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小說或文學的分野，社會寫實派在日本書市不但有其銷售貢獻，更是戲劇改編的熱門。為問題發聲，為歷史事件找輪廓，為社會現狀提出質疑，亦毫不畏懼挖苦嘲諷政府和財團，如果不是作者有強悍的書寫魂，加上出版事業體系的強力奧援，以及讀者和閱聽大眾用銷售數字和戲劇收視票房的具體表現來相挺，絕對不可能辦到。

是否因為日本人長期以來在政治表態的冷漠，以及「盡量不打擾人」的民族性使然，使得這類小說的書寫和閱讀反而成為情緒出口，不得而知。不過以台灣讀者的視線看來，日本社會寫實小說成為台灣翻譯出版的要角，確實是閱讀者的幸福。

雖然與動漫讀者有所重疊的輕小說，以及純文學和本格或非本格推理仍然在市場活躍，不過從大眾文學閱讀為導向的「直木賞」和書店店員投票產生的「本屋大賞」這兩大獎項入選名單看來，確實有濃厚的社會寫實派當道的意味。

轟動的社會案件，歷史沒有給答案的政治懸案，人性與權力互相糾結的產業醜態，大人物的壯烈，小人物的悲歌，從小範圍的命案到大範圍的連續殺人事件，報導或輿論給的是企圖接近真相的碎片，事件過後由作家透過小說書寫的延伸借位，即使聲明「文字劇情皆屬架空」，「若有雷同，純屬巧合」，但這樣的聲明往往更令人想要從架空的小說劇情，去探索真實事件的對照版本。小說可能還原某部分事實，也有可能在事件之外拉出另一條未解決事件，作者有他們解讀的立場和角度，把這些企圖灌注在主角配角人物關係之中，給答案或給思考，這是閱讀社會寫實小說最痛苦也是最暢快的地方。

事件後的整理反省和事件繼續惡化的警示，建構了社會派小說的使命感。

一定要提到的作家是「山崎豐子」，出身於大正年間的大阪船場，原為媒體記者，小說考究功力驚人，文字量豐厚，閱讀她的小說作品必須投注長時間與專注力，非得要有打硬仗的覺悟才行。

《白色巨塔》寫醫學體系的必要之惡與絕對之善；《兩個祖國》寫到日裔美籍在二戰時期的國家認同與戰後審判的掙扎；《華麗一族》寫關西鋼鐵財閥和銀行產業之間的關係；《不毛地帶》描述二戰大本營參謀從西伯利亞戰俘回歸日本的商戰生涯；《命運之人》戳入沖繩回歸的政治籌碼和媒體良心；《不沉的太陽》以日航123空難為背景，探討事件背後的日本運輸省與航空界問題；《偽裝集團》寫到財團利用音樂聯盟與左翼成立的音樂組織互相拉攏工人團體的企圖。

小說格局根本是好幾倍大河劇的份量，光是取材就已經耗日費時，更別提採訪遭拒的困境，畢竟小說有相當鮮明的真實人物對照組，小說發表之後必然有所爭論，譬如《白色巨塔》從雜誌連載開始就不斷引起醫界反彈聲浪，小說改編成戲劇遇到的上映阻撓也不小，《不沉的太陽》雖找來「渡邊謙」等大卡司，但實際上院線時，仍遭到日本航空施壓，最後強行突破，日航也只能表示遺憾。

山崎豐子曾經在自述文集《我的創作・我的大阪》（《天下雜誌》出版）之中提到她原本身處《每日新聞》報的大組織中，因為報社前輩「井上靖」離職時鼓勵她，「人們若寫作自己的生涯或家庭，無論是誰，一生中至少都能夠寫出一篇小說吧」，因此花了7年時間書寫才發表了小說《暖簾》，再以《花暖簾》獲得直木賞，沒想到收到井上靖寫在稿紙上的賀詞竟是「恭喜獲得直木賞，歸途之橋已燒毀」，催促她必須有身為作家的覺悟，因為「沒有什麼是一支筆所辦不到的⋯⋯」，畢竟「歸途之橋已燒毀」，職場前輩井上靖以文豪口吻相贈的賀詞，真是厲害。

山崎豐子因而離開報社，專心寫作。「突然與原本的生活劃清界限，僅憑一支筆便要生存下去，還真讓人膽怯地打起冷顫」，沒想到就這樣從昭和33年（1958）辭去工作，直到2013年過世，超過半個世紀，奉獻給小說，成為一生志業。

山崎豐子坦承自己有很強的取材魂與調查癖，「為了小說的採訪，行程排得像神風特攻隊出擊一般，」因此常被人戲稱為「採訪之魔」。

山崎豐子早年受訪時曾經提過，得獎之後，可能會有許多委託寫作的案子，但是她依然想要堅持「半年讀書，半年寫作」的原則，也許會被質疑擺架子，或有人懷疑她可能寫不出來，但她認為，「為了寫出好作品，而拒絕接受委託案，是對委託者的一種尊重。」

山崎豐子選擇的長篇小說題材頗為冷硬，但她就是有辦法把小說人物性格寫得萬般精采，之中甚至有挑戰政治與財經社會禁忌的用意，倘若沒有強大的出版編輯體系和小說讀者相挺，或因畏懼題材牽涉到金錢權勢和敏感政治議題而縮手，後續也應該沒辦法改編成戲劇播出。甚至同篇小說可以跨越不同年代由不同主角與製編團隊再次翻拍，也都獲得口碑與影響力，這是日本社會與小說讀者在事件反省的層面上，始終沒有缺席的參與力量，讓這類小說題材可以成為閱讀與戲劇主流的原因吧！

山崎豐子在1974年受訪時曾經提到，被稱作社會派，或是社會小說，「我自己卻因此感到疑惑」。不過到了2009年，她在一篇文章裡面提到，自從《白色巨塔》之後，媒體幫她冠上「社會派作家」之名，「只是因為我原本的個性不會忽視弱者，也不容許不合理的事情，碰巧運用在與社會相關的主題上罷了。」

山崎豐子在寫完《大地之子》之後，自覺再也寫不出更好的作品，想趁機引退時，長期賞識她的《週刊新潮》編輯「齋藤十一」先生卻為她打氣，「演藝人員可以引退，但藝術家不能引退，要邊寫邊踏入棺材，那才叫作家。」果真山崎豐子直到2013年過世之前，仍在《週刊新潮》連載《約定之海》，該小說也成為她最後的遺作。

有機會的話，也想談談其他社會寫實派作家，宮部美幸、東野圭吾、村上龍、橫山秀夫、重松清，以及那些以小說文字在事件鑿洞，讓我們看見的光。

注：山崎豐子受訪記錄，摘錄自《我的創作‧我的大阪》（《天下雜誌》出版／山崎豐子著；王文萱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