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連烏克蘭官員都承認自國的軍隊「破敗荒廢」。8年後，烏克蘭前國防部副部長對我們剖析，是公民團體不斷推著軍方前進，改變才逐漸成真。
除了專訪國土防衛隊基輔軍團，《報導者》也在基輔和兩大推動國防改革的烏克蘭NGO人員見面，聽他們從自身經驗談起，如何成為軍官的協力者，並向身邊親友推廣8年來最大的體悟：「只有烏克蘭人能救烏克蘭人，我們必須要面對這個現實，然後做好準備，包括知識、技能。」
曾幾何時，烏克蘭軍隊面對俄羅斯軍隊，從軍心、數量到設備，幾乎不堪一擊。
時間回到2014年，當俄軍對克里米亞、烏東展開侵略，不僅克里米亞7成的烏軍對俄羅斯宣誓效忠，烏克蘭前參謀總長穆任科（Viktor Muzhenko）也以「一支破敗荒廢的軍隊」形容當時的烏軍。
對烏克蘭國防策略中心（the Center for Defense Strategies, CDS）副主席弗羅洛娃（Alina Frolova）來說，是公民團體在過去8年，推著烏克蘭軍方前進，「在烏克蘭，非政府組織是推動政府改變、軍方改革最主要的動力，⋯⋯沒有NGO、沒有社會運動者，改變不會發生。」曾於2019、2020年擔任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的她透過越洋電話向《報導者》解釋。
弗羅洛娃坦言，來自蘇維埃時代的軍隊文化、思維，甚至過去由俄羅斯軍隊訓練出來的軍人，仍是烏克蘭軍中存在的現實，延伸出各種導致烏克蘭軍隊孱弱的問題。2014年廣場革命後，克里米亞和烏東地區受俄軍進犯，烏國與西方盟國展開進一步的軍事合作，才逐漸出現新一代由西方訓練的人才，他們在外部民意、公民團體的內外協力下，開始有機會主掌國防政策的改變。
8年前兵敗如山倒的原因很多。首先，親俄的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Fedorovych Yanukovych）大量裁軍、削減預算；2012年的一篇報紙頭條，以「軍隊改革等於向俄羅斯投降」，總結了他激進的裁軍計畫。不僅總統親俄，廣場革命前擔任國防部長的列別傑夫（Pavlo Lebedyev），也持有俄羅斯護照。
穆任科在2017年受訪時解釋，從烏克蘭1991年脫離蘇維埃以來，幾乎每一屆政府都無法提供足夠的軍事預算；與近年軍事預算占烏克蘭6% GDP的狀況（約新台幣1,843億元）相比，2014年廣場革命之前，是連現在的一半都不到。他認為烏軍設備中有超過7成已超過20年歷史，早已過時。
軍隊破敗的第二個原因，是嚴重的貪腐問題。從軍隊的伙食、設備、到武器採購，貪腐無所不在。
在西方盟國的督促下，烏克蘭在2016年成立監督國防領域的獨立反腐敗委員會（Independent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NAKO）。美國智庫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的一項研究指出：「軍事的招標系統中不包括採購專業人員，導致招標系統效率低下、助長腐敗，與軍事工業有關係的人，又讓標案訂單落在他們青睞的廠商手中，且不用為了決策負責。」
其中，屬於國有企業的烏克蘭國防工業集團（Ukroboronprom）被稱為巨獸和軍隊寄生蟲，不僅壟斷烏克蘭的國防工業、向自家政府開高價，還將政府購買的武器轉賣給他國賺取利益。NAKO曾在2017年一份報告中，列舉從挪用資金、轉賣武器、高價販售給烏克蘭政府等例子，卻也無法撼動貪腐的結構。直到2021年10月，現任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簽署了改革法案，將烏克蘭國防工業集團拆分成118家獨立企業，「避免腐敗風險、利益衝突和直接的政治力影響」，以加強烏克蘭的防禦能力。
烏軍內部的第三個挑戰是組織文化。2021年，一份由國防部委由非政府組織「活著回來」基金會（Come Back Alive）訪談現役與退役軍人的研究報告，試圖理解職業軍人們離職率高的背後原因，軍中文化與低薪是最大關鍵。
Come Back Alive夥伴關係部負責人卡本科（Oleh Karpenko）告訴我們，300多頁的完整版報告因牽涉機密且保護受訪軍人安全而無法公開，直接交給國防部。但在能夠曝光的內容中，我們看見有6成5的職業軍人，在第一次合約結束後不續約，選擇離開軍隊。報告中也顯示，烏軍中由蘇維埃時代留到現在的習性是最大痛點，報告的受訪者多次表示，軍隊作為一個機構，嚴重缺乏尊重、公正、信任、效率、理性等，反而普遍存在冷漠、屈辱、不信任、排場和傲慢，與民間由下而上組成的國土防衛隊成為強烈對比。
「烏克蘭軍隊（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向上報告的時候，人們習慣陳述一些行政的內容、混雜一些不帶異議的想法，不講問題。指揮官被鼓勵不報告真實情況──無論情況多好或多壞──而是報告長官希望聽到的、不會造成任何進一步麻煩的內容。」
「在大多數情況下，軍方仍在使用負面的激勵機制（以懲罰為主）⋯⋯這一種從過去留下來的遺產，根基於對個人的不重視、不當的管理心態，以為烏克蘭武裝部隊是一支以徵兵為基礎的軍隊，即使我們口口聲聲要成為一支專業軍隊，與北約同步。」
烏克蘭最資深的軍事記者布圖索夫（Yury Butusov），在2022年12月底透過自己的Facebook帳號提醒，至今前線仍出現與基層士兵有「代溝」的指揮官，只用懲罰、謾罵的方式管理，忽略了烏克蘭人為何而戰、發自內心的戰鬥動機，這樣的指揮官無法擔任振奮士氣的領導角色。
「（全面開戰前）烏克蘭軍隊面對的問題之一，是如何讓優秀的人選擇繼續留在軍隊中，因為除了結構性的價值觀與文化問題，薪酬以及軍中晉升制度，也阻礙了人才們的表現。如何改革薪資體系、正確地評量軍人的表現讓好的人才晉升，是急迫的事，」卡本科向我們解釋。
他坦言，這是許多失望的軍人，離開軍隊後投身非政府組織工作的原因，試圖在體制外，發展守護家園的方式。
向政府倡議，並共同建立烏克蘭全民國防策略、推動國土防衛隊建置的「烏克蘭公民軍團（Ukraine Legion）」，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公民團體，由一群在2014年參與廣場革命者共同成立。核心成員庫什妮爾（Marya Kushnir）告訴我們，2014年從廣場革命到領土被併吞，他們最大的體悟是：
「只有烏克蘭人能救烏克蘭人，我們必須要面對這個現實，然後做好準備，包括知識、技能。」
至今，烏克蘭公民軍團擁有11個專業軍人退役的教官，以60多本教材和初階、進階、常態的訓練，教導人們符合北約標準的軍事戰鬥技巧跟知識。另有一部門，負責與正在前線以軍人身分作戰的200多個學員保持聯繫，支援他們所需物資，還有負責與國際聯繫、募集資源、與政府溝通等不同專責人員。
藏身在巷弄裡的他們，靠民間的募款跟力量，8年來訓練了5,000多個平民，包括學生、家庭主婦、醫生、老師等。這5,000多人，從一週一次的週末訓練，到每年兩次的大規模演習、定期參與軍事訓練，大夥散落在各地以49個子團體存在，教官並依據各自團體的需求，打造額外課程。在戰爭中的國家，他們是平民間的共學團體，也是當敵軍到來時一同守護社區、城市的地方組織。
今年28歲的斯特帕寧科（Vladyslav Stepanenko），是從2015年即加入烏克蘭公民軍團的學員，當時跟著十幾個同社區居民一起修課的他，如今已在前線擔任中階軍官。透過電話，他告訴我們，「在那裡上課一天，比在學校一個月學到的還多。當時一起上學的都來自於基輔市區德尼伯河（Dnipro River）的西岸，現在大家都是國土防衛隊的同袍了。」
2015年開始上課之後，斯特帕寧科跟其他媽媽、學生、醫生等同學們，常常定期受訓：
「所以我們在行動、移動或者腦中的思考等，都是做好準備的，一但事情發生，知道要做些什麼。例如，受過訓的會知道在城市裡的什麼地方、該怎麼樣移動，知道正確的因應步驟。⋯⋯當時的訓練給了我自信跟希望，讓我帶著這兩樣東西到前線作戰，還能勇敢的殺敵。」
斯特帕寧科表示，當時一起受訓的朋友，現在在成為正規部隊之後，在心理層面、組織層面互相支持，不管是軍隊的行動還是物資的配送，橫向的關係都有幫助，一起受過訓的人都會保持聯繫。
擔任教官之一的尼古拉斯（Nikaulas）補充，烏克蘭公民軍團提供的課程從緊急救護到軍事訓練都有，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前線上拿槍的人。
「我們的目標之一是讓受訓的平民有機會成為專業軍隊跟一般人之間的橋梁，成為軍官的協力者，我們會提供給警察、公民這樣的進階學程，四週的課程共8個小時，接著52小時的實戰訓練，這沒辦法讓你成為『藍波』，但是能夠讓你幫助藍波，這會讓人們知道怎麼在大規模作戰中生存，甚至能夠用各種方法殺敵。」
尼古拉斯解釋，學員們必須學習包括了從北約到蘇維埃體系的軍事知識，「看我們面對的會是誰，都會知道怎麼對付他們。」他同樣強調橫向連結的重要，「在我們國家，人命優先，平行的互助、照顧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平民本來就有彼此的關係，當他們從軍之後，他們也期待人際之間的連結，靠著這樣的平行關系，我們希望能讓我們的軍隊變成世界最強大的軍隊之一，因為你會看到人們協力作戰。」
尼古拉斯說，在戰爭中，一切其實都與彼此互助相關，「你幫他，他就幫你，這是我們軍隊與俄羅斯最大的不同，」透過實務訓練，人們建立起關係，成為團隊。「這跟蘇維埃的方式很不同，這也是我們想要從過去中脫離的，⋯⋯在軍中，最大的弱點是長官只要你聽話，那是蘇維埃時代的陋習。是上對下的，只要你懂的怎麼執行命令，但我們想要養成人才跟文化，是建立一起生存、解決問題的同伴，你要懂的事情很多，物理、歷史、地理、數學，這些在戰場上都用得上，你必須懂的很多，必須有同伴。」 「以前會被長官罵說，你只要接受命令就好，不要知道太多，但知道更多，才能做得更多，」尼古拉斯也是離開軍隊的退役軍人，「我就是受不了軍隊的官僚，所以來加入這個組織，在這裡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更多。」
他們的辦公室堆滿來自各國的物資，並協助軍方處理物資需求，甚至代為訓練軍人與國土防衛隊的成員，如同政府的外掛程式一般，但他們卻沒有任何政府的款項支持。
「我們其實有試著參與投標，但我們的成員在車子裡被炸死了，不知道是俄羅斯還是黑道幹的，但我們理解了，一但牽涉到錢，就有危險。所以我們再也不對政府抱期待。」
「政府常常會來要求我們做一些訓練，做一些研究報告，他們不會給我們錢，但要我們幫他們做事，」庫什妮爾無奈道，「軍隊是一個很龐大的結構，不是不想改變，而是改變太慢，我們的角色試著幫能幫的人，給予他們需要的知識，也替各地有心的人建立彼此之間的連結、建立各地的反抗能力。」
公民團體除了要面對軍方改革的慢、既有勢力的反撲，在2022年2月底的全面開戰之前，他們面對的另一個難題，還包括建立全民國防的意識。
「在烏克蘭，人們與台灣一樣面臨著內部的分歧，」尼古拉斯說，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面對戰爭的可能、戰爭的殘酷，「我們提供了一個空間，讓對俄羅斯感到害怕、憤怒、焦慮的人們，有一個地方遇到有一樣情緒跟需求的人。」他們回應有需求的人，也進一步協助建立意識，從社區、從家庭開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武器（能參與戰鬥），每個人都應該要準備好，一開戰時人們要做哪些事、自己的角色是什麼、要協助誰、完成什麼。各地要多中心的發動抵抗，這是我們希望人們理解的。」
庫什妮爾以自身為例，先生曾經一度無法體諒為什麼她要投身於此。「我丈夫都說我在玩扮裝遊戲，在森林裡面拿著槍到處跑，那時候我們的感情不太好。」
「但受訓一年之後，我的能力變得很強，到東部去當救護人員，在戰場上救援。那個時候，我先生面對了抉擇，他要認真看待我的工作，還是結束這段婚姻呢？他兩個都沒選，但選擇了跟我一起去，就像是跟著我出差的休假行程一樣。」
一對夫妻到了烏東，面對戰線上的實況與殘酷，庫什妮爾的先生發現，當太太提供緊急救護時，他卻只能幫忙砍柴燒火。「我們在那裡過了3週，我老公知道我的工作到底在幹嘛了。我們後來想生小孩，所以我老公只能也來接受訓練，來頂替我的位置，」庫什妮爾笑說，還好生子的決定讓老公即時受了訓練，如今戰爭全面開打，老公被徵召，至少她不用擔心老公是個菜鳥。
「我的爸爸來自克里米亞，他以前也不太贊成我的工作，因為他多少受到了俄羅斯宣傳的影響，他都嘲笑我的工作。但是當我們到山裡、或是像現在遇到危險的時候，他第一個問我，」庫什妮爾有自信地說，如他們一般的公民團體，8年來的耕耘跟先行，不僅一點一點的改變國軍，如今也成為所有國民的後盾。
美國西點軍校現代戰爭研究所創始所長柯林斯（Liam Collins），曾於2016～2018年擔任美國在烏克蘭的高級國防顧問，他撰文指出，這場大規模戰役中，戰鬥的集體意志，是決定戰況的關鍵。
「戰鬥的成功是戰略、作戰部署、規範、訓練、領導、文化和戰鬥意志的總和。⋯⋯事實上，除了規模之外，烏克蘭在幾乎所有方面都遠遠優於俄羅斯軍隊。」
即使是批評者、對烏克蘭軍事改革深感不足的專家，如前任烏克蘭國會國防委員會顧問、波羅的海安全基金會（Baltic Security Foundation）的軍事專家格蘭特（Glen Grant）也同意，在改革與抗敵的路上，烏克蘭屢屢面對貪腐、官僚、西方援助效率、敵國滲透等眾多挑戰，但民間推動改革與對抗敵人的意志，是持久不變的，在這一次大規模的進犯中，也是鼓舞國際夥伴以武器、物資支援的關鍵。
2021年新任的國防部長，邀請公民團體共商對策，結合2014年起在烏克蘭各地的公民軍團、民間組織的扎根成果，推出全民國防的策略，並將其法制化，從2022年1月建置國土防衛隊。不過，俄國的大規模入侵，考驗改革的腳步是否夠快，也挑戰在戰時，貪腐與陋習是因此被大刀闊斧的斬斷，還是在大量國際援助下再次掏空烏克蘭的戰力。
作為NAKO的一員，從2014年廣場革命起多次參與政府改革的布蓋（Yuriy Bugay）對此感到信心。他告訴我們，所謂危機有兩個意義，首先，危機是轉機，「2014年到現在我們學會的事，就是在危機發生時，就是『改變』有機會成真、能快速成真的時刻。我們必須把握。」戰事未歇，但他們已開始針對國防部展開反貪腐的組織再造，目標是將政策制定與採購分開，兩部門各自獨立於彼此並受監督。
第二，他認為眼前的危機，是烏克蘭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一道又一道的關卡之一。他認為所有民主發展都有無盡的路要走，追求民主與人權的路沒有終點，只是烏克蘭在鄰國的攻擊下，付出的代價無比慘烈。
「但只要人們有一起共度關卡、迎戰的意志，擁有全民防衛的認知，追求民主自由之路我們的可能走得比較慢，但不會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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