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社運本來就是在倡議為無法即刻贏下的戰役而戰，但若說有件事就算喊到嗓子啞了也值得繼續喊，那便是沒有人應該被剝奪有家的權利。」

《我的囚租人生》以作者葉慈（Kieran Yates）自身搬遷的經歷出發，細膩地揭示了家與居住的深層認知，並透過自身故事深入探討當代的居住危機。在她25歲時，已經在英國居住過20處不同的居所，每一個搬遷的故事，都能讓人感受到葉慈在不同居住環境中獲得的成長與體悟。

《我的囚租人生：租客面試、畸形格局、房東消失⋯⋯25年租屋經驗如何影響歸屬感，以及對居住文化與家的想像》，吉蘭．葉慈著，李忞譯，臉譜出版

這種溫暖而個人化的書寫風格，使得讀者能夠更深刻地感受到居住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層面，更是個人情感層面上的重要課題。這同時也指向了葉慈對改革的想法：政策或可作為改變的起點，但它並非我們唯一該關注的地方。關鍵是必須駁斥將一切看成競爭的主流論述，開始關注我們身處的共同體，即社群（community）。

對於台灣讀者而言，這樣的情感鋪陳能喚起許多人在租屋、搬遷中失落的片段記憶。這些記憶提醒著我們，家的意義從不僅限於房屋本身，更在於我們在其中建立的連結與情感。

我們還是先從政策層面說起，以引導台灣讀者進入葉慈對英國住宅政策的巨觀批判。英國所面臨的許多居住困境與台灣有高度相似之處，如社宅數量嚴重缺乏、社宅用地被大量賣給建商、政府不願擔負居住安全的責任、房屋市場的資訊不對等、房價與租金高昂、房客害怕被房東苛扣押金等等。

但台灣與英國不同的是，英國與其他歐陸國家面臨的高房價高租金問題，主要來自於住宅數量客觀不足。面臨戰爭與經濟的移民潮湧入，英國每年必須新建22萬戶住宅，才能跟上新增的需求，更別提彌補往年缺口，形成「供不應求」的態勢，連帶使得房價與租金狂飆。

而在台灣，住宅數量早已遠遠超過家戶總量，核心問題在於「空屋過多」。台灣目前約有930萬戶住宅（卻僅有800多萬家戶），但2020年普查空屋率卻高達18.5%，扣除「偶爾自住」的比率後，「目前沒有使用」的空屋比率為13.1%，在當年約為117.5萬宅，且有三分之二的空屋數位於六都地區。因此台灣的高房價高租金問題，主要是基於投資與保值考量，加上「房產持有稅過低」與房價過高造成的「租金投報率過低」等制度因素交織而成。

而在社宅層面，台灣社宅數量不足來源於起步過晚，地方政府約於2014年才開始將社宅數量作為施政目標，中央興辦社宅更是到2020年才開始；英國社會住宅的不足，則主要來自於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1980年的「購買權」（Right to Buy）政策。

購買權政策提供社宅住戶以補助價買下住處的機會，英國社宅比例自1981年的31.4%，逐年下滑至約17%左右。這不僅導致了房源私有化，也讓「好社宅」紛紛被買完，只剩下那些沒人想住、遑論想買的地方，也進一步導致社宅被標籤化，淪落為葉慈筆下「被訕笑與忽視的地方」。

而英國目前的窘境是，不僅社宅難以蓋回來（2017年英國社宅售出的速度，已比興建速度快上將近3倍），且近年新完成的社會住宅案，絕大多數由於設計差勁，有蓋不如沒蓋。有報告評估140處位於英格蘭、2007年後興建的社會住宅，其中20%從最初就不該開發，54%應止步於規劃階段。

葉慈認為「應付這場危機的策略屢次更改，最可怕的手段之一是興建速成、劣質、規劃不良的住宅。」這點也十分值得台灣借鑒，由於台灣目前對社宅需求的區位評估嚴重不足，為了政策數量達標，基本上是「找到公有地就蓋社宅」。因此，近期OURs都市改革組織等倡議組織要求修正《住宅法》的條文當中，便要求強化掌握社宅需求，避免這樣的悲劇在台灣發生。

葉慈的外公是從印度移民至英國的「新住民」，選擇落腳點的關鍵便是房價相對低廉。但這些移民來到英國後，面臨到文化與經濟上全方位的歧視，即便有錢也未必能夠租到房子，或遭到房東與銀行的欺壓。因此已經在英國立足的移民草根組織便應運而生，透過社群的力量協助新移民找屋，並發展出類似「標會」等台灣人熟悉的小額信用貸款，以對抗整個社會的不友善。

而在文化上，移民透過家鄉風格的擺設作為避風港，用來暫忘外頭充滿種族主義敵意的灰暗世界。如葉慈幼時住處隨處可見的金色塑膠製品，便與印度文化相關，這些懷舊物品除了連結到自身記憶外，同時也連結了文化記憶；而這些桌布、毯子、飾物也透過移民社群網路流動轉讓，協助新來的移民打造居所。

隨著葉慈的母親提出離婚，不再受到原有社群的庇護後，葉慈與其母親便輾轉於各種不良的社宅與私人租屋當中，甚至是汽車展示館樓上。但即便是在這些惡劣的住宅當中，社群的支持力道仍然強韌。在葉慈的筆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社群雖然形成於共同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但多數時候也是以地理空間為據點即時誕生。

其中本書讓我特別有感觸的是流離過程中的不斷失落與不安全感。每次重新融入社群與新的居住地，都必須重新融入並捨棄掉某些事物，這點不管在英國或台灣都是一樣的。

台灣俗話說「搬三次家，等於失一次火」，租屋族每次搬家都是「扔東西」的時刻。一年內用不到的東西扔掉、小時候的玩具扔掉、寫滿記憶的聯絡簿扔掉⋯⋯經歷數次搬家後，所有物品都會被「極簡化」，讓人逐漸與連結自身記憶的物品道別。生活變成是你可以在一個週末之內裝好，搬到別處的東西，在這種條件下，人們很少有餘裕去想更高層次的問題，例如愛、歸屬感、自我肯定或自我實現。

葉慈提出了幾項明顯現在就該做的政策措施，幾乎與台灣的經驗完全相符：如管制私人租屋市場、新住宅建案中至少有一定比例對民眾而言可負擔、立法規定保障房客權益、對第二棟以上的住宅徵稅、設定全國性的房租漲幅上限、將辦理居住與租屋事務的基本須知納入課綱等。

但說到底，目前英國與台灣的房屋所有權制度，是一套被操弄的運氣遊戲，把「居住權」去公共化為「所有權」，歸因於個人的努力與否。某個世代的許多人真心不解租屋那麼沒保障，年輕人幹嘛不去買房子？這完全是何不食肉糜的疑惑。

而要對抗這一切，除了政策措施外，也關乎於我們每個人透過社群方式構築居住民主，如開設工作坊、參與租屋族聯盟、抗議預算刪砍、把資訊分享出去，或者告訴身旁的年輕朋友簽租約時該注意些什麼事項，甚至找到方法參與社宅興建的前期決策等（這點在台灣已經開始初步萌芽）。

如葉慈所言「如果有人讓我明白我也是租屋者，參與著我加入的社區，我想我不會自以為什麼也改變不了」，這些發自社區的運動是獨特的有機體，安靜而不懈地展延，揭開被掩蓋的裂縫，爭取更好的可能性。

雖然台灣的租屋族仍以「原子化的都會青年」為主，社群連結也遠弱於英國。但在我們所努力的政策之外，社群與情感在其中也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同葉慈所說：「打造更好的世界不只需要重新想像居住的可能模樣，也需要我們一個個站出來，共同指證哪些結構對我們造成了傷害，耐心地將它們拆開。」

再次與台灣讀者們推薦此書，請您閱讀葉慈在冰冷的時代浪潮仍團結努力的微光。台灣與英國制度雖不相同，但面臨的困境與期盼卻具備跨越時空的力量，讓我們更能夠跳出既定視角，並開始培力自己、團結同伴，最終改變這個社會。

（編按：本文由臉譜出版提供，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