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輔最熱鬧的廣場旁，查驗過護照和採訪許可後，我們被2位手持機槍的警衛帶入一條不起眼的小巷。過了兩個彎，一道鐵門映入眼簾。推開，入口處有沙包堆起的防禦工事，角落旁有上百件深綠色的防彈背心堆成一堵牆，建物裡還有他們自戰場上帶回的俄羅斯軍機殘骸。

除了辦公室內的彩虹旗、足球桌以及供休息的懶骨頭抱枕，Come Back Alive的辦公室，與其說是非政府組織的空間，更像是一個國際軍情中心──辦公室牆面有個烏克蘭地圖，上頭顯示著各地軍隊的部署，而辦公室從2月底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已被湧入的物資占據。

2014年5月成立的非政府組織Come Back Alive，是由退役軍人們組成的團隊。在烏東地區和克里米亞遭俄羅斯入侵之後，他們眼見烏克蘭士兵食物、裝備、甚至連制服都不足，卻要面對高強度的作戰，隨即開始張羅民間的捐款跟物資，再利用自己過往的人脈交付、支援前線，希望能讓戰場上投身軍旅的年輕人，能活著回來，所以取名為Come Back Alive。在2022俄國全面入侵之前，在烏東的戰線上，因戰事而喪生的烏克蘭人（包括軍人、平民）數量約14,000人。

Come Back Alive的正職成員已超過百位，分屬軍事、財務、發展與夥伴關係、戰略行動4個部門。Come Back Alive夥伴關係部負責人卡本科（Oleh Karpenko）解釋，包括他自己在內，夥伴關係部有7成的成員都是退役軍人，對於烏克蘭軍隊的運作、流程熟悉，能掌握軍隊的需求，也依此發展出組織的各項目標。

例如，他們籌辦狙擊手、去雷、利用無人機偵查等課程，後來成為烏克蘭國防部認可的訓練單位，至今訓練超過萬名軍人。他們透過平板電腦開發陸軍使用的砲擊系統Bronya-Armor，這個系統讓烏軍得以透過軟體運算，大幅縮短目標鎖定到砲擊的過程──原本看到攻擊目標到發出砲擊需要10到20分鐘，如今縮短至1分鐘。此外，他們在2個月內開發價格較低廉、約3,000美元（約新台幣9萬元）的移動式監控系統，360度監控敵軍的蹤跡，大幅降低受狙擊手攻擊的傷亡數字。

除了硬體，Come Back Alive也透過政策遊說、研究報告，推動國防改革、倡議退役與現役軍人的權利。

Come Back Alive執行長西穆（Taras Chmut）接受《基輔獨立報》（The Kyiv Independent）採訪時說：

「如果說我們創立的起點是俄軍對烏克蘭的入侵，那這個組織的終點，就是烏克蘭的勝利。在起點走到終點的路上，能做什麼、我們就盡力去嘗試。」

一開始，他們取得的物品包括：金屬探測器、發電機、筆電、汽車、夜視鏡、通訊設備等等。而今年2月俄羅斯大規模入侵烏克蘭後，Come Back Alive在3月取得了烏克蘭政府的許可，直接代表政府與國際廠商採購，他們與無人機廠商簽訂長期合作備忘錄。

光是過去1個月，Come Back Alive就又推出了3個大型專案，包括6座總造價超過200萬歐元（約新台幣6,538萬元）的移動式維修站──把維修站放在貨櫃上移動，無論任何地理條件下都能接近戰線，提供服務。移動式維修站將從南部戰線開始部署，讓烏軍的作戰能力能夠持續。

第二個專案，是15座與私人企業共同研發、能夠偵測敵方通訊跟電子訊號情報的訊息情報系統（signals intelligence, SIGINT），協助前線烏軍搜集情報和快速反應。他們還與烏方情報單位共同發起「黑盒子」的祕密募資，計劃打造一個降低敵方防守能力的設備，雖然因為安全因素未能公布募資的細部用途，但仍募到了約623萬美元（約新台幣1.9億元）。

從跨國的無人機購買，到與國內研發單位合作推出新的裝備、在武器與情資上增加烏軍戰力，快速回應戰場的變化與需求，Come Back Alive與軍方合作的模式，不只獨步全球，也讓民間支援前線的角色顯得史無前例地重要。

這個在戰爭中持續推動組織發展的Come Back Alive，究竟是怎麼持續壯大？他們如何集結民間的專業者與政府協作，又不至於和政府角色產生衝突？以下是《報導者》與卡本科的訪談，其中卡本科闡述Come Back Alive獨特的角色，以及他們怎麼在一場艱難的8年抗戰中，發揮作用，並在戰時推動改革。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2014年5月創立至今，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Come Back Alive組織的發展有何不同？

Come Back Alive夥伴關係部負責人卡本科（以下簡稱卡）：從2014年底開始，我們就脫離了志工的角色，成為一個專業的非政府組織，並且提供高於其他公共服務工作的薪水，來吸引這個領域中最優秀的專家跟人才。隨著規模跟需求變大，我們對人才的系統性培訓也不同，有專業領域的講座，也著重NGO人才的管理能力，提供人才到全國頂尖商學院的學習機會。第三，我們沒有往不同面向分散、擴大，沒有停留在淺層的事物，反而是不斷地確認我們想提供協助的面向──我們的重點是提供軍隊足夠好的科技設備，從熱像儀和夜視儀開始，並稍微擴展到無人機。隨著俄羅斯全面入侵到現在，我們新增了車輛、通信設備的提供。

報：既然是非政府組織，來自民間的你們怎麼與軍方保持緊密的聯繫跟合作？

卡：首先，我們有一條「熱線」讓軍方可以聯繫我們，或是由我們自己主動與部隊指揮官合作，他們對全局的掌握更高，會知道軍隊確切的需求。

第二，我們有駐紮在前線的6位經理，他們與各部隊一起工作，幾乎是住在軍隊裡，從東北的哈爾基夫（Kharkiv）到南部的敖德薩（Odesa），他們與部隊一起行動，不斷巡查，掌握戰爭的發展、戰爭行為的變化、發現部隊最迫切需要的物資或是支援的需求。

報：為什麼軍方會給予你們如此大的權限？一起行動，甚至開發武器？

卡：我總是說這是過去8年工作的結果，8年前開始互動的軍人，如今很多都成為各部隊不同階層的管理者了。

過去8年，所有到烏東頓內茨克（Donetsk）和盧漢斯克（Luhansk）地區輪調的部隊，（部隊指揮官）都會接觸到我們，他們會在出發前先打電話給我們，問當地的情況，也讓我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裝備，像是熱像儀、無人機和其他一些額外的支持。這是多年的合作關係了，我們跟指揮官們之間是人際關係，不存在獲得許可的問題。

對現在正在作戰的部隊也一樣，指揮官們確定任務之後，會聯繫我們的前線經理，我們的人在前線，直接看到他們的需求，會儘快把物資跟裝備送到。像是在東北的哈爾基夫跟南部的赫爾松（Kherson），這兩個主要對戰點都是很好的例子，快速補充軍隊的通信設備、夜視鏡、熱像儀、無人機，讓他們的攻勢更快、更能持續。這些足以持續壯大攻勢的關鍵設備，國家很多時候沒有能力快速的支援前線。

報：你們的前線經理，聽起來是非常關鍵的角色，也讓軍方更信任你們？

卡：對，我們團隊裡還有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會檢視每一個部隊的需求。伴隨著物資跟設備的支援，有時候必須提供人員的訓練，如果人員沒有足夠的技能操作設備，我們也不會給過多的設備，所以技能訓練也是我們提供的服務。

我們的前線經理跟專家還有更重要的角色──他們對前線的許多區域已經很熟悉了，包括當地的特殊性、地形、建築甚至氣候等各種情資，當新的部隊要輪調或派駐到那邊，我們會把關於當地的情資一併告訴他們，然後跟指揮官討論裝備、設備是否足夠，或是否符合在那個地方作戰的需求。我們的前線經理，是烏克蘭軍隊在前線累積知識跟經驗轉移的關鍵角色。

報：你們和軍方工作如此密切，為什麼不直接加入軍隊？卻是以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參與軍事行動？

卡：我們的任務是支持政府不足的地方，政府也完全理解這件事。烏克蘭政府體系太官僚了，我們不屬於任何政府機構的前提，讓我們的工作更機動和靈活。如果部隊1週後需要一些特殊裝備，我們1週內就能完成，但政府部門可能要6個月，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成為政府的一部分、限制自己的彈性跟靈活度呢？

保持靈活是我們作為慈善機構最重要的事，戰場上的局勢幾乎每天都在變，敵人也不斷有新花樣，我們必須儘快做出反應。官方無法做到這一點。例如，移動式監控系統的製造，是因為太多士兵被狙擊手殺死了，每個月有5到8個死於俄國狙擊手的攻擊，所以我們必須想辦法讓戰壕裡的士兵用其他的方式觀察敵情。（移動式監控系統）開發、設計和出資製造的整個過程只花了2個多月，並在接下來幾個月的時間部署到前線，有移動式監控系統的地方，因為敵方狙擊手而傷亡的數量大幅下降。如果是官方的話，可能甚至不會回應這個請求。

其次，我們靠民眾的捐款運作，沒有拿任何政府的預算，連地方政府的資金都不拿，所以人們才信任我們。守護這份信任、發揮這份信任的價值，是我們很重要的任務之一。成為政府組織之一，對我們的聲譽不是一件好事。

報：過去8年，烏克蘭軍隊聲稱已踏上改革的進程，有進展嗎？

我們也試著用遊說的方式，引導改革的方向跟速度。例如我們參與購買熱像儀的過程，當軍方無法確定所需的數量，我們從前線看到真正的需求，告訴擬定預算的人，前線要的不是50台，而是1,750台。

總體而言，作為一個2014年前就開始在軍中服役的人，我看到了軍隊的變化。國家組織是一個行動非常緩慢的大型官僚機構，一切改善得非常緩慢，但在好轉。

報：除了技術跟設備，作為民間組織，在制度上你們也能參與軍事改革？

卡：國土防衛策略的提出以及法案的撰寫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受國家安全與國防事務委員會委託，與總司令密切合作。因為我們一直沒有一個與國土防衛相關的法律規定，我們需要弄清楚它是什麼、整個國家應該做什麼，從研究、立法、到2022年1月正式實施，我們全程高度地參與。

在2021年，我們也接受總司令的邀情，進行一份關於烏克蘭軍人為什麼離開軍隊的研究報告。我們運用自己的人脈網絡，完成了大量真誠且內容具體的訪談，每個受訪者指出軍隊裡的沉痾、真實案例，看見烏克蘭軍隊的缺失。這份研究有公開的大眾版，也有更全面的、帶有機密資訊的300頁版本；報告最終確定7個關鍵領域並提出政策建議，希望降低專業軍人的離職率。

報：許多在烏克蘭工作的非政府組織，因為推動政策的改革或是參與投標，而面臨威脅和打壓。你們有這樣的經驗嗎？

卡：我們從一開始就盡可能地在組織定位、合法性上做到最好，以全公開的方式運作，每一筆捐款從哪裡來、花在哪裡，網站上都看得到；我們也從來不支持政治團體。這有助於我們避開可能遇上的問題。

我們從未試圖獲得政府資助，完全不朝這個方向努力。來自每一個烏克蘭老百姓的支持跟捐款是我們的主要優勢，他們把薪水一部分投入了Come Back Alive，代表著社會對我們的信任。即使官方想給我們錢，我也不確定我們是否準備好接受它，這是我們與其他民間團體不同的地方，是這個組織的本質，也是優勢跟運作彈性的來源。

報：但你們買的設備其實應該由國家採購，你們的採購、行動，可能會和政府部門的行動重複或發生衝突嗎？與體制內的人不會有競爭關係嗎？

卡：國家沒有錢。我甚至認為國防部的錢比我們還少。我們根本稱不上競爭。你看，去年國防部要採購1,500台通信設備；截至今天，我們已經購買了超過10,000台。我們在競爭嗎？我想不是。國家會繼續購買那1,500台，但同時，我們從波蘭找到馬來西亞，與世界各地的廠商尋求合作。這不會造成任何形式的競爭，我們的任務是支持跟補強政府的不足。

報：如今戰爭繼續擴大、延長，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也繼續徵兵動員，你們是否也成為目標？承受了什麼樣的威脅跟挑戰？

卡：我們遭到了俄方一連串的駭客攻擊，尤其是在2、3月入侵開始時，他們經常癱瘓我們的網站，試圖干擾金流的運作，但沒有成功。網路攻擊跟謠言的攻勢不斷，但那不足以影響我們。

俄國的這種動員已經持續了很長的時間，我們的挑戰是，隨著戰事持續拉長，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往後的好幾年，保持我們組織的文化，如何將收入保持在一定的水準、如何善用跟管理這些錢，並繼續快速地回應軍方的需求。對未來的目標依然不變，繼續做我們擅長的事：快速地、靈活地支援軍隊，並為他們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

我們也扮演軍隊跟民間的橋梁，這場全面戰事，相信讓更多人跟我們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