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想到，一場電視台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先是歷經罷工，再來是遭整肅，最後在政權輪替後，重啟反抗，前後歷經長達6年時間，才達到目的。

南韓紀錄片電影《共犯們》，講的就是保守派政權將黑手伸入兩大公共電視台，試圖封鎖各種對政府不利消息的過程。

片中，記者出身的MBC工會宣傳局長李容馬，是領導罷工的核心人物；活躍於媒體抗爭的他，突遭診斷罹患腹膜癌末期。《共犯們》以養病中的李容馬，和罷工期間，他前往法院聆聽判決的模樣，形成對比，作為結尾。

利用被判定非常有限的生命時光，李容馬寫下《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一書，以過往採訪經歷累積的現場觀察，對南韓社會的演進與出路，提出見解。在此書也於台灣問世後，我回想起過去與他接觸的經驗。

那是6年前，2012年2月初，首爾冰封於零下17度的冬天。對揭弊批判極盡封殺、且倒向政權的偏頗報導已忍無可忍的MBC記者群，決定抗爭。工會舉行總投票後，最後以7成同意，通過罷工，要求親李明博政權的社長下台。

我倉促買了本稿紙，名片也來不及印，就緊急前往當時還位在汝矣島的MBC，員工坐在電視台大廳內集會，一位記者拿著員工證，進入感應門，把我帶向工會辦公室，一雙大眼、穿著墨綠色夾克與淺灰色襯衫的李容馬，就坐在桌前。

那位記者向李容馬表明我是來自台灣的記者，當時我還只是位大學生，看著MBC新聞學韓語，學著學著，電視台罷工，新聞時段縮短。對在台灣絕不會看到的媒體罷工的情景，感到好奇，想了解更多。

他並未拒絕，反而有耐心地聆聽我的問題，一一回答。

「20幾年前，我們國家還是軍人獨裁時期，MBC記者們為了讓媒體也能實踐民主，及維護報導的公正性，進行抗爭，如今情況又倒退回當時的情況了。」以非常明亮又柔和的嗓音，李容馬開口對我如是評價。

那次罷工已是MBC開台以來最大規模，因為除記者外，包括文教、綜藝與戲劇節目製作人員，都已能察覺到製作尺度越趨緊縮，因而一起加入抗爭行列。

各類節目開天窗，資方不斷在晚間新聞前後，播送特別聲明，強調罷工非法，社長和保守派也主張，罷工選在國會與總統大選年展開，具特定政治意圖。

罷工確實分為合法與非法，前者的定義，是得向勞動機關申報與接受監督，展開勞資協商。談判破裂後，經工會成員投票，在通過罷工後，再次向勞動機關通報。

但李容馬解釋，MBC勞資幾年來其實已展開多次談判，資方卻不願讓步，這次罷工，工會也沒向勞動機關通報。

他直接對我說：「那樣的程序太過複雜，電視台經營層可以故意拖延時間，使出各種伎倆，我們已經不能再等下去了⋯⋯這次罷工是不合法的沒錯，但我們沒在擔心的。」

講出「罷工非法」且「沒在擔心」的那一刻，李容馬表情冷靜沉著，毫無起伏。

事實上，相較歷來我所見到的社運參與者，都是激情四射、夾雜著煽情形容詞的發言不斷，李容馬則並非如此。整場談話，他沒表露出太多情緒，其實很容易讓人覺得，是有距離的。

但其實這樣的舉止姿態，是種刻意要克制情緒起伏、維持自己理性的表現，因為這和《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中，他的筆調充滿尖銳犀利的詞語，有著明顯落差。

跟李容馬共事過的幾位MBC朋友們告訴我，或許因為內心壓抑太久，加上承受領導罷工的龐大壓力，導致身體問題爆發，而不自知。

當時李容馬向我這樣解釋媒體現況：「過去金大中、盧武鉉執政時期，也想控制媒體，但對媒體自由較能充分保障，所以進步派執政時，MBC沒出現過罷工。但現在南韓則變成以大企業為中心的資本市場，試圖主導媒體的情形。」

事實上，財閥干預媒體的現象，一直存在。李容馬自己也在書中提到，主跑經濟新聞時，剛完成批判三星問題的報導，還未發出，甚至都沒交給編輯與主管確認，上級幹部與友人就會先致電關切。

甚至，為阻擋他持續批判，三星直接向新聞主管開條件，要求該則報導不要由李容馬過音，以免給人該名記者刻意找三星碴的強烈形象，條件是，三星願意開給MBC高達2億韓元（約新台幣570萬元）的廣告金額。

財閥影響力持續影響MBC等電視台，而向來主張對財閥友好、要求解除各項交易管制的保守派執政後，南韓媒體同時受到政經權力的雙重箝制。

因此，包括李容馬本人，發起罷工的MBC工會，還有參與抗爭的記者，從不會迴避保守派指責罷工是具特定政治目的。

工會甚至讓進步派政治人物到場聲援，因為他們知道政治無所不在，媒體受箝制也是權力使然，他們從不會用「政治歸政治」、「電視歸電視」這樣的主張，來藉「去政治化」，偽裝自己客觀且不涉入任何立場，而是合理與說服社會支持罷工。

包括李容馬在內，還有許多MBC記者，都向我下了這樣的註解：能讓罷工「成功」收尾的最好方法，就是政權輪替。

李容馬也曾如此批判：「世上最常被濫用的詞彙，就是客觀或中立。」

「什麼是客觀？是雙方各打五十大板，還是機械化地把兩種立場一起呈現？勞工發動罷工時，又該如何報導呢？」他在《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中反問道。

最後他揭示自己的主張：「至少辨別客觀與否的基準。應以社會多數和社會弱者為中心。我們看待少數掌握權力的人的角度，應該是嚴格的。總統或政府、國會、財閥、法院等，對我們社會有極大影響，他們若是錯誤使用權力，受損害的人將超越想像。」

「這些握有權力者雖是少數，但受他們影響者是多數。媒體首要作用，就是監督和批判這些掌握權力的人，這是多數弱者對少數強者的牽制。」他在書中這樣詮釋。（延伸閱讀：李容馬／媒體是為了誰而存在？）

跟李容馬互動，讓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認知與進一步積極地定義，一個新聞工作者，該如何詮釋客觀，再以這樣的思維，去處理新聞。

2012年初的那次互動，李容馬神情始終冷靜沉著，唯一出現變化的，是在我向他提問罷工有多少勝算時。

「我們對這次抗爭充滿信心。事實上，因為這次罷工再起，員工們士氣又大振了。」他這樣說道。那時，他臉上突然出現一絲微笑，然後露出興奮表情。

不畏指責非法，當時李明博政權已爆發不少弊案，聲望下探，李容馬覺得罷工非常有勝算，而且很快就會落幕。我們互留信箱與電話，然後維持聯絡一段時間。

但沒想到，沒有等到經營者和執政者的回應，保守派在兩個月後的國會選舉，還微幅過半，罷工越拉越長，李容馬和MBC工會高層幹部，接連被解僱。

職員們原本也認為，罷工再撐一下子，就能看到期待的成果，但事與願違，這場罷工，拖了170天；為了要求的新聞自由，他們就這樣，過著毫無薪水的日子，近半年時間。

在暫時返回台灣後，罷工長期化，李容馬曾這樣回信給我，他寫道：「事實上，工會成員已承受經濟困難，很多人開始向銀行借貸，部分成員已領光存款，戶頭都解約了。」

作為工會幹部，他之後不得不考慮到諸多殘酷現實，工會最後選擇結束罷工，結果參與抗爭的記者，都遭懲戒與強制調職，再也回不到原本的工作崗位。

經營層則在罷工期間，大量招聘約聘職或他台記者，來填補崗位，MBC的基因，彷彿被替換般，隨後又是朴槿惠延續保守派執政，新聞自由持續受壓抑，MBC因此進入黑暗期。

面對那場無疾而終的抗爭，作為工會核心幹部的李容馬，的確承受極大壓力。但多年後，他並不後悔。

在《共犯們》一片中，他說道：「最少在那段黑暗時期，我們也沒有沉默，但就這樣看，都是有意義的。當然，這期間，作戰的許多人，他們的人生青春都飛逝掉，我認為這是無可奈何的犧牲，我自己也一樣。」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之後作為一個運動者，比起結果，李容馬更看重的是過程的參與。

直到2017年，保守派的朴槿惠政權，因崔順實干政案，引發燭光示威及彈劾而垮台，進步派的文在寅上任，南韓實現政權輪替，MBC工會重啟睽違5年的罷工，喚起民意施壓下，讓親政權的電視台董事引咎辭退，最後新改組的董事會，成功將親前朝的社長拉下台。

然後，MBC上演了大反轉，先前被解僱的《共犯們》導演崔承浩，被選為新任社長，包括他與李容馬在內的工會幹部，全數復職。

2017年12月11日，身體孱弱的李容馬，在工會成員協助推著輪椅下，來到已搬遷到上岩洞的MBC新大樓，睽違多時，過去領導罷工的他，迎接遲來的勝利，他重新被賦予員工證。

李容馬說道：「2012年被解僱後，我從未懷疑，這天不會到來，因為我們是堂堂正正地抗爭，我認為我們代表的是正義，然後這個夢想，今天實現了。」

「就是在那艱困的時期，我們一起抗戰，所以現在才能齊聚在這位子上。」他原本明亮的聲音，如今顯得顫抖與滄桑，卻多了過往看不到的感性。

他認為，5年前的MBC罷工，受主流媒體刻意忽視，且仍有許多人不知情，歷經抗爭的每位MBC職員，都應銘記那份被忽略的處境來工作。

「現在我們周圍還有很多這樣的人─自己如何喊冤，都無法反映到社會上，而承受痛苦的弱者，我們得時刻想起過去自己遭遇的情況，努力承接與呈現他們的聲音，同時得無止盡地為社會弱者代言。」李容馬說道。

然後，眾人帶著李容馬，來到MBC新址7樓的報導局，李容馬復職後，因為病情無法立刻工作，但MBC為了這位老戰友，留下了一個新座位。

這時，記者群讓李容馬拿著MBC的新聞採訪麥克風。2012年的他，以為罷工很快就會結束，拿著麥克風重返採訪現場，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沒想到，這一等，等了5年，如今，剩下的時間，似乎不多了。

「事實上，我的身體狀況，並不是那麼好，但今天來到公司，看到很多前輩後輩，真的有了很多力量。」講到這，在場不少參與罷工的MBC記者，流下了眼淚。

李容馬立下了承諾：「我會活過來的，別擔心。我會回來的，我向大家約定，我一定會回來！」

然後，他以一句每位電視記者都熟悉的台詞結束。

「以上是MBC記者李容馬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