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台鐵、台南發生殺警案後,不幸殉職的警員以「勇警」形象被追念;但當執法過當,社會又不免把警察等同於「國家暴力」。這種雙重的困境背後,是封閉的警察教育體系與強調威權統御的獨特職場文化,而外界始終難以窺見第一線人員的處境。
台灣有將近7萬名警察,而過去10年以來,平均每年5名警察自殺,事發後每每被淡化為個人問題,消逝在社會新聞版面。
從過往單純的維持治安,到隨著時代脈動逐年增加各種辦案項目,當警界職場文化以績效為優先、為考績養案的山頭林立,使得基礎而必要的訓練淪為形式。近年愈來愈多突發的警員執勤遭攻擊事件,並非碰到火力強大惡徒,多半是在為民服務或非預期衝突導致傷亡,顯示出基礎課程或是實務訓練,迫切需要與時俱進。
不只是執勤時的人身安全,警察的心理健康幾乎無人關注。他們被社會大眾理所當然視為陽剛、抗壓性強的公權力第一線執行者,但龐大的績效壓力、執勤的高壓,以及遭受重大事故後的心理創傷,長期不為人知的隱藏在藍色警服底下。
當社會快速轉型,人民保姆面臨哪些內外的挑戰?又衍生出哪些迫切問題?《報導者》透過個案故事與制度分析,直視警察被壓抑的內心世界,並探究績效導向的職場文化、自我認同困惑的結構成因,以及借鏡國際經驗可能的改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