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設置原保地的目的，是在保障原住民生計，因此依法原保地只能轉賣給原住民，即使合法轉賣後也仍須依照原本的農林用地使用規定。但根據原住民委員會最新統計，全台26萬多公頃的原住民保留地中，已經有超過1萬公頃遭到非原住民違規使用及非法占用，學者估計實際流失狀況更加嚴重。

《山頭上的掠奪：揭露全台原住民保留地流失亂象》調查報導指出，從新北烏來、苗栗泰安等知名溫泉區，到新竹尖石、五峰等熱門露營區，許多原保地近年紛紛以各種假買賣手法移轉給非原住民，進行溫泉飯店、大型露營區等違反農林用地使用的大型開發，政府應正視原住民土地正義與文化存續問題。

然而，因規範原保地移轉的母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法律位階太低，過去法院判決往往依據不同法律而出現合法、違法不同見解，使得假人頭買賣仍層出不窮。

最高法院民事庭副發言人鍾任賜向《報導者》表示：「我在高雄擔任庭長時，曾經有這樣的（原保地官司）裁判，當時意見就很多，法律上也有不同見解，當時就意識到這是問題。北上進入最高法院後，碰到類似案件時，便毫不猶豫地向大法庭提案。」尤其是他看到學者引用智利馬雅原住民的一段話「開車在自己的土地上，卻無家可歸」，更確定必須避免讓台灣原住民步上後塵。

鍾任賜說，他之所以選擇難度更高的「原則重要性提案」，是因為原保地官司並非單一個案，類似案件同時就有三案需要併案討論，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很多法官都在等著這個案子的大法庭裁定結果。

大法庭成員總計有審判長、9個法官（代表各庭）、加上提案法官，合計11位，必須獲得過半數支持才能做出統一見解。一開始，當鍾任賜代表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提出此案的徵詢書時，最高法院多數庭都不贊成統一認定假人頭買賣違法，僅有極少數法官支持。

鍾任賜坦言，「那時真的非常孤獨，但既然選擇提案，就勇敢走下去。」

此案進入準備程序時，大法庭把併案的三個案子兩造律師都找來辯論，合計是六方律師。鍾任賜轉述當時律師們的意見，包括「如果借名登記合法，將使人頭合法化，放任結果將迅速消滅原保地」、「以借名登記不可架空憲法價值、立法選擇或行政裁量」、「基本國策是呈現憲法價值取向，屬於公共利益，符合比例原則可以限制基本權」，甚至有原住民律師提到「土地是文化的載體，原保地消失原住民族文化就滅亡」，他認為這些律師見解都相當精彩。

到了最重要的今年8月20日大法庭評議會，正巧是《山頭上的掠奪：揭露全台原住民保留地流失亂象》調查報導在8月17日刊登後的第三天，鍾任賜特別請示民事大法庭審判長同意，將這項專題的每一篇報導（包括漫畫版圖文故事）都印給每位大法庭法官參考。他自己更在當天簡報的第二頁，就引述這項報導揭露的「一條龍」假人頭買賣手法，當場藉此說服其他法官：「其他機關不努力，那是他們的事，但案件進入司法機關，至少我們必須守住這條線，透過大法庭裁定統一見解『斬斷一條龍手法』，讓原住民能在原保地上永續發展，這關乎到原住民族後代子孫的環境基本權利。」

「你們的報導描述實際現狀，確實發揮臨門一腳的效果。」

鍾任賜強調，原本評議會前他還在私下計算票數，當時氛圍完全沒有樂觀的本錢。但在他不斷說明不能單獨看原保地買賣的各項契約、必須整體以「一條龍」手法來認定原保地被實際移轉給非原住民後，評議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大法庭對於認定一條龍手法的假人頭買賣一律違法，已形成高度共識。

之後大法庭又開了兩次評議會，但只是對裁定文草案進行逐字逐句的檢視，最終在9月17日完成裁定，僅有一位法官留下部分不同意見書。

鍾任賜說，總計此案從提案到裁定，總計寫了16萬字，耗時22個月才完成，尤其是評議階段更是一場馬拉松，三場評議總共花了超過6個小時才完成裁定主文。

他認為，過去司法系統也在農地問題遭遇過類似狀況，當時司法機關的裁判有很多種結果，也有很多矛盾之處──原本僅有自耕農可以擁有農地，但當司法機關某種程度承認借名登記等人頭手法時，最後立法機關也全面失守，變成現在大量農地非農用的現況。「現在司法擁有大法庭裁定制度，理當有所作為」這也是此次能夠完成原保地案裁定的重要背景。

檢視已上網公告的大法庭裁定主文，把原保地問題拉高到《憲法》及國際兩公約層次。裁定文中首先強調《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架構裁定的憲法價值。

裁定主文接著指出，《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2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以及《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等，禁止原保地轉移給非原住民，符合《原住民基本法》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簡稱兩公約施行法）》的意旨。

根據上述法律架構，大法庭據此認定借名登記、買賣契約、抵押權等迂迴方式要達成將原保地轉移給非原住民，依《民法》71條「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應屬無效。

鍾任賜強調，大法庭是要以《憲法增修條文》、國際兩公約的堅實法律架構，來明確保障原住民的「集體權」與「文化權」。

對於大法庭做出假人頭買賣無效裁定，法律扶助基金會原住民族中心主任林秉嶔認為，這項裁定以憲法價值，透過既有法規論述當媒介，再套用民法，這是對於原保地法律爭議少見的完整論述，大法庭裁定是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見解，未來的交易態樣勢必受到影響。

林秉嶔認為，大法庭裁決出爐後，南投的法扶已經有原住民來諮詢，顯示影響已經出現；雖然法院已判決確定的是無法翻案，但正在訴訟中或有意提出訴訟的都有直接影響。另一方面，司法確立原保地的憲法價值後，行政與立法怎麼接球，這是未來的重點。

不過，這項裁定仍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林秉嶔指出，大法庭裁定出爐後，對於目前正在訴訟中的原保地案件，雙方可能會以「和解」的方式來避免走到最終判決。往好的方面想，原住民可以獲得一定的和解金，但失去原保地仍是事實，非原住民違法取得原保地的現況仍將持續。

此外，未來非原住民覬覦原保地時，可能手法會更精緻化，例如讓原住民地主共同經營或入股，而不是目前盛行的假人頭或設定抵押權等形式。原保地流失現象能否從此遏止，仍不容樂觀。

「甚至雙方改以簽訂共同開發契約，或是合夥方式經營民宿或露營區來鑽法律漏洞，只要雙方都同意就可避免走上法院，就不會碰上這個大法庭裁定，」林秉嶔悲觀地說，真正要完全杜絕原保地流失，光靠司法恐怕還不夠。

熟悉原保地議題但不願具名的法官則強調：

「司法已經做了該做的事，接下來行政、立法部門必須動起來。」

這位法官分析，原保地在法律上是國有無償給予原住民使用，當原保地事實上已經不再是原住民使用，或許行政、立法部門必須思考「將原保地收回國有的可能性」；當違法取得原保地可能被國家收回，才能產生最大的嚇阻效果，應為治本之道。

他強調，目前原保地規範放在《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的法律位階明顯不足，必須提升到專法位階，與原住民傳統領域一起入法，這樣的法律才夠完備，而原保地也才能發揮真正照顧原住民的價值。

林秉嶔則擔心，國家收回的典型例子是徵收，例如徵收土地做公共建設，也就是必須符合公共利益，國家收回土地才會有正當性，行政、立法部門對此還會有一番拉鋸。「若是立法讓回收的原保地成為部落共有，由部落來決定之後怎麼使用，或許是一條可能的路，但這也考驗公務體系願不願意大刀闊斧，恐怕不容易做到。」

無論如何，儘管原保地大量流失問題複雜萬端，但最高法院大法庭的裁決已從法律面跨出重要一步，行政、立法部門更須採取積極作為，以正視原住民族的土地正義及文化保存等關鍵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