套讓自己不可能落敗的政治秩序。
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大致上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如果回看巴西的歷史,馬克思的說法確有其參考價值,但也不算精準:在巴西,鬥爭的主要陣營,不一定純粹代表著特定階級的利益。除了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外,統治階級內部不同的利益集團和板塊、對國家發展理念有不同意願的集團、不同的區域的精英網絡(這對理解巴西政治尤為重要,至今亦然)都為了自身的藍圖、利益和權利而參加在權力鬥爭的遊戲當中。
民主體制要穩定下來,前提是各主要政治力量的認同。而在巴西這個貧富差距極端嚴重、族群不平等根深蒂固、地域分歧長期存在的國度,主要的政治力量對於遊戲規則取得共識,是很困難的事。在這樣的情況下,巴西近年愈見脆弱的民主制度,以至其他社會的選舉民主,會否只是社會矛盾的遮醜布?假如答案是肯定的,學術界或者政治評論的經典問題「威權主義政權怎可以長期存在」,或許需要被翻轉過來問──我們要問的問題會不會應該是:「民主政體憑什麼可以長期存在?」
對以上問題,《巴西:被殖民掠奪的熱帶天堂,以狂歡掩飾創傷的森巴王國》或許沒有直接答案,它卻告訴了讀者,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邏輯如何製造並鞏固巴西的諸多社會矛盾,繼而影響巴西人民的命運。到底即使當地的民主制度可穩定發展下去,又是否足以解決這些矛盾?
執筆之時,我無法預言今年巴西隊能在男足世界盃拿到怎樣的成績。但就算球隊可以靠第六次贏得世界盃冠軍令黃色球衣回歸成為全民符號,而即使「很可能是魯拉支持者」的主教練奇契(Tite),可以和早前表態支持波索納洛的頭牌球星內馬爾(Neymar)合作奪冠,全民團結也不可能消滅客觀的社會矛盾如殖民遺留、貧富差距、族群不平等、地域分歧等。
因為球隊勝利的狂歡也無法掩飾現實的創傷。
(編按:本文由聯經出版提供,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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