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6日，我第一次收到約一萬字的初稿。奕含說覺得練習到一個程度了，找到說話方式，遂決定開始寫構思了7年左右的長篇。」美美說。

美美是林奕含過世前最親密的友人，她們會一起玩美美養的小貓、開雙關黃色笑話、盯著彼此的藥，就像女孩子拿出包包裡的配件小物賞玩比較，除此之外，她也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第一位讀者。

這一次，兩個女孩盯視著的，是「看不見的巨獸」。

單打獨鬥的作者沒有討論對象，除了福克納、費茲傑羅⋯⋯一座又一座的文學山峰，她以週為進度，每次傳送約一萬多字的新檔案，慎重地請美美「幫忙」；第一位讀者從開頭細讀，四、五天後回傳加上註記的稿件，她看進「最隱約、埋在字與字之間的字」，回覆的信裡「粉紅粉藍薰衣草紫而錯字是殷紅地做了記號」，比作者還生氣書裡頭情節，用紅字寫了「幹！」，又寫，「含，對不起罵髒話⋯⋯」

「我的反應應該和多數讀者差不多，許多段落讀完很不舒服、感覺痛苦，然而其中包含痛快的成分，我心愛奕含的文字，不因為我是她的朋友，我真心欣賞她之為一位作家，字斟句酌、節制求完美，但我同時清楚知道說『喜歡』是殘酷的。讀者之外，身為朋友，我最擔心奕含的精神狀況，她書寫時必定極為清醒而痛苦，像在自虐。我什麼都跟她說，讀不懂的地方、覺得好、超級喜歡的地方、擔心失去她的心情。」美美說。

「因為我們之間的默契，她相信我的『觀後感』，而那和『評論』是有別的。但我一直覺得我可以給她的很少。」她補充道。

孤獨的讀者與作者，知道這一趟艱難的逼近與注視，絕非只是療傷或互相取暖，而是要被看見。「從開始寫一直到完成這本小說，奕含說那只能算是一種慾望吧！我們聊過，寫出來無疑為了被看見，像舞台劇演員需要舞台和觀眾，就是這麼回事。」美美強調。

前後投稿數家出版社被拒後，林奕含終於與獨立出版社游擊文化取得合作。

當書在今年2月正式出版時，林奕含在2月7日的臉書（Facebook）貼文中，形容編輯小安：「她像扒開word檔的行與行／我原本不確定是否擁有的所謂靈魂或才華的什麼東西被她摸了一把／遂真的存在了。」

在眾多林奕含曾接觸的出版社中，游擊文化或許是最小也最沒知名度的。攤開過往書目，聚焦各種非主流的社會議題：流亡藏人、基隆碼頭工人、遊民、反機場徵收抗爭⋯⋯儘管多本出版品陸續得獎並累積良好的口碑，在此之前，他們對大眾而言仍十分陌生。

一反業界普遍「以書養書」的商業邏輯，游擊文化出版的節奏緩慢，也沒有辦公室，四位編輯至今還無法領固定月薪，平常得接其他外稿或排版的案子謀生，甚至還有同事會去當幾個月的約聘公務員。

2014年底成立以來，他們一直意欲開拓底層、邊緣議題的書系，當其中一位編輯看到林奕含去年4月短暫在網路流傳的婚禮致詞影片，決定寫信向她邀稿，書寫關於精神疾病的主題。

2016年5月31日，他們接到林奕含的回覆，說目前沒有關於精神疾病的寫作計畫，但手上有一篇小說，詢問游擊文化是否可能幫忙給予建議。

「她說那個時候很挫折又很自卑，我們內部討論後請她寄來稿子，」游擊文化社長郭姵妤說，「對於書稿，身為讀者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作為編輯，我不敢做這本書，一方面我對文學不夠瞭解，另一部分是自己的人生經驗有限，對書中角色的經歷與情緒不見得能完全理解，深怕在給作者回應時會造成傷害。」

6月20日游擊文化回信給林奕含，婉轉表示雖然看過後很喜歡，但由於與出版社屬性有段距離，擔心無法善待其作品。就在回信的這一天，恰好有出版社與她簽約。得知這個消息，游擊文化的同事都非常恭喜，深知對方有更多資源，各方面條件都是她作品最好的歸宿。

只有還不是出版社正式成員的張蘊方──林奕含口中的「小安」，對於將作者拱手讓人相當惋惜甚至有點氣。也看過初稿的她，彼時還在念研究所，僅偶爾幫忙美編或內頁排版工作，儘管從來沒有任何編輯相關經驗，但對於這部作品與作者有強烈感應，希望能夠接手勝任。

第一次找到林奕含當時的部落格來看時，張蘊方整整哭了兩天，「覺得這個人跟我對世界的心得幾乎一模一樣，有點嚇到，好像在代替我說話。很奇怪，很多經歷並不一定一樣，我明明沒有受過那麼大的創傷，也沒有真的去看精神科，可是我完全可以承接裡面展露的情緒。有機會的話，很想陪伴或保護這個人。」她說。

所以當林奕含在7月18日突然寫信給游擊文化，表示原本談好的合作破局，希望再協助介紹其他出版社時，他們再也沒有太多遲疑。幾位較資深的編輯當即與張蘊方深談，說明若擔任這份工作所需承擔的重責大任，以及與作者溝通過程中種種的「情緒勞動」。

「一開始她仍沒有要給我們出版的意思，畢竟游擊真的太小太怪了，沒人知道是誰。」張蘊方自嘲說。與作者第一次見面時，張蘊方就毫無保留地向她分享內心的強烈共感，並強調雖然資源可能較少，但能用最大的心力與尊重，去想怎麼樣是對她的作品最好。

在先生的陪同下，第二次見面後，林奕含大致認同且接受了合作邀請，正式簽約前，她去信問了最後一個問題：「如果又發生類似過去那樣，記者炒作新聞的情形時，出版社會不會與作者站在一起？」

「我們承諾會把她的意願擺在第一位，跟她站在一起。」郭姵妤說。

一個是從沒有做書經驗的編輯，一個是從沒有寫書經驗的作者，張蘊方和林奕含都在學著怎麼與這個世界達成某種妥協。雖然最終作者頭也不回地離世界而去。

「我一直覺得寫作、出版、賣書，都是太矛盾的事，記得之前有跟妳提過。寫作是一個人的事情，出版是面對大眾的事情。在市場上賣與不賣，又是不太有關的事情。所謂矛盾是如此⋯⋯我反對賣書作為寫作的『目的』──但若寫作的最終發表途徑只有把書放上市場，那就肯定要受到各種無關之物的檢討：比方包裝、比方身價、比方妳合不合大家胃口。根本不可能自外於這個『目的』。」

張蘊方在其中一封回給林奕含的訊息中如此寫道。就像她們無數次費時耗神的討論，關於要不要接受哪些採訪、到底怎樣是「不消費」，雖然本質上，出版就是一種消費行為。

出書後林奕含對於許多訪談邀約，包括後來廣為流傳的Readmoo的錄影、女人迷的專訪，起初都是抱著猶豫甚至排拒的態度。作者無法相信不是為其文字吸引而來的讀者，她早就十分熟稔，那些在她年輕生命中俗氣而老套的標籤，是如何地被大眾盲目的眼球吞噬。

「我很迷信『一本書最佳的表達方式就是書本身』／覺得作者受採訪、上講台都畫蛇添足／銷量這事亦然／賣不好我肯定要黯然的／可是賣得好又代表什麼？／賣多少才算好／後來小安跟我講／寫書的目的是被看見／在資本主義下被看見只有賣書一途／賣書便不免許多枝節藤瘤／所以重要的是在途中不斷檢視自己的邏輯是否一致／是否曾經把手鬆了？」

今年3月6日，剛舉辦完書展發表會並接受了2個採訪的林奕含，在臉書貼文寫道她和編輯不間斷的對話與思辨，檢視出版之於她的手段及目的。

「因此我採取的姿態和想法就一直都是，妳有一個重大的故事想和大家說──而且那是身為文學少女的妳的人生直至如今的全部。那是栽在文學中的妳才發生的事，也是透過妳，這故事才會這般地留下來。所以從賣得好不好的觀點，妳接不接受訪問，我都覺得不是很重要；但從『讓很多人看到妳想說的這個故事／事件』，這些平臺提供了一個場地、讓妳說話⋯⋯事情是流動的，而這比較像是因為出版而出現的某些未曾想過的機遇，那其實都比較像是「中途」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到達，因此很難說終極的『結果』會是如何──比較像是回音。」

既像有耐心的保母，又像真誠的朋友，張蘊方並不會為徬徨困惑的作者提供肯定明確的答案與建議，而是完整坦露自己的思緒與邏輯，向作者分享不同角度的看法，不為說服，而是一起面對這本書所有的出版過程。

除了出版後對每一個邀訪進行漫長的討論，出版前的寫作與審稿階段，編輯也嵌進了自己的生命，或說是對生命的絕望。

「初稿到了最後，伊紋跟毛毛在一起，與思琪的朋友怡婷見面，講了一些話就結束了。我覺得收得沒那麼好，我知道她不希望讀者讀起來得到救贖，可是最後的部分容易讓人誤讀，我希望能夠加強『不要讀到救贖』的成分，經過討論 ，後來加上的結尾就有比較明顯的『絕望感』。」張蘊方說。

那一天，張蘊方幾乎都沒用手機與電腦，同事與朋友之中，她最後一個知道林奕含的死訊。

點開臉書的對話框，最後一次討論到英文版書介，版權代理公司已經計畫把這本書推到英語世界，還有接下來即將展開的校園演講。

混亂的訊息中，這件事不像是真的，習慣性地想要叫她一聲，就像過去半年多來，那些親暱的撒嬌、注音文、洗貼圖，以及嚴肅的對話辯證。

4月27日晚上林奕含自殺的消息爆炸性蔓延開來，其父從凌晨起就不斷打電話給張蘊方，請她代筆寫下公開聲明，但她表示無法一人獨自決定，需要早上跟同事商議，體力不支錯過清晨6點的最後一通電話後，等早上9點再醒來，林奕含父親自己寫的家屬聲明就從Line群組傳開。

「雖然公開的形式、人們的反應與解讀方向，可能都不是奕含希望的，但我們至少知道，她沒有不願意讓大家知道小說跟親身經歷有關，」郭姵妤表示。

出版前夕，討論到若讀者或媒體將小說內容連結起她本人，該如何應對時，林奕含明確表示其實不怕別人知道，說出來對她而言更痛快，主要的顧慮是家人，「如果『那件事』公開了，她怕家人無法承受，因此我們的共識是，若被問到這個問題，就說是朋友的經驗。而當她最重視的家人已經主動發聲，為了澄清訊息來源的真實性，同事討論後便決定由我們統一對外發布。」郭姵妤說。

4月28日轉發完父母聲明，面對一堆需要處理的瑣事，游擊文化的成員彼此之間各自懷抱著心中疑慮：是否做錯了什麼？有無違背當初「跟她站在一起」的承諾？

「一直想著這個決定會不會違背奕含的意願？好幾天都睡不著，還夢到她傳來的訊息，在手機屏幕上亮著。一開始很生氣，誰盜用她的名字耍我，後來又很想知道她要跟我講什麼⋯⋯」郭姵妤說。

第一篇聲明引來廣大迴響，批評不該由父母為死者代言的聲浪也隨之而來。此一聲明具體疊合個人經歷與虛構文本，並把作者之死歸因於此，決定性地主導了後來的討論風向與閱讀方式，使得《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被大眾當成控訴文學或紀實報導來看待，媒體與網路鄉民的「小說辦案」更如火如荼展開。

出書前後，張蘊方是跟林奕含互動最緊密的人，除了作者之外，沒有人比她更了解這部作品；後續與同事討論出版社要如何向外界表達立場的過程中，也沒有人比她更孤獨。

「面對『出版社到底有沒有考量或顧慮到她』的質疑，即使我可以截取過往的對話紀錄證明什麼，但那樣的作法好像只是對我自己有利的辯護。」張蘊方說。她選擇誠實看待自身角色上的侷限，畫出對現狀認知的邊界，在5月9日與郭姵妤一同具名撰寫的公開聲明中，解釋出版社最初的考量以及事後的反省，強調「擅自解讀、認定他人痛苦的形狀，只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下的心安理得」，並呼籲讀者不要「把作品當成按圖索驥的八卦指引」。

儘管真誠的反思一如過去與作者在世時的對話，但當新聞日夜放送渲染，街頭巷尾人人議論，爭先恐後地悲悼、氣憤、解析，已經容不下冷靜的聲音，更不巧的是，被影射為書中「狼師」的陳國星在當天晚上也對外發表聲明，有名嘴甚至不懷好意地質疑兩者時間點過度巧合。

「過去我跟她的互動並不是在預備這一天，所以我也不能就著對話紀錄說奕含的『遺願』是什麼。雖然她時而跟我傳達想死的狀態，但我自己也覺得活著很痛苦、且這種痛苦旁人即使願意也無法分擔──所以死掉也沒關係──我的問題就是，太把『想死』這件事視為理所當然，沒有意識到該為此準備什麼。」張蘊方說。

死亡點出了時間的有限與個體的渺小，使她體認到，只要有人選擇結束生命，所有事情就變成了對那個生命而言，永遠的「來不及」。而且就算再怎麼自認能夠理解他人，也終究有一道無可跨越的差距。

「比如有一次奕含跟我分享事情，我回答了『可以想見』，她突然糾正我：『可以想見』跟『真的遇到』是兩回事。當時覺得這只是語病而已，後來檢討才發現太輕率了：即使我自認理解有80%，但我並沒有意識到那20%的距離。即使可以站在她的位置上想，但其實更重要的是意識到『侷限』。當妳100%身在某個傷害之中，妳就是已經被摧毀了，這是一件注定無可改變的事。或許下一個人不會被摧毀，但終究都是下一個人的事情。」張蘊方說。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結束在豪宅大樓裡的圓桌聚餐，長輩們你一言我一語地邊夾菜邊開著無關痛癢的玩笑、發表對他人生命的揣測。熱絡而靜止，寫實又超現實。

作者近乎預言般地，描繪出在她過世之後，吵雜的人世。一張又一張嘴開開闔闔，評論著林奕含與房思琪，直到她們成為抽象的符號。

「寫完那個圓桌場景後，她一直叫我稱讚她很神！」張蘊方談到經她建議、作者修改的結局時，眾人不自禁發出少女的燦笑，美美接著提到，「她常常看自己寫完的東西說，『靠！這根本就是天才寫的吧！』可是每次投文學獎都沒中⋯⋯」

她們眼中閃著光，彷彿看到那個平常幽默活潑的林奕含，又出現在眼前。

「最後這個結尾，她真的很滿意，像一個空鏡頭畫面，這棟大樓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美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