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Konica軟片有兩句經典的廣告詞，一句是「他抓得住我」，另一句是「我用Konica寫日記」。Konica是軟片品牌，因此這句廣告詞後來就演變成「用相片寫日記」。1990年代的大眾攝影還是底片的天下，網際網路還不算普遍。那時的電話是電話，相機是相機，隨身聽是隨身聽。因此，用相片寫日記顯然是底片廠商的一種推廣與期待。經過了二十餘載，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我們真的用了相機來寫日記，今天的電話是相機、是隨身聽、是一台電腦。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人們拿起手機拍照，現在看起來，李立群的廣告詞儼然就是一個預言。

我還是攝影科班學生的年代，必須學習大量的攝影科學技術與知識。那些科學知識包含了光學、化學、敏感度測量學；技術上則是不斷地操練暗房技能、攝影技能。學期考試必須帶著計算機計算透鏡的焦點、蛇腹長度與光圈值。學期作業則是像化學實驗一般，用水浴法將沖片藥水控制在正負0.5 ℃以內，以手工精準地控制沖片條件，然後再用儀器測量底片銀鹽濃度，用方格紙描繪出每一格底片的濃度與曝光指數。如我先前受過工程訓練的同學，則是直接寫程式、用電腦繪製曲線圖，用數位溫度計取代指針盤式溫度計，用工程計算機與微積分公式取代徒手計算。

但是，今天學習攝影的學子們不再需要接受這種訓練，這些技術操練與知識訓練已經收攏在晶片的程式裡；神速的手動對焦與目測對焦也成為倚老賣老的故事。和我經歷同一時代的朋友與前輩們不要抱怨、更無須動怒，這是一種社會事實，它不僅具有客觀性、強制性、也存在著普遍性。它也許讓我們對過去的機械相機存有緬懷，但也讓攝影進入到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即是內容。

儘管這個時代充斥著日常生活照片，但是想要「學習攝影」的學子們顯然不是為了學如何「P圖」、如何「美肌」到不科學而學習攝影。毋寧相信他們是在這個攝影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攝影的年代，渴望獲得如何透過攝影來獲得探索世界、介入社會、或是創作藝術的知識與能力。

在攝影術這麼普及的年代，普及的並不僅是攝影本身，而是整個生活世界的「視聽化」。

因為技術的解放，我們不再局限於定格相片這樣的媒介，影音也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透過Ｇoogle街景找一家餐廳、透過影音獲得商品資訊、透過某個網紅的直播了解時事、參與評論⋯⋯這是當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年前某個公部門官員們急著問我，如何找到infographic的學者前來講課；今年他們急著找的是Instagram行銷專家為他們講課。他們意識到，政府不再只能透過電視、報章雜誌，用傳統的文字形式進行訊息傳布，那已經不是當代社會人們獲得資訊的方法了。他們知道，在這個講求秒殺、秒懂的年代，民眾只願意用電梯從1樓爬升到8樓的時間看完一則資訊，那將會是手指往上滑不超過3次的文字量、1分鐘的影音、或是一張明白清楚的圖表與複合資訊。過去那種咬文嚼字的文筆、細說從頭與鞭辟入裡的冗長文章，不再是現在受眾的菜。

同樣的，這個現象也是一種社會事實。它或許讓我們對過去的寫作者與文字存有緬懷，但也讓資訊進入到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那同樣是內容。

在我看來，大眾並不是沒有辨識能力，大眾知道什麼短片是廢片，什麼文章是廢文。大眾是不是花了更多的時間在看廢片與廢文是另外一個議題，但是對一個學習從事媒介內容產製的工作者而言，一則3分鐘短片究竟要說什麼、闡述什麼概念，那才是挑戰。對一個編輯而言，如何將各種複雜的訊息整合成視覺化的資訊圖表、這個資訊圖表可以讓讀者看完以後，秒懂了什麼事，那才是困難。

在這次的工作坊當中，學員們確實懂得使用各種媒介工具，拍照也不再是唯一的方式。學員們可以很快速地摸索影音技術，或是各種照片的表現形式。但是不意外的，內容仍舊是學員們的挑戰。

一位拍養蚵戶的學員很快地發現，他找不到切入這個題材的議題。另一位透過影音拍攝家人的學員發現，她在拍攝過程中反省了她與家人的關係，從而修改了題目，有了極大的轉變與進步。無論是找不到主題的議題性，或是發現了自己的動機值得商榷，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討論、尖銳質問、毫不客氣的批判中獲得。在這個過程中我也發現，做為導師，我們的經驗、知識、觀念與態度才是學員們所需要的。我認為，在專題報導的學習中，這是產生內容的重要基石。因此，我欲提供給學員的學習，會是經驗多於技術、觀念多於操作、態度多於方法。

本期的工作坊很精采刺激，我知道有些學員在簡報時非常緊張，但他們還是表現出極佳的勇氣。他們被逼著進入田野、簡報時被導師咄咄逼人地質問，甚至毫不客氣地指出功課不足之處。但是他們也受到劉子正導師的影響，反省了作品表現形式的意義、面對黃建亮導師的質問，開始思考想拍攝的題目對自己有什麼意義、吸納謝三泰導師的分析，理解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

很多朋友對台灣的攝影環境抱持悲觀態度，但我是樂觀的。在攝影術這麼普及的年代，還有這麼多人願意這樣地學習紀實攝影與專題報導，何須悲觀？