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的尺度來看，更清楚顯現問題的嚴重程度。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8月最新的全球統計，台灣年生育率千分之7.3在全球228個國家當中排名220，在亞洲則倒數第三，僅優於日韓。

有鑑於此，2018年行政院通過「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是總統賴清德在擔任行政院長任內的重點政策之一，具體作法是全面降低新手父母的育兒成本，除了地方縣府不斷加碼生育津貼、育兒津貼，針對學齡前兒童最主要政策是補助幼兒園的學費，讓家長得以安心送孩童到公私立園所就讀。

除了台北市信義區狼師長時間性侵與猥褻多名孩童的極端案件，更常見到的是日常生活作息中令孩童罰站、打頭、踢腳、巴臉、脫褲、強迫餵食、言語暴力等，發生不當對待行為的園所遍布全台，從今年4月以來見諸媒體的至少就包括苗栗縣通霄鎮、台中市大里區、台中市北屯區、桃園市八德區、台南市永康區、屏東縣枋寮鄉、新北市林口區、台中市烏日區、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三重區、新竹縣竹北市，平均一個月就有兩個園所的第一線教師，因為情緒失控或其他種種原因，對兒童作出嚴重程度不一的傷害行為。全教總幼兒教育委員會副主委楊麓潔指出關鍵：

「不當管教案裡面，9成都是私立或準公共化幼兒園。當初政府為了（公共化幼兒園）衝量，快速讓私幼可以直接進入準公共機制，必須要讓門檻變低，只要基礎評鑑有通過就可以申請，結果發生一個很奇妙的現象：因為門檻低、補助高，所以私幼業者『食好鬥相報』開始去申請，有一些原本經營不善、快要倒閉的園所，就復活了。有了量，卻失了質。」

從去年「教保條例」修正草案施行後，各縣市皆要對幼兒園的不當行為事件籌組調查與認定委員會，楊麓潔是高雄市首屆認定委員之一，過去一年至今已審查了約70個案件，「一整排刷過去都是私幼，其中超過半數都是準公幼。」她親身觀察到，準公共化進場之後，第一線教保人員不當管教的案例明顯增多，在表象的「情緒失控」背後，是環環相扣的難解因素。

孩子的舞蹈成果發表，是許多幼兒園老師被賦予的指標。「孩子在台上跳舞看起來光鮮亮麗，但往往家長不知道孩子在背後的心酸還有老師的壓力。為了7月的畢業典禮表演，我們在上學期的12月左右就要開始練，長官他們會看每個孩子的表現，誰沒跳得很OK就要老師留意，練到最後要非常完美，不能有任何跳錯、掉拍，這是我為何會離開（私幼）的原因，」某縣市非營利幼兒園教保員慧珍（化名）回憶。她曾任職私幼兩年，負責帶中大班，提到此一扭曲的職場環境，是許多私幼的普遍現象。

新北市是全國幼兒園所數最多的行政區，約有250間公幼與1,200間私幼，過去一年內的教保人員不當對待案件通報與成案量是全國之最，案件樣態可說是當前私幼現場環境的縮影。

「新北園所數非常多，占了全國六分之一，去年（2023）委員會內收到174件不當行為調查案，近8成都成案，但私立園所超收情形嚴重、疫情下這一批入學的孩子狀況又特別多，我其實很同情老師處境，」新北市立鶯歌國中附設幼兒園主任許家蓁如此表示。她是現任新北市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委員，幼教產業年資15年。

許家蓁審議的最新一起案件是何嘉仁集團的三重學仕幼兒園，教保人員打頭、摔作業簿、罰小孩以手撐地做出拱橋姿勢，並在身體下方放置擺著美工刀的膠帶台，這些不當對待行為背後是「失控幼師」其中一種樣態，以此案為例，是一名受過專業幼教的教育人員要帶23個大班孩童，師生比不符，給學齡前兒童做課後輔導和作業評量，面臨家長、園方多重交織的壓力，以及課業和才藝帶給學齡前兒童的挫折情緒。

高雄市榮民之家非營利幼兒園園長余美蘭過去長年（2000年到2017年）在私幼工作，她表示私幼現場人員在師生比不符等狀況下，得各自承受不合理、甚至互相包庇的封閉結構，出事了就處理掉「個人」，難以由下至上改革整體環境：

「我擔任私幼老師十幾年（2000年到2017年）來，每天工時都超過12小時，師生比在1：25到1：30之間，一個人必須8小時面對20幾個以上學齡前孩子的時候，根本沒有時間吃飯、上廁所、喝水，為了孩子安全的問題完全處在緊繃狀態。就算你今天帶了那麼多小孩，為那間園所帶來那麼多利益，薪水就是基本薪資而已，最多帶班的話一個人頭費算200塊，但在園方各種規定如學生轉出、忘了關電器等理由扣錢下，每個月薪水幾乎沒有剩多少。低薪、高工時、高危險性的環境之下，我覺得沒有一個老師能承受得了這麼大的壓力，尤其如果孩子發生什麼問題的時候，園長或那些高層把你推到第一線，不會有人幫你講任何一句話。」

而教育局的稽查更是如同虛設，稽查人員要來之前會提早通知園方，余美蘭曾任職、以雙語教學為號召的該幼兒園定期上演貓捉老鼠的戲碼：「因為上英文課是不合法的，公部門的人要來的時候，就必須帶著小孩『跑班』，我們曾經躲過地下室，躲在娃娃車上開到鄰近的分校，也躲過屋頂還有園長家裡。所謂的稽查都是假稽查，同事如果跟園所發生勞資糾紛，勞工局要來的時候一樣會告知，園方就會準備A／ B帳給人家看而已，打卡或評鑑資料也全部都是假的，全園連續一週加班到晚上12點趕出來。」

慧珍曾任職的私幼，則是：「小班就開始教數字、ㄅㄆㄇ運筆，還要出考卷，沒有寫出來就要課後罰寫，對於孩子來說真的太苛刻。績效考評時間要到的時候，我們就要把英文、數學、國語習作本收到櫃子裡面或者藏到倉庫。」

「雖然說政府有規定32,000元的每月基本薪資，但是到了雇主那邊就會開始東扣西扣，有的老師根本領不到政府規定的薪資；加上不當管教的法案上路之後，工作條件沒有提升但是加諸更多要求與法令約束，很多小事情都會被放大檢視，導致老師壓力很大，不想再待在幼教業，造成流動率提高，幼兒園找不到老師就會開始向下降低標準，沒有教師，就聘教保員，沒有教保員，就聘助理教保員，如此下去惡性循環。」

我國幼教市場化的發展趨勢其來有自。在國民教育仍不普及的年代，鄉村地區的農忙托兒所與小學附設幼兒園是主要提供學齡前兒童托育管道，之後隨著台灣快速邁向工業化與民主化，並沒有相對應的托育公共政策；但由於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雙薪家庭普遍，都會區的學齡前托育需求愈來愈高，政府留下來的空缺，隨即由民間市場補上，私立幼兒園因此從上世紀90年代起雨後春筍開在全台大街小巷，至今已演變成為連鎖集團，擁有雄厚的資本與政治遊說實力。

「等到政府想要回來做公幼的時候，私幼的阻力就很大了，背後政商關係的結構太大，難以撼動，」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長郭明旭以近期的準公共第三期為例，原本草案規劃退場機制追溯3年內違規紀錄，經過私幼業者抗議後，放寬自2023年3月1日才開始計算，並且將不能續約的條件限縮為負責人、園長對幼兒有違法的情形──換言之，即使發生教保人員虐童，園所仍能留在準公共的大傘底下。

以日前因幼兒性侵案引發集體公憤的台北市培諾米達幼兒園案為例，市議員洪婉臻就指出該園所於2019年單一年度有高達7次的違法紀錄，卻仍持續營運並請領上千萬的準公共幼兒園補助──具體而微凸顯出，準公共政策只衝表面數量，監督機制形同虛設，放任有問題的私幼持續招生，直到大規模性侵案爆發，紙包不住火，才被台北市教育局於2023年裁定停業。

「賴清德當市長的時候，台南市沒有任何一間非營利幼兒園，因為他一直覺得非營利幼兒園做不起來，認為政府不可以阻擋私幼的發展，在擔任行政院長的前一年，他把提高房屋稅增加的稅收補助台南市民去念私幼，」郭明旭說。

同樣都是由政府挹注資源，非營利幼兒園的監管制度相當嚴格，一年將近有6次，包括會計審查、到園檢查、績效考核等評鑑的制度；但準公共化幼兒園卻只要5年一次的基礎評鑑，且大部分核銷機制只要以文書作業即完成。更重要的是，前者由非營利單位辦理，被政府規範不准有盈餘，因此如同公幼一般具備真正的公共化目的，不會為了營利而超收，在固定的師生比之下，老師的勞動條件與穩定性相對較高；但後者以追求利潤為導向，超收跟師生比不符的情形不斷發生。

當外界對幼教業的職業標準不斷提高，缺乏監管、本質仍屬私幼的準公共工作條件沒有改善，教保員社會地位低落，沒有良好的職場支撐與專業的進修提升，「當老師情緒失控當下，沒有辦法控制的時候，其實是沒有其他替代方案的，導致更多讓人會覺得很傷心的事情發生，」楊麓潔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