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研究院主責，與全台16家醫療體系，共33家醫院共同合作的「台灣精準醫療計畫」（Taiwan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 TPMI），已超過50萬民眾參與。原本希望透過分析民眾基因資訊，了解基因與台灣人常見疾病的風險關聯，並且投以最精準的藥物、給出最正確的診斷與治療。
然而，TPMI卻陸續爆出爭議，包含蒐集大量基因資訊，又不受《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規範，原計畫總主持人、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前所長郭沛恩外籍身分以及曾傳出將與全外資公司合作，引起國際傳輸的資訊安全疑慮外，《報導者》訪查發現，合作的16家醫療體系各自在研究計畫中無限擴增子計畫、基因檢測使用的試劑專利權爆出和生技公司訴訟侵權官司⋯⋯。目前郭沛恩已退出TPMI計畫第一線、退居顧問，總主持人改由中研院生醫所研究員鄔哲源接手，上月底（2023年12月）鄔哲源率團隊成員接受《報導者》專訪，一一回應相關質疑，也說明暫停收案後，該計畫下一步的方向。
中研院當天有6人共同受訪，分別是TPMI計畫總主持人、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鄔哲源、計畫共同主持人、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陳君厚、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何之行、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技師李玲慧、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楊瑞彬及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經理劉怡敏。
《報導者》由專訪中整理出中研院對TPMI爭議的回應，並由相關領域專家進行剖析。以下為專訪內容，以QA方式呈現。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現在TPMI計畫進行到什麼階段？
鄔哲源（以下簡稱「鄔」）：中研院的TPMI收案流程共有4個步驟：
- 簽署參與者同意書
- 上傳去識別處理後的電子病歷資料
- 完成基因型鑑定實驗及資料分析
- 將已有臨床科學證據的參考資訊回饋給參與者
鄔：APP部分我們正在發展中。當初郭沛恩所長希望使用APP，是因為資訊會不斷更新，民眾打開APP就可以隨時看到最新的資料。可是因為要確保病人資料安全性，我們還是要更小心，因此目前APP雖已完成但尚未啟用。
劉怡敏（以下簡稱「劉」）：目前的作法還不能算是APP，而是將軟體安裝在合作醫院，因為中研院無法對應資料跟受試者，只有醫院可以。由合作醫院的研究團隊回饋研究參考資料給參與者，參與者用手機或其他裝置收到醫院提供的連結及密碼，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研究參考結果。
何：主要仍是經費的考量，目前還有經費缺口沒辦法補齊。我們也希望能在收案50萬人時就先開始分析資料，能早一點回饋研究結果給參與的民眾。
報：為何預算會消耗這麼快？募款的金額有多少？
鄔：看看美國的All of US和英國的Our Future Health的規模跟預算，TPMI所使用的經費能讓研究團隊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達到50萬人，與美國All of US進度相當，熟悉大型研究計畫的研究者，應該都能了解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況TPMI在2019年第三季啟動，2020年全球便迎來的COVID-19疫情，在有限經費及艱困的大環境下，我們還是努力在跟全球賽跑，由於研究經費一直短缺，我們也獲得許多善心捐款，但對於這樣大型的計畫而言，經費還是十分不足。目前中研院院方認為可以先就50萬人資料進行分析，針對國人常見疾病發展多基因風險分數，並持續推動轉譯醫學，因此我們正朝此努力，未來希望能獲得更多支援。
（延伸閱讀：〈從重症研究到全民基因蒐集：商業與公益界線上的第二波精準醫療「國際賽」〉）
劉：通常研究計畫經費是一年一年補助，TPMI這樣大型的計畫，一定是跟著國家的政策規劃與時程來推動，目前經費暫時足夠50萬人的收案與資料分析，可說是階段性任務達標。以募款方面，國內外的善款總計大約是1.3億左右。
報：TPMI的下一步是什麼？今年（2024）會公布哪些研究？
鄔：2024年2月之前，我們希望能將幾篇有關多基因風險分數的論文完成，並投稿到國際期刊。我們要申請台灣精準健康計畫（Taiwan Precision Health Program，簡稱TPHP），用我們找到的多基因風險預測分數，去看幾個重大疾病如第二型糖尿病、乳癌、免疫相關疾病等，目前是希望向國科會或衛福部申請經費，跟幾家醫院合作進行臨床驗證，讓政府看到研究成果確實對疾病風險預測、精準醫療、節省健保資源等有幫助。
TPMI曾宣示收案100萬人，最終在2022年末收案57萬人即停止收新案，並表示是因為經費不足而無法繼續，但計畫並未暫停，會就已收案的人數進行分析。
台灣大學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所長、台大醫院醫務祕書陳慧玲：
一般常規醫學研究都需要人體研究審查倫理委員會（IRB）核准，並以年為單位延續，不過IRB的期限和出資單位的年限並無關連。申請單位一開始就要向IRB完整闡述收案人數、分析內容、受試者的保護方式等。收案人數與分析內容，只能在申請範圍內操作，因此可以少於原本計畫的目標就進行分析，原則上並沒有問題。
以特定疾病來說，收案人數與實驗設計的樣本數有關，是為了達到統計意義而去預估人數；但以TPMI這類資料庫，收案人數愈多，可以做的分析也愈多，但人數較少也有相對應可以執行的研究，都有其價值。
報：衛福部認為TPMI計畫應轉為人體生物資料庫（Biobank）管理，並適用《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而非現行的《人體研究法》，目前中研院的作法為何？
何：2022年4月我們一起開過會，考量TPMI的規模，衛福部認為《人體研究法》的規範不適合資料後續管理和開放利用，因此希望我們可以朝《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的方式來轉型。
報：所以是50萬人都補簽人體生物資料庫同意書嗎？有補簽和沒有補簽，會如何分別處理？
何：因為會議決議是在2022年4月，所以醫院讓參與者加簽或補簽人體生物資料庫同意書主要是從這個時間點之後的收案開始。補簽人體生物資料庫同意書需要合作醫院Biobank團隊配合，醫院也有人力限制，所以不一定能全部回溯處理。
報：意思是2022年4月以前的受試者，不用補簽同意書就直接轉成Biobank管理嗎？
何：不是這樣說。目前TPMI適用的法源基礎仍是《人體研究法》，因為衛福部希望這些資料以後可以做更廣泛的不特定目的利用，包含對於計畫團隊外的研究者開放申請，因而需要另外找一個法源，以《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作規範。但是我們當初50萬人是一筆一筆告知同意收進來的，在還沒有完全轉型成Biobank模式前，還是需要回到《人體研究法》的規範。我們現在仍須依照當初參與者同意的範圍進行資料的分析和利用。
報：對於TPMI要轉成不特定目的使用的人體生物資料庫，2023年2月時中研院也曾發表聲明認為不適用，剛剛則提到會積極配合修法，這段過程的考量是什麼？
何：TPMI的研究計畫最初是以《人體研究法》作規範，照理說計畫結束後，除非當事人同意保存，資料就要銷毀。我們也樂見衛福部希望的方式，讓資料可以妥善保存與應用最大化。只是我們希望資料永續利用的同時也要能保護參與者權益。這是計畫團隊與參與者之間的信任關係，本來參與TPMI研究是特定目的，未來若擴張成不特定目的，甚至包含商業應用、國際傳輸，這些用途不一定在原來參與者同意的範圍內，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我們不覺得就資料管理的基本立場與衛福部有衝突，衛福部認為以現有方式，讓資料進到人體生物資料庫最可行，也最合適納管，我們最在意的除了資料的管理和利用，仍是在計畫轉型成人體生物資料庫時，如何維持TPMI團隊跟參與者的信任關係。
鄔：我們團隊從2022年開始受到滿大壓力，我們希望維持跟參與者的信任關係。我們也願意回去詢問受試者願不願意參加人體生物資料庫，但這會需要很多人力跟預算，如果衛福部真的希望，是不是應該這方面也可以思考經費補助。
何：目前《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正在修法，不確定最後會如何處理擴大成不特定目的後的資料使用方式。因為了解讓參與者再同意（資料轉入生物資料庫）會有再同意的成本，所以衛福部希望用修法的方式免除再同意，並讓參與者可以選擇退出。
但我們擔心這對參與者而言不完全公平。因為參與者當初同意的是TPMI這個研究計畫，不合適因為新的規範要求參與者改變同意的範圍，這是我們最在意的部分。如果最終的修法版本是擴大參與者同意的性質和範圍，我們仍然希望能夠善盡告知義務。雖然我們知道依草案規畫會給予參與者退出的機會，但直接用法規範讓計畫轉型或免去再同意的義務，若未能清楚說明TPMI計畫與加入人體生物資料庫之間的差異所在，不見得對參與者而言是最合適的。
政治大學法學院生醫倫理與醫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宏恩：
TPMI認為轉為Biobank是從特定目的轉為不特定目的使用，這樣的說法是有爭議的。Biobank資料庫是讓做不同疾病、不同研究計畫的人都能申請；TPMI如今也是這樣，也是在不特定目的、不特定人使用情況下成立的資料庫，不能說和Biobank有什麼本質不同。
現行TPMI認為適用《人體研究法》而非《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顯然對受試者保護程度較低，前者對民眾與資料的保護遠遠不足。依照目前的做法，TPMI讓各醫院取得該院受試者的基因，醫院可以串接病歷紀錄。有的醫院允許與TPMI計畫無關的醫師，也可以針對醫院有的資料申請研究，但這就不符合受試者原本同意的範圍。所以納管到Biobank很大的意義是真正符合法律跟倫理，讓資料使用得到應有的監督。
我認為TPMI原本就該適用《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但因為有些質疑聲音，認為要同時收基因、檢體才適用，中研院只收基因，由各醫院負責收檢體的做法就不適用《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確實法律的文字可以修改得更清楚，但這樣的解釋對照國際做法，並不符合立法目的。
因此，衛福部才在開會後，以指定的方式要求TPMI納入Biobank，且採受試者可退出的方式，試圖為TPMI解套。但後續依然會衍生很多問題：各醫院基因資料也都要進入Biobank嗎？即便進入了Biobank，負責審核資料能否出庫的「倫理治理委員會」（Ethical Governing Committee, EGC），必須確認申請使用的範圍，是否符合當初提供基因者同意範圍，但這次沒有重新取得受試者同意就無條件轉入資料庫的方式，要怎麼樣算同意範圍？這些都是後續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報：TPMI報告出具的方式，可能讓民眾認為有醫療或臨床的意義，但其實這是一個研究報告；簽署的民眾可能也不知道後續有商用或學術的使用模式；以及各醫院為何可以標示TPMI計畫，卻自行延伸出不同的研究範圍？
何：依中研院IRB的看法，因整個計畫是由中研院發起的，中研院IRB須負完全的監管責任。當初我們計畫設計是希望用聯盟（consortium）的方式進行，雖然是由中研院發起，我們也給了各個合作醫院TPMI參與者同意書的模板，同時尊重合作醫院在同意書的內容上作調整，所以每一家醫院最終執行的版本，會跟我們原本的計畫有出入，但是這些差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允許，這個部分就由各家醫院的IRB把關，我們尊重這部分的差異。
衛福部認為中研院應該要統一整個計畫，就參與者同意書的部分，我們做了很多溝通。當各個合作醫院的IRB同意後，他們的同意書會送回中研院IRB備查，這是目前的監管方式；如果合作醫院的執行內容跟我們當初規劃的內容有差異的時候，我們會再回去中研院IRB作變更修正，讓兩邊達成一致。
報：16家醫療體系通過的版本，會送回中研院嗎？
劉：一定都會。醫院通過後，我們都要送中研院IRB核備，我們幾乎每個月都會送中研院IRB，因為合作醫院都會修內容，例如有人退休、人員變動等，我們也都要送中研院IRB核備。有時候會有時間差，因為各機構的審查會期不一樣，作業程序及核備送審等等也都需要時間。
政治大學法學院生醫倫理與醫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宏恩：
中研院使用的顯然並非醫療器材，也沒有在衛福部食藥署的「精準醫療分子檢測實驗室列冊登錄名單」中，這代表檢測未經認證準確性和一致性，且定位與坊間的消費型基因檢測相同：依照規定，內容不得涉及醫療相關的檢測。
雖然TPMI檢驗結果以標示「紅綠燈」的做法，表示建議民眾去做二次檢驗，就認為沒有踩到臨床的線。但是，第一，如前所述沒有通過認證，資訊無法肯定正確；第二，在沒有遺傳諮詢師把關之下，就給民眾結果，即便是紅綠燈，也會造成民眾困惑不安；第三，這些內容實則與疾病診斷有關，否則就不需要再由醫師在醫病關係之下去對病人做解釋；又如果是臨床上沒有意義的判斷結果，為什麼要告訴病人？這是針對疾病風險的告知，不能被視為是一個純研究。
至於各醫院擴張範圍，且能取得由中研院分析後回傳的資料，目前已開始出現後續的問題。若當初收的個案多，醫院內就可能有上萬筆民眾的基因資料，且可合併院內的病歷紀錄，現已有醫院的醫師申請希望進行研究，但這和當初民眾同意使用的範圍勢必不同，是否放行通過，各醫院IRB目前未有共識。
報：衛福部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已讓前計畫主持人郭沛恩簽下禁止資料國外輸出的切結書。掌握龐大國人基因資料的計畫主持人是外籍或人在國外，中研院怎麼看這樣的事情？
劉：所有研究計畫的主持人都得遵守《人體研究法》。像TPMI這麼大的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反而沒辦法碰到資料，因為有一定的管理程序，還有資料管理員、資安委員會等很多資料保護措施。在資料使用上力求公平、公正、公開，研究團隊的成員都要通過流程關卡才能使用，必須合法合規使用資料。
報：為何TPMI計畫總主持人，會換人？從中研院院士郭沛恩，換成生醫所研究員鄔哲源？現在郭沛恩在計畫中是否仍有角色？
陳君厚（以下簡稱「陳」）：因為郭沛恩所長到（2023年）9月30日屆齡退休，就沒有擔任計畫主持人，目前擔任計畫顧問。
李玲慧（以下簡稱「李」）：大家都質疑郭所長是美國籍，可以取得資料，可是這不是國籍的問題，如果資料保護沒有做好，任何人都可能把資料帶走，我們一開始就知道要做好保護資料以免被任何研究人員自行使用。
鄔：我們的資料是只能進來、不能出去，只能在獨立作業區分析，任何人都沒辦法帶走資料。所以郭所長離開、不當主持人也比較單純，雖然他離開是真的跟這件事情無關，他也沒有拿過任何TPMI資料。
陳：我要為郭所長抱屈，他是一腔熱血的在2017年來到台灣，擔任中研院生醫所所長，開始規劃與執行TPMI計畫，在這個時候退休，我覺得他是有點失望的。資料使用包括郭所長與中研院相關同仁，都只能在獨立作業區分析，不可能攜出，這方面的保護我們是做得很好。
報：對於基因資訊保護，有沒有做哪些加強處理？
李：所有上傳的資訊除了醫院端已進行去識別化，中研院會再做一次編碼，所以研究人員無法對應資訊與受試者身分；存放資訊的機器完全獨立、與外界隔絕，設有門禁，除了被授權進行管理的人外，其他人不能進去。如果要使用資訊，必須通過委員會同意才能拿到個人帳號密碼，並且要親自到中研院8樓的特定辦公室，裡頭有監視器，所提供的分析電腦功能已經鎖定且沒有網路連結。如果要做資料分析，攜入的程式得經過IT人員檢查，離開時只能帶走經審查通過的統計資料。因此整個計畫團隊中沒有人手上有資料，一定要到生醫所8樓進行分析。這個資料使用架構是比照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的服務管理架構。
何：如果是合作醫院要分析資料，單獨醫院的資料就放在各自醫院內由醫院負責管理，但是看不到其他參與TPMI合作醫院的資料，如要分析團隊跨院的資料，仍需要到中研院生醫所8樓的獨立作業區做分析。
報：TPMI計畫是往商用發展嗎？希望開發基因鑑定晶片來商用？目前仍會進行嗎？
何：一開始完全是學術研究，中間因為政府曾希望我們能比照Biobank，讓資料有開放商業用途的可能性，所以我們曾經在送IRB修正時加上了未來建立去連結資料庫提供商業用途的可能性，但我們一直沒有建置這個資料庫，最後為避免爭議，在最近同意書修正時也把這個規劃刪除了，所以現在的同意書並沒有納入商用這個部分。
李：晶片的部分，最早期漢人晶片上面的基因變異位點是”Thermo Fisher Scientifics”（賽默飛世爾科技）廠商選定的，來源是”Han Chinese in Beijing”；但台灣人的基因變異位點跟晶片上還是有些不同，加上我們有特定的研究目的，所以我們先設計一款專屬台灣人的晶片，等蒐集到一定人數時就分析每一個位點，看看在族群裡面表現頻率如何。在TPMI計畫執行期間我們的晶片的確曾經根據變異位點頻率改版過。當然我們的確預期（商用）。希望這個計畫投下去的每一分錢得到的資料都是有用的，所以期許未來能做出更適合我們族群使用的晶片，但不會由TPMI計畫直接進行商用。
陳：這是當初郭沛恩所長執行TPMI計畫的一個夢，如果資料蒐集與研究都能做好，將來可以發展出晶片，讓台灣人一出生就能看到基因圖譜，可能對國人一生的健康發展過程，從疾病預測到健康管理都能更完善。
報：回頭看是否會覺得有不夠周延的地方？哪些可以做得更好？
鄔：確實想得不夠周延。我去看美國All of us計畫或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的作法，他們在報告回饋後，會調查有多少人會回來問報告結果、多少人能了解報告的內容。我們當初確實走得滿快的，所以有時候會造成一些誤解。
我們也希望提供民眾，尤其是中小學生進行精準健康科普教育，所以也和民間公益團體及大學合作，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辦理精準健康科普教育及展覽。我去年看了美國All of us 之後了解的。我們當初想的是滿天真，美國已經針對教育程度、經濟程度較不佳的民眾，招募他們參加精準醫療計畫，從而傳遞一些健康訊息。然而，要達到科學普及教育的效果，真的需要經費及眾人的力量、若能以國家的高度來推動，相信更能事半功倍。我們目前研究計畫的經費有限，沒辦法顧及這麼多。
劉：許多人對於精準醫療及精準健康可能還是比較陌生，但全球的精準醫療都正在快速發展，我們台灣也不遑多讓。TPMI是歐美以外最大的世代研究計畫，在國際上也是進度很快的公益型計畫，因為有上千位醫師、護理人員、研究人員及志工一起幫忙。但如果要達到2030全齡精準健康的目標，還需要很多的努力，同時也需要凝聚群眾共識，集眾之力才能共創美好，這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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