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4日，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12港人案在6樓開庭，7名被告因「妨礙司法公正」認罪求情；曾經為他們發聲的前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鄒幸彤則在4樓，她如今也是一個被告──她自2021年9月起因《國安法》被囚，這天因支聯會「拒交資料案」而應訊自辯。

兩年前，2020年8月23日，載著12個香港青年的快艇從布袋澳出發，那是炎夏的早上，目標是：逃離香港，遠渡台灣。

他們曾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因不同罪名被捕，其中一人被指違反當時剛實施近兩個月的港區《國安法》。這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緣起於人們擔心修訂的條例將令港人有機會被送入中國的司法程序受審；而12個想逃去台灣的青年，最終被中國海警抓捕，送到深圳受審。

12人被深圳法院以〈偷越邊境罪〉判處7個月至3年不等的監禁，其中10人刑滿返港時，黑布蒙頭，反手被鎖──在中國服刑後，他們仍要就原本的罪名接受香港司法機關的審判，並因「棄保潛逃」而新增一項控罪：妨礙司法公正。

一切都發生在這一天，2022年7月14日，豔陽高照，熱浪吞人。

12港人妨礙司法公正案的法庭內，主控檢察官羅天瑋正飛快讀出案情。兩年前一個想要橫渡大海的「潛逃計畫」，在沒有起伏的聲音裡展開。

應訊的7個被告是如何登上快艇的？

期間7月的時候，他們到旺角購買海用設備、物資，3人也到大埔參加快艇課程，不過喬映瑜後來告訴他們，已經找到人駕駛（指鄧棨然），不用再參加課程。

在各人的供述裡，他們被告知到高雄後，台灣會有陸委會人員接應，只要提供法庭文件等，對方便會知道他們是示威者。如果半路被執法部門截查，就說「自己去釣魚」。

逃亡的那天到來。2020年8月22日，鄧棨然告訴廖子文、鄭子豪，他們要在第二日出發。

根據部分家屬過往的訪問，8月23日清晨約5、6點鐘，17歲的鄭子豪拿著魚竿和水桶向家人道別，說自己要出海釣魚；黃偉然在前一日告訴母親，自己翌日要去警署報到；李子賢在22日夜晚和父母吃完晚飯後，便離開了家；當時20歲的張銘裕則打了一個通宵的遊戲，他的父親臨睡前見到，還生氣問他為什麼不睡。

40多年前，1973年，張銘裕的父親年輕時從中國偷渡來港，逃離文革批鬥。那個年代，香港是中國和東南亞地區逃難者湧入的避風港。他沒想到，40幾年後，兒子和其他年輕人會想逃離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他曾和兒子吵架，問兒子：你想爭取甚麼？

張銘裕說：為了下一代。

回到案情，8月23日黎明時分，鄧棨然、廖子文、鄭子豪由「同夥」的司機載往西貢，登上那艘渡台快艇。鄧棨然駕駛快艇到布袋澳碼頭，在那裡，同樣由「同夥」司機接送的張俊富、張銘裕和嚴文謙，黃臨福和黃偉然，李子賢（D8）和郭子麟（D9），「在喬映瑜協調下」，幫手搬運多桶汽油等物資上船。

然後，他們登上快艇，向大海出發。

2020年8月23日早上9時許，他們​​被中國海警抓到，關到深圳鹽田看守所，後各被判囚7個月至3年不等。

香港與中國沒有正式移交逃犯的安排，但有一項行政安排。根據安排，中國當局會將「僅在香港犯罪的」香港居民移交回港調查審訊。這一次，為何中國不按慣例行事？12港人在中國審訊時發生過什麼？為何剛回港時有人拒絕家屬安排的律師？

兩年後，外界對此仍一無所知。

2020年12月30日，被扣押4個月後，深圳法院做出判決，當時未成年的廖子文、黃臨福自願認罪、不獲起訴，當日被移交回港。當時仍是「12港人關注組」的前區議員岑敖暉向媒體形容，二人在警署會見家屬，神情呆滯，避談在中國扣押4個月所發生的事。

黃偉然承認〈製造爆炸品罪〉，〈妨礙司法公正罪〉則由法庭存檔，不獲起訴；案發時16歲的黃臨福承認縱火、妨礙司法公正，被判入教導所；其餘7人，則在2022年7月14日這天上庭，因潛逃而被控「串謀妨礙司法公正」，他們逐一認罪，律師逐一求情。

「棄保潛逃」的控罪，指的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L 條︰獲保釋者無論是無合理因由而沒有如期出庭，或者有合理因由但無盡快歸押，均屬犯罪。它的最高刑期是監禁12個月，而「妨礙司法公正」最高刑期是監禁7年。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王興偉就說：「本席初步看，案情當然牽涉『沒有依期歸押』的部分，但除此以外，也有其他層面需要考慮，包括各被告人承認的，他們潛逃是『謀求阻止香港進行的刑事案件』，這基本上視為對香港法治制度的挑戰。」

「我看本案是本地超越一般沒有依期歸押的性質，」法官王興偉總結。

輪到張俊富的代表律師張耀良，他是前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鄒幸彤的師父，就在他陳詞的同時，鄒幸彤正在樓下為支聯會拒交資料案自辯。

「棄保潛逃可以有好多方式，這些被告都是非法海路離境。棄保潛逃就是棄保潛逃，這些途徑其實並不應該對於案情嚴重性太多爭拗。」

「我們看好多棄保案例，起點大多數都是9個月⋯⋯我認為法官閣下採取9個月絕對合適，」張耀良遊說法官。

控辯均同意，以「妨礙司法公正」檢控潛逃者，本案是首例。

前香港「法政匯思」成員、大律師吳宗鑾，早前是黃臨福的代表律師，他接受《報導者》訪問表示，以妨礙司法公正檢控被告棄保潛逃的行為，確實無甚相似的先例；不過，如果控方能夠滿足控罪元素，「控方是有權告一條較重的罪，如果他們覺得案情比較嚴重，」他認為這「無可厚非」。

吳宗鑾又指，雖然區域法院的判決對其他法庭沒有約束力，但一般而言，法官在審訊時會考慮同級判刑，因此12港人妨礙司法公正一案的判決，對近日被捕、據報想偷渡台灣的曾志健等4個年輕人日後的審訊，具有相當的參照性。

「12港人的經驗告訴我們，妳要展示力量給他們看，妳要有意識維持和壯大力量。」

一年前，2021年8月，鄒幸彤接受訪問時說。

她當時回顧「12港人關注組」的行動，認為那是自己做過眾多中國人權聲援行動中，很成功的一次。

2020年12港人剛被扣押在鹽田時，家屬、中國人權律師兵分兩路，前者在香港召開記者會，向媒體發聲、增加事件曝光率，後者從全國各地飛往深圳，要求會見當事人，雖均告失敗，但引起媒體關注。受12港人之一喬映瑜的家屬委託、在中國的人權律師盧思位，當時撰寫多篇文章給香港媒體，討論案件涉及的邊境法律問題。

就在行動期間，至少13名人權律師被當局約談，6名律師退出代理工作。

按照中國規定，逮捕、提起公訴等時間，都可根據案情延長。正當家屬擔心在中國的司法程序漫漫無期，案件卻在4個月後出現進展：2020年12月下旬，檢察院提起公訴；12月30日，法院做出判決。整個過程，尚算符合中國的法律規定。

「你逼他們每一下都要跟法律程序，其實在中國context（社會背景下）是成功的，」鄒幸彤那時說。

「沒人幫我們啦，哪裡還有人？都進去（監獄）啦。」

一名家屬說，現在他們只想低調，等候12港人的司法程序完結。

曾經代表12港人的中國人權律師盧思位、任全牛，早在2021年初被當局吊銷牌照，他們走完復議程序，沒人回覆、沒人受理，他們說像「黑洞」一樣。盧思位曾去當地法院上訴，一度被警察壓倒、跪頸。

最近，盧思位告訴《報導者》，吊銷牌照一年多以來，自己基本一直失業，「這一年他們對我的監控進一步升級了。」

「不知道這種日子什麼時候到頭，」盧思位說。

他有豐富的人權案件經驗，這都源於一種「樸素的正義感」：他希望異見人士能透過法律程序申訴己見。「但當做到政治犯（的辯護律師），他們把你當成對立面。」

「想做好事的人最後被幹掉，」盧思位說，他感到「真心絕望」。

盧思位仍一直記掛喬映瑜的健康情況。根據深圳法院判決，被判囚兩年的喬映瑜在今天（22日）就服刑完畢，但回港得再面對司法程序。

至於被中國判了3年、仍在服刑的鄧棨然，他的弟弟告訴《報導者》，今年5月到7月中旬，鄧棨然在監獄的每月支出收入未有任何更新或記錄，這一度讓他和媽媽陷入焦慮之中。他們每個月都有寫信給鄧棨然，然而從今年2月起，他們一直未有再收到鄧棨然的回信，而他們收到的最後一封信，是鄧棨然在去（2021）年12月寫的。他們只能透過獄方在手機程式發布的消息了解鄧的近況，例如鄧棨然曾因哮喘發作，要接受獄內治療。

鄧棨然的弟弟因此向香港媒體發布消息並接受訪問，不多久，獄方更新了鄧棨然的紀錄。

「我們不只是一個數字。」弟弟在為鄧棨然開的Facebook專頁上這樣寫道。他和媽媽仍在數著日子，等待鄧棨然一年後回來。

7月14日那天，12港人「妨礙司法公正」案審理時，鄒幸彤就在樓下的三庭內，為「支聯會拒交資料案」自辦。開庭前，工作人員替控方用手推車運了6個行李箱、3個藍色塑膠箱入三庭。乍一看，以為這是機場。

被捕近一年來，鄒幸彤一直在法庭積極抗辯。無論是煽動他人參與六四集會的案件，還是她原本所屬的支聯會涉煽動顛覆等案件，她都持續將多年來香港社會主流的六四論述，透過自辯放置到法庭的空間，留下紀錄。她又多次申請移除不同司法階段對媒體報導的限制，讓媒體能最大程度報導案件。

因為自辯，鄒幸彤被批准坐到律師席最後一排，左右由懲教人員把守。她穿了印有卡通「小海豹」的米白色衣服，外加一件淺軍綠色風衣。她把厚厚的文件鋪在台面，向法庭申請：至少在午飯時間，她不用收拾帶走文件。

「你的力量在於道義、知名度。不會因為你聽話，他會對你好；反而因為你不聽話，他才忌你，」一年前，鄒幸彤這樣總結12港人案的支援行動。

那時候她的錢包裡，夾著一張聲援12港人的透明卡片，上面膠膜有褶皺的痕跡，在一片海和一艘快艇的圖案之上，寫著：

「Bring Them Back.」（帶他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