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沒看過張孝全的臉，但他的聲音好有磁性」、「我更喜歡劉德華的聲音，以前我還在電視上看過，濃眉大眼，超帥」。全台灣最繁華的台北市信義商圈，一群觀眾搭著彼此肩膀，手持白手杖，在影廳外排隊等待入場，興奮討論觀影經驗。他們是熱愛電影的視障者，用耳朵「聽」過無數電影。

對先天全盲的視障者楊聖弘而言，這一刻，他等了25年。

楊聖弘從未見過顏色。天空與大地、樹木或高樓，在他「眼中」只有濃淡不一的黑白色階，那是光線從物體上反射的陰影，他依賴這些影子猜測方位，避免失足。

1997年，楊聖弘還是名大學生，他常搭上同學的機車後座，用肌膚、耳朵、嗅覺感受世界，北海岸的浪花與鹹風、陽明山的夏夜蟬鳴，至今仍刻在記憶中。除此之外，他還愛看舞台劇和電影，「我就硬拉著朋友陪我去，請他們幫我敘述他們眼前的畫面。」

嘗試幾次後，這種行為難免被其他觀眾白眼，朋友們更發現，要即時介紹演出內容遠比想像中困難。眾人向楊聖弘詢問：「怎麼做才能讓你們聽得更懂一點？」他自己也說不出答案。

所幸，他們的學校裡，剛好一名老師──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趙雅麗──擁有橫跨戲劇系、傳播系的研究資歷。於是這群學生跑去她的辦公室敲門求助，誤打誤撞，從此敲開視障者進入娛樂世界的大門。

一群年輕人對朋友的關心，吸引趙雅麗鑽研起歐美為視障者設計的「口述影像」服務，並邀請楊聖弘擔任「審聽員」，負責在錄音前檢查腳本，確保視障者們「都能從口述影像旁白聽懂劇情」。

11年後，《海角七號》在2008年創下國片票房紀錄，看不見畫面的楊聖弘也透過口述影像「聽」了這部電影。當劇情開始，觀眾們能迅速從昏暗城市街景、主角阿嘉的神情感受他當下非常憤慨，再從機車上髒亂的行囊，猜測他似乎正要出發遠行。這段劇情僅21秒，沒有任何對白，只靠畫面說故事。

在口述影像版中，旁白如此說道：

「黎明前，一個台北住宅區的巷弄裡，偏偏可以看見映在晨曦裡的101大樓。阿嘉把機車從防火巷推到路邊，他的機車後座綁著睡墊、睡袋和背包，肩上背著電吉他。」

因為這段說明，視障者得知了阿嘉人在台北，是名吉他手，正要帶著一堆行李騎車，尚未解釋他的情緒。

接著觀眾看見，阿嘉跨上機車後發呆，再邊罵髒話，邊摔爛了自己曾賴以維生的吉他。旁白則敘述：

「阿嘉踩跨上車，電吉他背帶就掉到地上。阿嘉盯著掉落的背帶好一會兒，他架起機車，撿起背帶，拉開拉鍊，拿出電吉他，突然發狂地用電吉他對路燈底座亂砸。」

用19秒向視障者傳達畫面，旁白結束，立刻接上那句全片最有名的台詞：「我操你媽的台北！」

明眼人觀眾可從畫面吸收資訊；視障者只能參考旁白，想像場景，再從摔吉他、罵髒話得知阿嘉的情緒。

如此仔細分析劇本與畫面，最終「化繁為簡，精準、客觀篩選出最重要的內容」，不多做評論，讓視障者自行理解劇情──這是口述影像訊息設計師趙又慈對口述影像的定義。

趙又慈和楊聖弘合作多年，同樣師承趙雅麗，是目前台灣最資深的口述影像工作者，大部分的訊息設計師，都來自趙又慈的培訓班。

「畫出一個正方形，上面再加一個三角形，最後畫出一扇門，不用所有細節到位，只要幾個特徵符合，人的視覺就會自動認知──這是房子，」趙又慈說，她以心理學發展口述影像，將「人眼看見的事物」排出重要順序，再翻譯成視障者可聽懂的旁白。

一部電影依其困難度，口述影像工期約需2至3個月，預算20萬至30萬元，包含團隊成員報酬、租借錄音室等費用。假設2個月內5人參與製作，一人的月薪可能不到20,000元；若短期內承接太多案子，又會傷及旁白品質，影響視障者觀影。換言之，這是一份靠熱情支撐辛勞的職業。

也因為需求稀少，製作口述影像仍無專業認證。趙又慈直言，常見打著視障友善旗號的影視作品誤用專有名詞。她舉例，當年楊聖弘的同學為他轉播畫面，應稱作「現場報讀」，單純替視障者讀出簡單的文字或導覽資訊。

而「口述影像」，則要在演員對白間、短短幾秒鐘的空隙解釋畫面，傳遞「場景與劇情間的邏輯」。如何用「最少字說最多話」，便成了設計口述影像腳本的困難處；若加上太多渲染，反而會誤導視障者。

提到「被誤導」的經驗，楊聖弘曾在某場慈善活動上，「聽錯」一場電影。他記得旁白在片尾感性敘述，主角歷經風霜，佇立海岸孤單望著夕陽，逐漸落淚，最後擁抱了人生創傷。「我當時聽完，覺得好有feel，好有文學氣質，」楊聖弘回憶。

散場後，他興奮向同行友人求證，「最後那段很感人，畫面上到底怎麼演？是不是有重新播一遍前面的劇情？」豈知對方一愣：「沒有啊，只有主角默默望著遠方欸。」楊聖弘當下十分錯愕，卻無人可訴說。

「這不是口述影像，那叫說書，」楊聖弘認為，過度主觀的旁白就像「大人在小朋友讀書時不斷干擾，硬要灌輸自己的感想」。一段精準的口述影像敘述，不只幫助視障者理解劇情，更是培養他們的認知能力。

趙又慈也形容，大多數人出門旅遊後，會拿著照片向朋友分享風景，「一旦關掉手機，只能用語言敘述的時候，往往就詞窮：風景很漂亮、花色很鮮豔、天空很藍⋯⋯然後呢？其實你還是靠照片說話，沒有真正在描繪畫面。」

「我們都太依賴用眼睛，只用自己的觀點判斷事物，」趙又慈說，一個理想的口述影像製作團隊，應有複數的訊息設計師、不同失明程度的視障者，「從彼此的差異中找出最大公約數。」

每檔製作期間，趙又慈常問楊聖弘：「你們能聽懂嗎？」或「現在分得出來是哪個角色在說話嗎？」楊聖弘也會先聽一次初稿，再針對疑慮處反問：「你們眼中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他們的目標是，不分視障者或明眼人，都能透過口述影像理解劇情。待視障者完成審聽，配音員才能正式錄製旁白，將口述影像的音軌交給拍攝團隊，打包成放映檔送入戲院。

最後，視障者便可在開演前，向櫃臺申請借用接收器及耳機。除了電影外，戲劇、美術館、博物館，連傳統戲曲，也逐步見到口述服務的身影。

對另一名口述影像訊息設計師吳宜頴而言，表演藝術是促成人們反思，或短暫從日常生活中抽離的媒介，「我很喜歡戲劇，我不希望有人錯過它的樂趣。」

吳宜頴曾是劇團演員，5年前接觸劇場界的口述影像服務，如今自立門戶。她製作的第一場口述影像，是唐美雲歌仔戲團演出的《月夜情愁》。由於全劇都採台語對白，吳宜頴用了半年時間籌備，並請台語文專家反覆確認文字讀音。

該劇與國家兩廳院合作演出，提供多項無障礙引導服務；陣容也堅強，包含劇團團長唐美雲、影帝蔡振南、陳竹昇等名角。吳宜頴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卻來自謝幕後，特地留下來參加交流會的其中一位視障觀眾。吳宜頴回憶：

「那位阿伯站起來，朝著我的方向90度鞠躬許久，謝謝我願意製作口述影像。那一刻我發現，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

與電影不同，劇場經常「公演前一天，甚至開幕前一刻還在改」，吳宜頴曾遇過一位歐洲編舞家直到表演當週才抵達台灣，首次排練竟發現：「我之前拿到的側錄版本是錯的，走位方向完全不同，舞者還會隨機加上即興段落。」她只得連3天挑夜燈趕工。

走位與轉場是口述影像兩大罩門。趙又慈製作歌舞劇《史派德奇遇記之飛飛飛》時，眾多舞蹈橋段結合了劇情，她便要反覆提到主角珠兒所處的站位，才能讓視障者理解舞台上發生的事。

吳宜頴即將參與公演的親子音樂劇《誰偷走了我的字？》則在現實、精靈王國兩世界切換，一名演員還會演出多個角色，可能造成極度仰賴聽覺，靠嗓音辨認角色的視障者「認錯人」。吳宜頴得更仔細解釋場景，說明當下有誰出場，避免視障者感到混亂。

由於即時演出的變動性高，劇場口述影像通常以現場播報。吳宜頴自稱「考古學家」，為了隨時口述台上變化，她會向導演、演員反覆討論作品。

常為吳宜頴提供觀劇心得的視障者林聰吉倒是看得開：

「失明後的體驗不可能100分了，看不見就是看不見，永遠不可能跟明眼人接收到一樣的訊息，可是70分，總比0分好吧。」

為加強視障者對畫面的想像，口述影像也經常搭配「觸覺導覽」。如國光劇團重譯名曲《閻羅夢─天地一秀才》，吳宜頴和夥伴林明慧為此打造劇場的微縮模型，讓視障者入場前，先用雙手感受舞台設計，更邀請他們觸摸實際上陣的戲服、道具鬍鬚與刀槍。

「這是給視障者的紅利，你們明眼人劇迷摸不到真正的戲服，」林聰吉豁達以對，甚至抱怨起參加慈善活動時，某些主辦單位最喜歡放勵志片，尤其是「身障者跨越病痛，奮發向上那種」，他笑說：「看久了很膩，後來我忍不住問對方，能不能放一般人也會看的片子就好？」

2006年，林聰吉因病失明，人生前半場，他是狂熱影迷，年輕時成天往戲院跑，還投稿過劇本創作獎。隨病變逐漸失去視力後，林聰吉先丟了駕照，再丟了心愛的攝影器材，卻從未放棄觀戲。

「第一次參加口述影像的場次時，我真的很開心，可以重新看劇、看電影。」

現在的林聰吉不只藉助口述影像重拾熱情，更享受在腦袋裡為劇目「再創作」，那是只有想像力能演繹、欣賞的世界，他成為自己的導演。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簡稱史前館）歷經3年整修，近期重新開幕，趙又慈是全館口述影像服務的設計者。在「南島廳」入口，館方陳列一張為本展覽繪製的世界地圖，他們讓東方朝上，把台灣置於圖面中央，畫出先人與太平洋諸島之間的航線。

這天，家住東海岸的幾名視障者參加試營運，但對他們而言，方位僅有「1至12點鐘」，何謂東南西北？遠到難以理解。於是趙又慈向眾人吩咐，右手握拳、虎口朝上，朝人體正前方伸出，此刻的虎口為北方，手背則是東方。

她接著下令「拳頭左轉90度」。如此一來，手背朝上，東方與太平洋諸島反倒成了地球中心：

「世界不只有一種觀看角度，我們可以換個方法理解世界。」

此時趙又慈手上的口述影像導覽腳本，第一行便註解：「這個展覽，述說我們每個人和南島世界共享的連結與歷史經驗。」若把「南島」換成「視障者」，這段話、解釋這張地圖的方法，剛好體現了趙又慈與楊聖弘的堅持。

史前館為台灣第一間將常設展全面搭配「友善導覽」的國家級博物館，趙又慈為此設計97段口述影像旁白，總長近4小時。館內地圖皆附上點字與觸覺辨識，樓梯間、展櫃的轉角也幾乎全做了防撞處理。

「每個人都有生病、受傷的可能性，成為永久或暫時的障礙者，」趙又慈用最日常的情境形容，當近視族出門卻弄壞眼鏡，不就看不清楚螢幕或小字了嗎？她和史前館的目標即是把無障礙巧思自然地融入展區，「如果沒有特別提起，大家甚至不會發現。」

為輪椅族打造的動線，能幫助注重行走安全的長者、孕婦；替視障者設計的口述影像與觸覺導覽，也能促進理解力尚淺的孩童吸收展覽內容。

從電影、劇院到展覽空間，趙又慈強調：

「我們不是在做視障服務，是準備好讓所有人，不管暫時或永久障礙，都能接近文化，過著有人權的生活。當任何人無法近用（access）文化，都不是他個人缺損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社會沒有準備好。」

不過硬體技術成熟前，趙又慈曾為理念苦惱多年。過去一些專為視障者舉辦的放映會和導覽場次都採直接播放旁白，影響明眼觀眾的參與意願，更讓部分視障者感到「善意的」差別待遇，違背了口述影像的共融（inclusive）原則。

直到無線接收器的價格逐漸普及，相關團體才能負擔租借費用，讓每位視障者戴著耳機互動。如今視障者、明眼人能在同一場合，用不同的方式接觸文化，楊聖弘認為，反而更像是一起享受。

但口述影像走入院線半年後，結果似乎不如預期，楊聖弘和趙又慈驚覺，很多觀眾不了解盲人共融場次如何運作，竟以為是「視障專場」。

一名電影發行業者私下向《報導者》證實，的確有民眾看了場次表備註「提供視障口述影像服務」，誤以為只開放視障者購票，或者正片會播出解說音軌，干擾他們的觀影體驗。「很多場次票房非常慘，甚至全場空著，沒有人買票，」他感嘆，美意應搭配更多宣傳。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局長徐宜君坦承，「我們也有發現這現象。」3年前，徐宜君拉著金馬影展推動籃球國片《下半場》製作口述影像，第一場特映會，她邀請視障者和業界人士「共融」。她的策略是：先鎖定產業。當製作方、放映方都對口述影像產生認同，才能長出動力。

「也有人問過我，為什麼不強制國片申請輔導金都要做口述影像？」徐宜君直言，戲院需要更新硬體，還必須培訓員工；否則片子做了不能播，上映了卻無法讓視障者方便地走入影廳，「這樣服務就是空的，只是多一條補助規則。」

2021年金馬影展，徐宜君加碼安排最佳劇情片《消失的情人節》、最佳男主角獎《親愛的房客》口述影像場次，新科影帝莫子儀致詞表示，口述影像如同聽覺的多重饗宴，「不只視障朋友，一般人也可以聽。」導演鄭有傑也允諾，下部作品會提早安排製作時程。

徐宜君知道時機成熟了，「明年一定要讓口述影像進院線」，但殺招仍未至。

2022年，入圍金馬獎13項獎項的國片《一家子兒咕咕叫》未演先轟動，點燃影迷圈期待。頒獎與上映前兩週，金馬影展將它選為開幕片，並同步推出口述影像場，許多觀眾原本只為搶先觀影，意外因此第一次接觸口述影像，讚譽不已。

那屆金馬影展在11月2日開幕，2天後《罪後真相》隨即首輪上映，一切經過精心計算，背後是一群影視局職員緊盯各劇組的口述影像製作進度。

今年台北及高雄電影節都將搭配口述影像服務，徐宜君承諾，繼續打造友善觀影環境，讓一般觀眾認識口述影像，願意走入共融場次，「和親友一起享受最成熟的觀影設備，結束後再熱烈討論，這就是電影院不會被串流淘汰的意義。」

但輔具遠非萬無一失，楊聖弘也曾在一週內失去3支導盲手杖：「過馬路前要靠手杖確認路面的高度落差或水溝蓋，很常遇到車輛轉彎靠太近，我只聽到『啪！』一聲，手杖就被壓壞了。」

視障者出門風險重重，他們習慣只走固定路線、前往固定地點；若有突發行程，便需要一名陪同者協助。趙又慈觀察，這些交通成本使許多視障者放棄出遊，心想「不要貪心，我現在這樣就好。」

《罪後真相》推出口述影像場當天，趙又慈和志工招呼視障者領取設備，其中一對老夫妻奪走她的目光，趙又慈多瞄了幾眼。原來那位先生是後天失明者，視覺世界曾帶給他無比恐懼，拒絕出門，連電視都不願打開。

從憂鬱到接受，最後接觸口述影像，開始主動拉著妻子帶他參加各種放映會，重新走入社會。兩人熟練穿梭鬧區人潮，趙又慈說：「這是我做這份工作最喜歡的畫面。」

這些年來，楊聖弘又最喜歡哪一場口述影像？答案並非電影，而是雲門舞集的演出。

雲門曾替視障者破例，搬出一部不輕易露面的舞作。主辦方邀請視障者提早半天報到，舞者則在現場等候，與他們一起體驗該舞最精華的片段。其段口述影像如此敘述：

「十幾名男女舞者出現在白布的右前方，他們面對觀眾，緊密地排成3列，由前排到後排，從單膝高跪變成直直站立。」

舞者繃緊雙臂，向上伸展，讓視障者觸摸肌肉紋理，將身體作為導覽品，讓視障者們各自在心裡描繪出「只有自己知道」的舞姿，10個人就有10種想像。

當舞者引領視障者開始動作，旁白又喃喃道出：

「扮演船桅的舞者開始劇烈迴旋他的上半身，撐起的白布隨著肢體搖擺，在空中翻飛，舞者們紛紛高舉雙手，簇擁著搖晃的船桅。」

接著眾人搭肩，由輕至重搖晃身體，從四肢震到軀幹，楊聖弘回憶，「那天學了好多這輩子沒體驗過的動作，大家玩得很高興，我記得是在模仿坐船？原來坐船是這種感覺。」

它是今年重演的雲門傳奇作品《薪傳》，演繹先民渡海，來台拓荒之艱辛。古人將生命扎根土地，就像這群專家、視障者共同替口述影像種下一畝田。雖然楊聖弘在受訪時忘記劇名了，但不必多言，那場導覽帶給他的感動，足以令他回味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