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防疫政策突然180度拐彎之後，張曉方（化名）所經營的Instagram帳號又收到許多新的私訊投稿。陌生的網友給張曉方發來戲謔中國政府的段子，也有不少人整理過去3年的「舊帳」，諷刺政府各種前後矛盾的說法。

張曉方經營著Instagram帳號「迷惑中國」。帳號自2022年7月開設，至今累積1.6萬名關注者。最繁忙的時候是2022年11月底至12月初，當時中國各城市爆發反封控運動，大學生們高舉白紙抗議，海外也發起各種聲援行動，高峰時張曉方一天收到數百條私訊投稿，再一一整理發布──有中國國內抗議現場的圖片，也有海外聲援行動的影片。

「開這個Instagram號，我是想記錄中國網絡上被404的帖子，或者讓人感覺荒謬的內容，」張曉方對《報導者》表示。為了保護個人安全，他使用化名，在網路連線的採訪中使用了變聲軟體。

他指出，相比於2022年11月那波中國遍地開花的白紙運動，最近讀者私訊投稿變少，對抗議的討論熱度變低了。對此他並不意外 ── 一方面中國政府快速地解除清零政策，開始恢復通關，算是消極回應了部分運動訴求；另一方面，政府低調拘捕許多抗議人士。「面對活動後的『秋後算賬』很多朋友也無力反抗，降低對白紙運動的討論與關注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行為，」張曉方說。

在Instagram平台上，如今類似「迷惑中國」的帳號並不罕見。在白紙運動期間，這些蒐集和保存中國政治異議之聲的帳號獲得大量關注、點讚和轉發，例如「北方廣場」、「公民日報」、「小小淚滴」、「日人民報」、「東北不能操」、「看薦中國」、「不粉紅」等等；其中，「公民日報」這一帳號更開始形成整合及傳播運動日程，甚至是定義運動hashtag名稱的角色。

長期研究社會運動的中國政治學者沈天哲（化名）對《報導者》表示，疫情3年來，Instagram和Twitter上出現一些中國「反賊」帳號，其中Instagram更為明顯，這刷新了人們以為中國年輕人都是「小粉紅」的認知；而來到白紙運動，這些已經經營一段時間、獲得網友信任的帳號就進一步發揮影響力。反賊是自由派人士的自稱，帶自嘲意味，源於《三國殺》的遊戲身分。

「這和我們以前理解的小粉紅現象完全不同，我觀察這些帳號多數是一些世界主義的自由派，除了關注中國議題，他們也支持香港運動，伊朗和其他國家爆發抗議的時候也會轉發。」

沈天哲特別留意「公民日報」這個帳號──自2020年3月開設以來，該帳號經營者利用各種memes（網路迷因）諷刺中國問題，逐漸累積關注者，「形式有點類似香港反送中運動時的文宣」；而到運動爆發時，「公民日報」甚至主動地定義和傳播 #A4revolution這個hashtag。

沈天哲進一步補充，從全球來看，近年Instagram和Twitter在政治異議運動中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其中Instagram角色更為明顯：

「Facebook以文字為基礎，Instagram以圖片和影片為基礎，更符合現在年輕人的口味。IG Story（限時動態）是朋友私人間的分享，而且一定時間後就刪除，但如果很多人都在IG Story分享一個影片，影響力也可以很大。」

疫情3年，為什麼湧現了這些「反賊」帳號？這些帳號背後的經營者是誰，從思想到行動，他們經歷了什麼轉變？而在線下抗爭的年輕人，又冒著怎樣的風險和壓力？《報導者》採訪在白紙運動期間積極扮演傳播角色的4個Instagram 帳號以及幾名參與海外抗爭的青年組織者，嘗試梳理這些問題。

時間回到白紙運動發生的前3年，當時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很難出現大規模反抗運動。「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的死亡以及武漢封城引發的悲劇一度讓社會震怒，但隨著疫情平復，中共開始宣傳清零政策的成功，民怨無處宣洩。

劉益對《報導者》表示，自己生於1995年後，並沒有經歷這兩場社會運動，但他感覺近幾年愈來愈多年輕人在網路上懷念「更自由、更開放」的80年代，「六四作為那個時代的成果，同時也是它的終結，我從廣場上的年輕人中看到了我們這代人缺少的朝氣。」

劉益早前留學美國，其後定居當地，從事藝術工作。在中國成長期間，他經歷過Google尚未撤出，中國網路產業快速成長的時期。他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微博誕生，一度形成熱烈討論社會問題的風氣，也形成一批公共知識分子，劉益也在這時經歷「政治啟蒙」。幾年之後，中國政府對網路言論審查更加嚴格，劉益的微博帳號多次被封號，此後他開始翻牆，轉移到海外平台。

「北方廣場」上的每張照片都是由劉益親自挑選，起初他把帳號視為個人的藝術項目，關注者一直緩慢增加，並在2022年4～6月的上海封城期間第一次迎來大幅度成長。當時劉益基於好奇，發布了一則限時動態：「被封城的你，此刻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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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這個提問得到近200個反饋，關注者現身分享心情，有人說自己「像精神吉普賽人，在自己的國度不斷被流放」，也有人說，感謝還有地方能說話，還能看見有共同想法的人。在中國網路牆內，此時也爆發輿論風暴，大量網友發布封城實錄或求救文，卻迅速被刪帖。

通過此次限動徵集，劉益看見無法發聲的人們：

「這個帳號有了全新的意義，它從一個我自己的東西，變成一個大家的東西。我發現他們需要一個匿名的平台，讓他們發表自己的感想、經歷。畢竟這種討論在國內是不被允許的。」

在白紙運動中，劉益說自己每分鐘都會收到網友投稿，他不斷發布這些抗爭現場的紀錄，盡力當個傳播者的角色。截至今年1月13日，「北方廣場」累計8.7萬名關注者。

夏浩表示，當時一群年輕人決定創立一個可以盡情討論中國時事的陣地，有成員參考香港反送中運動Telegram群組「文宣谷」做法，開設Telegram群「文宣中國」，一個月後又開設 Instagram帳號「公民日報」，夏浩是在此時加入團隊。

90後的夏浩中學時期隨家人搬到國外，目前長居加拿大。在海外求學期間，她持續關注中國議題，希望有朝一日能看見改變：「我希望回國的時候可以不要翻牆，自由地說一些事，我不想回國還要畏畏縮縮。而且當你人在海外，如果你的國家是真正強大，在海外生活就會更有底氣。」

帳號起初主要發布諷刺中國問題的圖文，自去年10月北京四通橋橫幅抗議之後，逐漸轉向倡議的角色，鼓勵網友們在海外城市列印並張貼四通橋的抗議口號，進行海外聲援。截至1月7日，「公民日報」累計7.1萬個關注者。

「Telegram反賊用的比較多，Instagram是海外留學生用的比較多，年齡也比較輕，」夏浩說，他們選擇增設Instagram帳號，是希望影響更多身處中國或海外的年輕人。

根據公開數據，2022年全球Instagram用戶達14.4億人，其中18～34歲的用戶佔了總用戶的61.2％；同樣年齡區段，Facebook的比例是52.5%。

「小小淚滴」也是近一年多快速成長的Instagram帳號，主力保存中國網路牆內的異議之聲，在白紙運動中也蒐集和整理各地抗議的現場、被捕者經歷等。創辦者小淚（化名）告訴《報導者》，即便近年中國審查愈趨嚴格，但依然能看見一些網友發出與中共主旋律不同的聲音。她被這些發聲所感動，打算開Instagram帳號作私人紀錄。

「從鐵鍊女事件到白紙運動，我可以感受到海外華人的行動力明顯提高，但憤怒並不是愈來愈烈，憤怒是一直都在，一直都很烈。」小淚說：

「以前我總覺得年輕人，或更小的那一代人，被洗腦的很多，跟我們不一樣；最近就發現其實大家都差不多，無論是怎樣被洗腦，總會有一小部分人，他們會意識到事情不對，會跳脫束縛。」

此次白紙運動，無論中國本土或海外的抗爭者，大多是年輕面孔，刷新了過往人們印象中的「小粉紅」現象。

這群發聲者並非鐵板一塊。以此次報導採訪的Instagram帳號經營者以及參與海外聲援活動的抗議者來看，他們來自不同群體，有的一直自嘲「反賊」，長期批判中共管治現狀；也有不少人近3年來因香港反送中運動或中國清零政策所暴露的問題而經歷政治覺醒。

「在這（北京奧運）之前，中國強調要與國際接軌，但2008年後換了一個說法是，中國要幫助世界擺脫經濟危機。這套話語到現在轉變成習近平為世界指明方向，中共要拯救全球，」長平說，他也親歷了這個轉變。

長平早年供職南方報業集團，2011年他因批評當局遭到南方報業除名，中宣部更下令不能再刊載長平的文章，此後他到香港參與創辦媒體《陽光時務》，後來遭香港政府拒發簽證。他於2011年旅居德國。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艾希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2020年發表一份研究報告，內容針對2009～2017年中國社群媒體上的239位意見領袖的發文內容進行分析，結果顯示2010年網路討論仍以由自由派主導，但從2013年開始，對民主體制的討論愈來愈少，而質疑民主體制的聲音則愈來愈多。

長平強調，儘管中國「去正義化」教育起了不小作用，但反抗青年一直存在，即使是在大躍進、文革等艱難時期，也都存有決絕的反抗勢力，只是不一定能被看見，因此白紙運動的抗爭者不完全是「小粉紅」轉變，部分是隱忍已久的反抗青年們。

近幾年，由於中國網路的審查制度和舉報氛圍，不少網友為規避風險，會在網上隱藏政治立場，遇上重大公共議題，以一種隱晦的方式進行訊息傳播，延長被刪帖的時間，長期下來也形成集體壓抑的情緒。

在Instagram上經營的「反賊」帳號，許多都會透過接收私訊投稿的形式，和中國牆內的網友互動。「北方廣場」劉益表示，在上海封城之後，他們更積極地用徵集投稿的方式與網友互動、收集看法，再以匿名的方式發布在Instagram，變相搭建了一個平台，讓網友以安全的方式交流：

「我們有感覺到，發這些投稿可以消解因為恐懼帶來的自我審查，因為當你看到別人以各種方式抵抗體制，就會被鼓舞、抵銷長久以來的無力感，以及重建從八九之後一直缺席的公民運動。」

對不少網友來說，這種投稿的互動方式不僅能抒發心情，久而久之，也形成同溫層。「公民日報」夏浩認為，當人們發現原來同溫層比自己想像地還大，世界上還有其他志同道合的夥伴時，就會多出一點行動的勇氣。

白紙運動期間，「公民日報」收到的投稿數量是創號以來最高峰，光是一天就發布600多則貼文。夏浩表示，許多網友會對「公民日報」提出需求，例如運動爆發初始，網友詢問能否發布統一的hashtag ，讓白紙運動被更多人看見。

於是「公民日報」在限時動態發起徵集，讓大家一起發想hashtag，最後從中選定5個，再讓網友進行票選，「#A4Revolution」獲得最高票。

2022年11月29日，「公民日報」也整合並發布了這場運動的「四大訴求」。夏浩說，有網友認為統一訴求有助於運動聚焦，於是團隊成員開始討論，過程中成員們因為新疆問題而有意見分歧──大家認為新疆問題非常重要，但由於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的宣傳，又擔心中國國內民眾對新疆問題認識不多。

「最終四大訴求沒有新疆，提出（訴求）的人認為現在的四大訴求是國內的人最急迫想達到的訴求，所以覺得若把新疆的訴求加進去可能會沖淡白紙的效應，」夏浩表示。此外，公民日報積極扮演線下活動的「連結者」，協助各地的聲援者進行聯繫和交換聯絡方式。

沈天哲強調，「白紙革命」和「#A4Revolution」這些運動名稱主要是「公民日報」等海外社群帳號發布和傳播的，在中國國內不一定被廣泛接受。

「但無大台的社會運動就是這樣，大家不斷提出意見和修正，就像香港2014年，最初叫雨傘革命，後來大家覺得應該叫雨傘運動，」他指出，這次開始行動的許多中國年輕人是社運新手，但擅長使用網路工具，再配合社群帳號連結大家，「他們想搞悼念活動，設計了海報發給『李老師不是你老師』，最後就真的有人來一起集會。」

當網路上湧現愈來愈多聚集中國異議之聲的部落時，年輕人在海外也開始採取線下行動。

來自中國、近年定居東京的年輕人李牧吉（化名）說，他早於5年前就在東京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舉辦讀書會交流中國議題。李牧吉表示自己於2010年左右在廣州讀大學，當時的社會氛圍比較寬鬆，但2013年習近平上任之後，目睹自己參與的公民組織紛紛遭到查封，大學畢業後他下定決心搬離中國。

在日本生活數年，李牧吉累積了不少辦活動的能力，在白紙運動中正好有所發揮，和夥伴們一起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東京新宿聲援活動，事前特別規劃活動動線，安排安保人員。活動現場除了讓人放置鮮花悼念，也設置一個小講台讓參與者自願上台發表想法。這天集會現場出現不同政見的旗幟，像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中華民國國旗、香港旗、雪山獅子旗等，高峰時同時在場的約有800人。

「你會看到來現場的每一個人，他所拿的牌子，往後追溯都是一個公共事件。」

在多倫多，中國年輕人Wester早於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就第一次走上街頭聲援。他對《報導者》表示，自己以前算是小粉紅，出國讀書後更多了解八九民運、香港問題，才慢慢開始覺醒，近年更與在中國政見不同的家人斷絕來往。

參與香港聲援活動之後，他被同儕指稱是港獨分子，被踢出各種朋友群，一度感覺非常孤單。沒想到2022年2月，一場在加拿大悼念李文亮醫生的活動，現場竟然來了十幾個人，他大感驚訝。

Wester把聲援者集合起來，開始組織當地留學生行動組織「公民會」，此後每當中國爆出重大公共事件，他們就會在網上發起聲援，在線下組織活動。在白紙運動爆發的數天，他一邊聯絡組織集會，一邊查看Twitter和Instagram上的訊息。

他留意到「公民日報」在限動典藏中有「全球燭光信息」，整理了全球各地聲援者的活動海報。Wester很快發現有其他人在加拿大舉辦悼念活動，於是主動聯繫組織者，「我跟他們一起討論要如何克服恐懼，如何調動團隊士氣，如果在現場遇到小粉紅怎麼辦，以及該怎麼申請警方許可。」

2022年11月底至12月初，全球有60幾個城市發起聲援活動，除加拿大、東京以外，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賓州大學、加州大學、英國劍橋大學、澳洲雪梨大學等地留學生也紛紛發起悼念和集會。與中國本土抗議一樣，海外聲援規模也是1989年後最大規模的一次。

中共宣傳機器當時也汙名化此次運動，指稱抗議人士受到「境外勢力」影響。11月29日，中國網上出現一篇文章〈顏色革命勢力蔓延：多地驚現有預謀的鬧事，有境外勢力曝光〉。中國官媒《新華社》隨後發布的中國最高安全機構中共中央政法委會會議紀錄，內容提到「堅決依法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壞活動」。親中媒體《亞洲週刊》也發文稱海外Instagram帳號和Telegram群組「動員方式與香港黑暴類似」。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運動的抗爭者開始積極回應「境外勢力」的敘事框架。北京抗爭現場，一位民眾警告現場抗爭者小心境外勢力滲透，其餘抗爭者立刻群起嘲諷，雄辯回應，「我們連網都上不了國外的，哪來的境外勢力，境外勢力怎麼跟我們溝通？」

「北方廣場」劉益表示，「我們不會太在意被說是境外勢力，因為一旦開始辯解，想要極力否認時，會發現自己陷進民族主義框架裡面，而定義你是否會被接受和理解的人是他們。」

長平認為，中共政府反覆透過宣傳想把境外勢力變成一種禁忌，但這次運動大家直接把境外勢力搬到檯面上來說，這反而是件好事，「不管是海外或國內的反抗者可能都要意識到，沒有人是一座孤島，誰都離不開境外勢力，本土運動也是國際反抗運動的一部分，對汙名化的突破應該是下一步重點。」

此刻，反封控運動、白紙運動已經暫時落幕。伴隨著突兀而沒有良好準備的突然解封，中國各地爆發嚴峻疫情，出現醫療擠兌、藥物供應不足、危重症無法得到即時救助等情況，近日又爆發抗原藥廠的員工疑因欠薪和裁員而集體抗議的事件。

「現在才是最重要的階段，就是總結經驗，形成組織，為下一次大規模公共事件積攢力量。現在我們都認為2023年中國會發生更多公共事件，所以我們正在為下一次做準備，」李牧吉指出。

「迷惑中國」張曉方也與李牧吉持有相同看法，他認為，白紙運動讓更多民眾知道可以對不合理的政權表達訴求和反抗，「這一切才剛開始。」

身處海外，他們也還在學習和摸索海外聲援者的角色和定位。海外的聲援力量如何與中國網民互動？和中國本土抗議保持怎樣的關係？此刻他們還無法給出完整答案。

「公民日報」夏浩認為，「任何理想的狀態應該是由國內發起，海外跟進。接著，海外幫著放大國內的聲音，這是運動還沒被壓制住的時候，但到現在這個階段，已經很難有大的動作，我們在海外能做的，就是盡力保存、記錄這場運動。」

「北方廣場」劉益認為，最基本的還是，先讓孤單的原子碰撞起來。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張曉方、沈天哲、劉益、夏浩、小淚、李牧吉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