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棒30載，原本該是而立之年，但仍予人許多未竟之感。對我而言，除了假球案的接連重創之外，莫過於原本該是運動與城市間那條剪也剪不斷的紐帶，在台灣卻是接也接不起來。

我知道，桃園、新莊現在都已經是Lamigo桃猿與富邦悍將的完全主場，統一獅與台南的地緣關係是現行四隊中最久遠的，中信兄弟也以台中為重心，這些或許已有「主場」的味道，但卻怎麼都還是欠缺了「我的城市我的隊」的醍醐味。

運動與都市的結合可以有多麼自然？自然到在英文中找不到可以與「屬地主義」完美對應的字眼。Localism（地方主義）、franchise（特屬經營權或球團）看來都對，但就像「孝」這個字，英文永遠不可能用一個字來直翻一樣，這就是文化底蘊無法翻譯之處。也就是說，歐美文化視運動與在地連結，不需要多加贅字理解，自然到如同華人文化視「孝」不需多加解釋一般。

中華職棒成立初期，都是類似馬戲團巡迴國內各球場進行比賽的方式，收入以勝隊55％、敗隊45％的比例來分配，自1990年開打至1997年皆是如此。雖然1995年3月分，聯盟會議中提出了「假性主客場制」，但此舉也並非要落實都市與球隊的連結，而是「為了避免票房不好的球團影響其他球團經營」，怕被拖累的自利心態，而提出此方案的，正是人氣最旺、「全台皆主場」的兄弟象隊，況且此方案遲未落實。

1997年，台灣大聯盟以挑戰者之姿加入台灣職棒市場，時間點上卻恰好是在「黑鷹事件」核爆後的落塵陰霾下，台灣職棒看似有量上的最高峰（兩聯盟同時有11支職棒隊），卻是整體發展的最低谷。而在台灣大聯盟強調屬地主義的特色下，中華職棒也在時報鷹停權後的1998年賽季（1999年正式解散）因應而推出了「責任場制」，依地緣關係、企業屬性，各球團選定一至兩座球場為「主場」，主場球隊負起盈虧所有責任，至此，中華職棒的「主場制」與「屬地主義」才漸具雛形。

儘管自己從5歲之後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天龍人，職棒前幾年尚缺穩定的電視轉播時，除了在台北的比賽，下課後跑去台北市立棒球場排著外野免費學生票之外，一下子四隊這週在台中、下週在高雄，總是得靠中廣的轉播才能即時得知戰況。但卻開始有了疑惑，為什麼中華職棒的球隊，不是像紐約洋基、洛杉磯道奇那樣？沒有球隊有個家，而是全台趴趴走，跟個馬戲團一樣呢？

以美國職棒為例，除了極少數特例，包括因天災、場館因素緊急調動、海外賽、蒙特婁博覽會隊於2003、04賽季於波多黎各進行部分「主場」賽事之外（各22場），絕大部分都是緊守單一主場城市；日本職棒則會安排主場城市的鄰近區域下鄉比賽，如福岡軟銀鷹隊除，也會到熊本、鹿兒島等其他九州城市進行主場賽事；北海道火腿鬥士隊雖以札幌巨蛋為主戰場，但是也會安排到旭川、函館、帶廣等北國其他城市的比賽。歐洲的足球賽事，除非整修擴建臨時外租（如托特納姆熱刺這兩年以溫布利球場為主場），否則毫無疑問的，家就是家。

歐美的運動發展，與其自19世紀後期開展的現代化、都市化的進程有絕對的關連，其中英國於1850年修訂《工廠法》，使得勞工階級得以在週六下午獲得服侍資本家與上帝之外的法定休閒時間，也讓運動休閒邁入新的歷史階段。同時，以當地俱樂部形式組成的球隊，自然地就成了在電子媒體出現前的所在地凝聚認同的情感投射。

大西洋對岸，1869年，史上第一支職棒隊辛辛那提紅長襪隊（Cincinnati Red Stockings）成立時，儘管全隊只有一壘手古德（Charlie Gould）是辛辛那提當地人，其他全是全美招募而來的「傭兵」，但是以發祥地之名為號召，卻是如此自然。儘管《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在1897年曾質疑棒球這樣將在地認同與一群傭兵包裹在一起的方式，但卻不得不承認，就算這種認同的投射是一種幻象，但這樣的情感操作，是棒球作為一項生意的高招。

美國棒球史學家考佩特（Leonard Koppett）也曾讚揚如此的完美方程式：

幻象吸引了我們的情感　The illusion engages our emotions. 懸疑吸引了我們的理智　The suspense engages our intellect. 認同吸引了我們的精神　The identification engages our spirit.

19世紀後期，正是美國工業化、都市化與移民浪潮三股力量匯集的點，職業運動展與都市的連結，在此期間由棒球率先鞏固，而後美式足球、籃球紛起效尤。

這麼說來，中華職棒當年開打的馬戲團式巡迴，其實是錯過了可惜的時間點。1987年解嚴，1992年人均GDP首度突破一萬美元，1998、2001年逐步從隔週休二日到週休二日。政治上，市民社會萌芽；經濟上，可支配所得提升；社會上，伴隨著經濟成長的都市化，人口向都市流動，休閒時間增加，雖然晚了將近一世紀，但是這些因素的匯流，正與歐美的職業運動、休閒產業發展脈絡期程一致。可惜的是，當時的職業棒球卻以不應「自我設限在特定區域」的想法，錯過了初期就扎下運動與都市的根基。

反觀韓國，韓國職棒聯賽（KBO）於1982年開打，雖然當時也是在全斗煥專制政權下的產物，市民社會依舊受到壓抑，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發展初期的條件並不如中華職棒來得理想，但卻在那樣的黨國軍一體的體制下，KBO首任會長、也是前國防部長的徐鍾喆強力主導，指定韓式企業財閥落腳特定都市，韓職初始階段，就實行了屬地主義。時至今日，城市、球團與娛樂的多元結合，其創造出的產業規模，將中職遠遠拋在身後。

東亞的運動發展，儘管在不同時空背景進入運動職業化，但大抵對於企業投入多視為進步的價值、表示企業重視運動等等正向表述，也因此，即便是屬地的表現，但企業名稱仍被高懸著（如阪神虎、三星獅）。但是在歐美，儘管運動再職業化，卻反倒在球隊命名上留有都市情懷的浪漫連結，堅拒著企業名稱的「汙染」，因此就算球衣胸前贊助商的標誌比隊徽還要來的大、球場命名權被高價拍賣，但球隊名稱還是他們所力守的最後一片淨土。因此，在絕大多數歐美的職業運動中，都不會見到球隊名稱被冠以企業名；但東亞各國以其「遲來的」現代化進程，反倒將運動與經濟成長畫上等號，畢竟進步的經濟與象徵脫亞入歐美的職業運動結合，非但不覺有異樣，反倒是美事一樁。但是廣島鯉魚隊、綠灣包裝工隊那樣以社區共有方式經營的球隊，終究還是許多球迷心中神往的典範。

台灣錯過了打造運動與都市共同體的黃金時期，因此要重新建立起那樣的關係就需要花上加倍的心力，長達38年的戒嚴下，讓台灣少了地方媒體觀點的強化，尤其跨國新媒體的傳播，更進一步干擾了地緣關係與人身的黏著性，也就是華裔美籍地理學家段義孚所稱的「戀地情結」（topophilia）。畢竟，當紐約洋基隊與Lamigo桃猿隊與你我之間的距離，都只是一樣的從眼睛到螢幕的距離時，那麼全球化下的職業運動屬地主義，就不只是台灣自己能掌控的事了。

媒體日新月異的變化，改變了我們對於時空的認知。職棒繞了路的殷鑑未遠，籃球、足球等待邁入職業化的團隊運動，已不能再重蹈覆轍，必須一開始就擁抱在地，否則職業運動只會是飄盪在眾多休閒消費世界裡的符號之一而已。

這是職棒30年的未竟之夢，卻可以是來者可追的寶貴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